第23章 针对唯一重要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第1 / 3页）
“你在……说笑？”最后，某人问道。
“我不这么觉得。有人告诉过我，我很没有……幽默感。”扎克尔说。
这时，另一名男子站起身来。他把头盔摔在冰面上，脱掉球衣与护具，裸着上半身。
“这样够不够？还是要脱光？”班杰问。
他看到伊丽莎白·扎克尔站在冰面上。他希望自己能像她一点。她会死死地将脚踏在敌人脖子上。
* * *
伊丽莎白·扎克尔将所有球员分成两队，用绳索将每队队友牢牢地绑在一起。只要其中一个队员倒下，全队都会跟着倒下。
“这算哪门子的老太婆练习法！？”其中一名老队员咆哮着。他被一名踉踉跄跄的队友绊倒，重重摔在了冰面上。然而，扎克尔不为所动。
他们必须持续练习，直到学会与彼此合作，共同进退，成为共同体。他们可以不断流汗、不断呕吐，但最后一试必须成功。直到连亚马都累倒、瘫软在短边线上时，扎克尔才让他们解开身上的绳索。然后，她就取来一把漆弹枪。其中一名老球员喃喃自语道：“现在糟老太婆脑充血了……”
大家都说，领导力意味着做出艰难、使人不快、不受欢迎的决定。领导们总是听到这句话：“把你的工作做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只有在还有人愿意跟随的前提下，领导才能继续领导。而人类对领导的认识始终是一致的：如果你的决定对我有利，你就是公平的；如果同一个决定让我有损失，你就是暴君。对一般人而言，真相非常简单，却不容易接受。我们绝少希望见到“对大家都好”的决定。通常，我们只希望自己过得好就好。
彼得心思重重地关上电脑，把文件夹放回到书架上，踏上通往冰球场的阶梯。他在看台站位区的地上坐了下来。法提玛在远处打扫，他向她招招手，但她只是简短地点点头作为回答。她不希望引人注意，她必须在甲级联赛代表队开始练球之前就完成打扫工作，她不希望亚马在队友们面前丢脸。彼得心想：这个小男孩真的这么以母亲为耻吗？
从许多方面来看，法提玛比彼得本人更像人们刻板印象中的熊镇居民：低调、自傲、努力工作、绝对不容忍胡说八道。夏天刚来临时，球会的账户已经空空如也。彼得意识到法提玛没有领到薪水。然而，当他打电话给她时，她只说：“不用担心。我和亚马挺得住。”彼得知道，在某几个月的月底，亚马仍然必须捡空瓶罐来换钱。所以，他非常羞愧地说：“你不能没有薪水，球会有责任……”但是，法提玛打断了他的话：“球会？那也是我的球会。我儿子的球会。我们挺得住的。”只有特殊的人、特殊的球会，才能做到这一点。
入秋后，法提玛领到了薪水。彼得也领到了薪水。今天早上，他打算付球会的账单，但是电脑又死机了，他就打电话给银行。话筒另一端的男子听起来困惑不已：“这些账单已经付清啦。”不只是一笔账单，而是所有的账单。理查德·提奥可不是信口开河。即使记者会还没有召开，赞助商已经开始投资了。彼得将能够拯救自己的球会。所以，他为什么还感到如此焦虑不安呢？
甲级联赛代表队的集训开始了。下方冰球场上的人都以为，电灯能亮、按时拿薪水、观众蜂拥而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冰球界，反正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嘛。我们并不是真正在这项体育活动中成长的，在冰球场上我们就还只是想打打球的小孩子：一个橡皮圆盘、几个好朋友、开灯！现在，我们上路吧！
扎克尔也许读出了他的嘴形，天晓得呢！不过，她回答道：“根据我的了解，你们很喜欢说‘老太婆’。我可以担保：当你们被我训练时，你们会很害怕自己打球像老太婆的。”
球员们紧张起来，还有人趴在水桶上呕吐。扎克尔示范性地对着其中一个球门的横杠发射了一枚漆弹，弹壳跌落下来，那枚坚硬的漆弹引爆成一块黄斑。
“我带过一支女子冰球队。她们非常不擅长从球门前带球反转，更不想挡下对手射门，因为她们怕痛。所以我就请她们把衣服全脱光，试着从中线滑到球门前方触摸横杠，而我就用漆弹射击她们。她们每成功一次，我就请她们一人喝一杯冰啤酒。你们知道她们对我说什么吗？”
没人搭腔。因此，扎克尔只好自己说出答案：“她们说‘见鬼去’。不过，当然了，她们是……老太婆。而你们呢？你们又是什么东西？”
冰面上的男子们凝望着，但扎克尔只是等待着。一分钟过去了。其中几名男子紧张得咯咯笑，但扎克尔只是站着，一动不动地握着枪。
但是彼得知道代价。他就是在承受这些代价。那只是木料、金属、被踩烂的嚼烟碎片，以及摇摇欲坠的栏杆。不过，当黑衣人在看台站位区跳上跳下的时候，它就震颤起来。他们高歌时，歌声简直要将屋顶掀翻。“我们是熊，我们是熊，我们是熊，来自熊镇的熊！我……们……是熊！我们……是……”
一切顺利时，这种支持就像一堵坚实的墙支撑着你，但在诸事不顺时，这股力量可是极其恐怖的。这么多年来，整个球会里就数彼得最卖力地批评“那群人”。当他们打群架时，他试图在冰球馆里安装摄像头；当坐领高薪、表现却不如预期的球员企图毁约时，他就努力证明他们受到了提姆的党羽的威胁。一直以来，理事会办公室里穿着西装大衣的男子总是会教训彼得一顿，骂他“没事找事，做出不必要的挑衅行为”。但事实上，理事会成员对“那群人”也是怕得要命。只要符合理事会西装男子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放任“那群人”用暴力统治整个小镇。不过，现在呢？此刻，彼得终于有机会将“那群人”斩草除根，但他却犹豫起来。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在表决时力挺他，让他留在球会，他觉得自己亏欠他们？因为他是胆小鬼？还是说，这和理查德·提奥有关？难道彼得担心他扫除了暴民势力，结果让政客们的影响力乘虚而入？到底是在脖子上文着文身的暴民可怕，还是穿西装打领带的政客恐怖？
在他担任体育总监的最初几年，蜜拉常提醒他：“我们不是一个害怕打架的家庭。”她始终比较强硬，这位热血的律师比颇具外交手段的体育总监还要有赢家头脑。但现在，想找机会打上一架的人是彼得，蜜拉则犹豫起来。而理查德·提奥也许是对的，或许彼得只是太天真了。世界极其复杂，而他却希望它非常简单。
当他在加拿大打球时，教练说过：“赢球不是一切。它是唯一！”但是彼得欠缺“杀手本色”。在练球时，如果他的球队遥遥领先，他就放慢节奏，原因是不愿意羞辱对手。教练的人生哲学是“永远把脚踏在敌人的脖子上”，但是彼得没有这种特质。赢球就够了，不需要痛宰对手。之后的某次集训，对手从零比五的劣势下反超成功。“给我用心打球！”教练尖声大叫。而彼得始终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在二十年前的那场决赛上，他最后一击失手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也许，他现在就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不敢完整兑现对理查德·提奥做出的承诺。你所能够应付的敌人的数量是有上限的。彼得知道自己得做好自己的工作，他只是不确定自己到底该做哪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