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助(第2 / 3页)
人民大众认为你摒弃大众的标准就等于摒弃所有的标准,是地地道道的道德律废弃论;荒淫无耻之徒会借哲学之名为他的罪恶贴金。然而,意识的法则常在。有两种忏悔,我们必须做其中的一种才能赎自己的罪。你可以用直接的方式,也可以用反射的方式证明自己无罪,从而完成你的一系列职责。考虑考虑你是否满足了你和父亲、母亲、表兄弟、邻居、城镇、猫、狗之类的关系,其中的任何一个是否能够责备你。然而我也可以忽略这种反射的标准,赦免我自己。我有自己苛刻的要求和完善的循环论证。许多职务都被称为职责,意识法则可拒绝这种称谓。然而如果我清偿了它的债务,它就使我能够摒弃大众的准则。如果有人以为这个法则太宽松,那就有一天让他去维护它的戒律好了。
一旦我们开始探究自信的根由,一切原始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魅力就迎刃而解了。那受信赖的人是谁?一种普遍的依赖所基于的原始的“自我”又是什么?那没有视差,没有可测元素,使科学为之茫然的星星把美的光芒甚至射进了猥琐卑劣的行为中,只要那里露出些微独立的痕迹,可它的性能是什么呢?这种探究使我们追本溯源,原来那既是天才的本质,也是美德和生命的本质之所在,我们称之为“自发性”或“本能”。我们把这种基本智慧叫做“直觉”,尔后的教导则都是“传授”。在那种深邃的力量,也就是无法分析的终极事实中,万事万物发现了它们共同的根源。因为生存感在静谧的时刻从灵魂里冉冉升起,我们却不知不觉;它跟万物、跟空间、跟光、跟时间、跟人不仅没有什么不同,反而跟它们合二为一,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从它们的生命与存在所产生的同一个根源上产生的。我们先分享万物赖以存在的生命,然后把万物看成自然界里的种种现象,而忘记了我们和它们具有同一个起因。这就是行动和思想的源泉。这就是产生赋予人智慧,只有不信上帝和无神论才予以否认的灵感的肺。我们躺在无边的智能的怀抱里,它使我们成为它的真理的接受器和它的活动的器官。当我们发现正义、发现真理时,我们不主动做任何事情,而只是让它的光辉通过而已。要是我们问这从何而来,要是我们企图窥探造成万物起因的灵魂,一切哲学就成问题了。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就是我们能够证实的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区别他心灵的有意的行为和他的无意的知觉,而且知道一种绝对的信仰应归因于他那些无意的知觉。他也许在表达那些知觉时会出差错,可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是不容争议的。我蓄意的行动与获得不过是在漫游罢了——毫无根据的幻想,最轻微的自然感情,驾驭着我的好奇和崇敬。没有思想的人在陈述知觉和陈述见解时同样容易产生矛盾,或者更容易产生矛盾;因为他们区分不了知觉和观念。他们满以为我想看见这件事就看见这件事,想看见那件事就看见那件事。然而知觉不是异想天开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看见了一种特性,我的孩子们随后也会看到,最后,全人类都会看到——虽然碰巧在我之前没有人看到过它。因为我对它的知觉如同太阳那样,是一件明晃晃的事实。
灵魂和神灵的关系非常纯洁,所以企图插足其间予以帮助反而有亵渎之嫌。情况一定是这样的:上帝说话的时候,他应当传达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他应当使他的声音响彻全世界;他应当从现在思想的中心散播出光明、自然、时间、灵魂,把全体从头开始,重新创造。每当一个心灵单纯,并接受了一种神圣的智慧的时候,旧事物就会消亡——手段、导师、经文、寺庙,全都崩溃了;这个心灵生活在现在,把过去与未来全都并入现在的时刻里。万物都因为与它休戚相关而显得神圣无比——而且彼此不分高下。万物都被它们的起因融进它们的中心,而且在普遍的奇迹中,一个个微小、特殊的奇迹就消失了。因而,如果一个人声称了解上帝,并谈起对上帝的看法,而且使你回想起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度的某个沦亡了的古老民族的用语时,别相信他的话。橡树是橡实的圆满与完成,难道橡实就比橡树优越?父亲把自己成熟的存在浇铸到孩子身上,难道父亲就比孩子高明?因而,为何如此崇拜过去呢?过去的一个个世纪都在密谋反对灵魂的健全与权威。时间与空间只不过是眼睛造成的生理颜色,而灵魂却是光明;它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是白昼,它在哪里消失,哪里就是黑夜;而历史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一种伤人的举动,如果它不仅仅是关于我的存在和形成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寓言的话。
人总是胆小怕事、内疚于心的;他再也没有刚强正直的气质了;他不敢说“我认为”、 “我就是”,而是一个劲地援引圣贤之言。他面对一片草叶和一朵盛开的玫瑰感到无地自容。我窗前的玫瑰花不管从前的玫瑰花或者比它们更好的玫瑰花;它们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对它们来说,没有时间。有的只是玫瑰。只要它存在,每时每刻它都是尽善尽美的。没等叶蕾绽开,它的整个生命就已经活动了,在盛开的花朵里不见其多,在无叶的根中也未见其少。它的天性得到了满足,它也满足了大自然,时时刻刻都是一样。然而人有延宕,有记忆,他不在现在生活,而是眼睛向后,哀悼过去,要不,就是对周围的财富不予理会,却踮起脚尖展望未来。如果他不跟大自然一起超越时间,在现在生活,他就不会快乐,不会坚强。
这一点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了。然而看看多么坚强的智者竟然不敢听上帝本人的话,除非他说的是我并不了解的大卫、耶利米或保罗的语句。我们总不能永远对几篇经文、几篇传记定那么高的价。我们就像死记硬背老奶奶、家庭教师的语句的小孩子,等长大以后,又死记硬背他们碰巧看到的有才气、有个性的人们的语句——不辞辛苦地回忆人家说过的原话。后来,等他们具备了曾经说过这些话的人们的观点时,他们才算理解了那些人,才愿意把那些话丢开,因为时机一到,他们随时都可以把话说得一样得体。如果我们生活得真实,我们将会看得真实。那就像强者保持坚强一样容易,也像弱者保持软弱一样容易。当我们有了新的知觉时,我们将很乐意把窖藏的财宝像从前的垃圾一样从记忆上卸掉。当一个人与上帝生活在一起时,他的声音就像潺潺的溪水和沙沙的谷田一样甜美。
现在到了最后,关于这一论题的最高真理仍然未曾谈及,大概也无法谈及,因为我们所谈的一切只不过是对直觉的遥远的记忆。我通过现在最能接近的手段来表达的那种思想就是下面这样的情况。当善接近你的时候,当你身上有生命的时候,那不是通过司空见惯的渠道达到的,你是发现不了别人的足迹的,你是看不到人的面孔的,你是听不到任何名字的——那种渠道,那种思想,那种善,必定是新奇无比的。它必定把实例和经验统统排除在外。你走的路是从人那儿来的,不是到人那儿去的。一切曾经生活过的人都是它的被遗忘了的代理者。恐惧和希望同样都在它的影响之下。即使希望之中也有某种低下的东西。在幻想的时刻,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感激的东西,严格地说,也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欢乐的东西。凌驾于激情之上的灵魂看见了同一性和永恒的因果关系,发现了真理和正义的自我存在,因为知道万事如意,便处之泰然。大自然无垠的空间、大西洋、南太平洋——漫长的时间间隔,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都无关紧要。这种我想到和感到的东西过去构成了每一种原先的生活与环境状况的基础,就像它们现在构成了我的现在的基础,构成了所谓的生和所谓的死的基础一样。
由于不顺从,世人就对你横眉冷对,要对你横加鞭笞。因此一个人就必须懂得怎样判断一张愠怒的面孔。在大街上,在朋友的客厅里,他会遭人白眼。如果这种反感也像他自己的一样来源于轻蔑和反抗,他不妨哭丧着脸回家了事。可是群众的愠怒的面孔,同他们欣喜的面孔一样,并无深沉的原因,而是随风向的变化、报纸的操纵而转换。然而群情激愤比议院或学府的不满更为可怕。一个阅世深沉的坚强人物,忍受有教养的阶级的愤怒倒不难。他们的愤怒有理有节,因为他们胆小怕事,本身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如果在他们阴柔的愤怒之外,再加上大众的愤慨,如果无知贫穷之辈也被鼓动起来,如果社会底层愚昧野蛮的势力也被激发起来咆哮嚎叫、龇牙咧嘴,那就需要宽大的襟怀和宗教的修养大显神通,把它当作区区小事来对待了。
使我们不自信的另一个恐惧就在于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致;把我们过去的言行奉若神明,因为别人的眼睛除了我们过去的行为,再没有别的资料来推算我们的轨迹,而且我们也不愿意使他们失望。
可是你为什么要有头脑呢?为什么把你记忆的死尸拖来拖去,唯恐与你在某个公共场合发表的言论相矛盾呢?就算你自相矛盾,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智慧的一个标准似乎就是决不一味地依赖你的记忆,甚至也不大信赖纯记忆的行为,而是把过去带进众目睽睽的现在进行鉴定,并永远生活在一个新时代里。在你的形而上学里,你已经拒绝赋予上帝人格:然而当灵魂的种种虔诚意向到来之时,那就全心全意地服从它们好了,尽管它们赋予了上帝形体和色彩。就像约瑟把他的衣裳丢在淫妇手里那样,丢开你的理论逃跑吧。
愚蠢的一贯性是渺小的心灵上的恶鬼,受到小政客、小哲学家和小牧师的顶礼膜拜。如果强求一成不变,伟大的灵魂就一事无成。他还是去关心墙上自己的影子算了。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明天再把明天的想法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尽管它可能跟你今天说的每一件事相矛盾——“啊,那你一定会遭人误解。” ——难道遭人误解就那么糟糕吗?毕达哥拉斯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凡是有过血肉之躯的每一个纯洁和智慧的精神莫不如此。要伟大就要遭人误解。
我想谁也不能违反自己的天性。他风发的意气受他的存在规律的牵扯,犹如安第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重峦叠嶂,在地球的曲线中仍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怎么估价、考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节离合体或亚历山大体诗歌——把它顺着读,倒着读,或斜着读,拼出的字都是一样。上帝允许我过这种令人愉快、表示忏悔的林中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让我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只是把我真诚的思想逐日记录下来,我毫不怀疑,人们将会发现这种思想对称和谐,尽管我无意如此,也看不出它具有这种性质。我的书应当散发出松树的芳香,回响着昆虫的嗡鸣。我窗前的燕子应当把它嘴上衔的线头、草茎也编织到我的网里。我们是什么样子,别人也会把我们看成什么样子。性格的教育作用远在我们的意志之上。人们总以为他们仅仅借助于外部的行为来传达他们的善与恶,殊不知善或恶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一种气息。
有用的只是生命,而不是已经生活过了。力一旦静止就不复存在了,它存在于从一种旧状态到新状态的过渡时刻,存在于海湾的汹涌澎湃之中,存在于向目标的投射之中。这是一个世界讨厌的事实,却是灵魂形成的事实,因为它永远贬低过去,把所有的财富变成贫困,把所有的信誉化为耻辱,把圣徒与恶棍混为一谈,把耶稣和犹大都推到一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瞎唠叨自助呢?因为有灵魂在,就有力量,它不是自信力,而是作用力。谈论他助只是一种可怜的表面的说话方式。还是说有依赖作用的事情吧,因为它起作用,存在着。比我更能服从的人主宰着我,尽管他不费举手之劳。我必须借助精神的引力围着他转。当我们谈到突出的美德时,我们认为它华而不实。我们看不到美德就是“顶峰”,也看不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只要对原理有适应能力和渗透能力,便肯定会借助自然规律,征服和驾驭所有城市、国家、国王、富人和诗人,因为这些都不是顶峰。
如同在每一个论题上一样,这就是我们如此迅速地在这一论题上所取得的终极事实:一切转变为永远神圣的“一”。自我生存就是终极原因的属性。它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所有较低级的形式,按照这种程度它制定了衡量善的标准。真实的万物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优点。商务、农牧、狩猎、捕鲸、战争、雄辩、个人影响都是重要的东西,并且作为自我生存的存在和不纯行动的实例赢得了我的敬仰。在自然界,我看到同一个规律在为保护和发展而发挥作用。在自然界,能力是衡量正当的基本标准。大自然不允许任何无自助能力的东西滞留在她的各个领域。一个行星的起源和成熟,它的平衡和轨道,劲风过后弯倒的树又挺起身来,每一个动植物的生命力,凡此种种,都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因而也是自助的灵魂的表现。
这样,一切都在集中:让我们切勿飘游,让我们跟这动因一起待在家里。让我们仅仅宣布一下这神圣的事实,叫那强行闯入的一堆乱哄哄的人、书和制度瞠目结舌吧。叫入侵者把鞋从脚上脱下来,因为上帝就在这里。让我们的单纯裁判它们吧,让我们对自己规律的顺从在我们天生的财富旁边演示自然和命运的贫困吧。
然而我们现在是群氓。人对人没有敬畏之心,他的天才没有得到规劝留在家里,使自己与内心的海洋交流,而是走到户外从别人的缸里讨一杯水。我们必须独来独往。我喜欢礼拜仪式开始前沉默的教堂胜过任何讲道。那些人看上去多么遥远,多么冷淡,多么贞洁,用一块围地或一座圣殿把彼此圈住!所以让我们永远坐着。我们为什么应该装出我们的朋友、妻子、父亲或者孩子的那副糊涂样子,就因为他们围在炉边坐着,据说和我们有同样的血统吗?所有的人都有我的血统,我也有所有的人的血统。我并不因为这,就要承袭他们的暴躁或愚蠢,甚至到为它感到羞愧的地步。然而你的孤立绝不是物质上的,而应当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一定要崇高。有时候,全世界似乎都在密谋用夸大了的琐事纠缠你。朋友、客人、孩子、疾病、恐惧、匮乏、施舍,一起拥来敲你那私室的门,说道——“出来,到我们这儿来。”然而,保持你原来的状态,千万别出来卷进它们的纠纷。人们打扰我是蛮有能耐的,我只好漠然置之。不通过我的行动,谁也别想接近我。 “我们爱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可是由于贪心不足,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爱。”
如果我们不能立即具备服从与信任的神圣感情,至少让我们抵抗一下对我们的诱惑吧,让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在我们的撒克逊胸怀里唤醒雷神和战神、勇敢和坚定。只要说真话。这一点在太平之世就可以做到。制止这种假殷勤和假慈善吧。再不要满足跟我们交谈的受骗的和骗人的人们的期望了。对他们说,父亲啊,母亲啊,妻子啊,兄弟啊,朋友啊,迄今为止,我一直跟你们表面上生活在一起。从此以后我要做真诚的人。现在让你们知道,从今往后凡是低于永恒法则的法则我决不服从。我只要亲近,不要盟约。我将努力赡养父母,抚育子女,做一个妻子的忠贞的丈夫——可是我必须按照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供养这些亲属。我不服从你们的习俗。我必须成为我自己。我再也不能为你而毁了自己,或者毁了你。如果你看中我的本质而爱我,我们将会更幸福。如果你做不到,我仍然愿意设法给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隐藏起来。我愿意真心希望:凡是深沉的东西就是神圣的东西;我愿意真心希望:在太阳、月亮面前,凡是使我由衷地高兴的事,心灵委派的事,我都愿意做。如果你高尚,我会爱你;如果你不是这样,我不愿意献假殷勤去伤害你,也伤害我自己。如果你诚实,可是又跟我的诚实不是一回事,那就忠于跟你志趣相投的人,我也愿意去寻求我的同道。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谦恭和真诚。不管我们在谎言中生活了多久,在真诚中生活同样符合你的利益,符合我的利益,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难道这话今天听起来相当刺耳?你很快就会爱上你我的天性所要求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追随真理,最终它会把我们安安全全地领出去——然而,这样做你也许会给这些朋友造成痛苦。是的,然而,我不会出卖我的自由和力量去顾全他们的感情。况且,当人们向外一望,窥进绝对真理的领域时,人人都有自己理性的时刻;到那时,他们会证明我是对的,而且会做同样的事情。
行为尽管千变万化,但是总会有一种一致性,这样,每一个行动在它们关键的时刻都显得既诚实又自然。因为行为不管看上去怎样千差万别,但由于出于一个意愿,因此仍将表现得非常和谐。那种差异在思想保持一定距离、一定高度时,就看不出来了。一种趋势把它们都连为一体了。最好的船只的航程也是千曲百折的。如果从远处看这条航线,它就变直,接近了平均趋势。你真正的行动会把自己解释明白,还会把你其他真正的行动解释明白。你的顺从却什么也解释不了。独立行动吧,你独立的所作所为现在就会证明你是正确的。伟大则求助于未来。如果我今天非常坚定,把事情做对了,并且瞧不起人们的眼光,那说明我以前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为的就是现在为自己辩护。不管将来如何,现在把事做对。如果永远蔑视外表,那你永远都可以把事做对。性格的力量是积累而成的。从前美好的岁月把它们的兴旺统统注入今天。什么东西造成了议会和战场上的英雄们的威严,它是如此令人心潮澎湃?是对昔日一连串伟大的岁月和胜利的意识。这些伟大的岁月和胜利合成一束光辉,把奋勇前进的行动者照亮。他好像由一队看得见的天使护送着。正是这种东西把雷霆送进了查塔姆伯爵的声音,把威严送进了华盛顿的举止,把美国投进了亚当斯的眼帘。对我们来说,荣誉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它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它一直是古老的美德。我们之所以今天崇拜它,就因为它不属于今天。我们热爱它,我们敬仰它,因为它不是捕捉我们的热爱与敬仰的陷阱,而是能够自力更生,因而具有一种古老纯洁的血统,即便表现在一个青年人身上,也是如此。
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次听到顺从和一贯。从此就让这两个词宣布作废,并变得荒诞无稽。让我们听到的不是开饭的锣声,而是一声斯巴达横笛的吹奏。让我们再也不要点头哈腰、赔礼道歉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要来我家就餐。我无意讨好他,我倒是希望他应当想讨好我。我要站在这里维护人性,尽管我想让它慈悲为怀,但我更要使它真心诚意。让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谴责当代那种圆滑平庸、沾沾自喜的作风,并把已成为一切历史结论的事实掷到习俗、贸易和公司的面前:哪里有人做事,哪里就有一个伟大负责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在工作;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天性自然。他衡量你,衡量一切人和一切事。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使我联想到别的某件事,或别的某个人。性格,真实,使你联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它就等于天地万物。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使周围的一切环境显得无关紧要。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需要无限的空间、人数和时间完成他的构想——而子孙后代就像一串随从,紧紧追随着他的脚步。一个名叫恺撒的人诞生了,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罗马帝国。基督诞生了,千千万万个心灵在他的天才哺育下成长,忠于他的天才,久而久之,人们把他和美德与人的潜力混为一谈了。一种制度是一个人的延长了的影子,正如古代隐修会之于独修者安东尼,宗教改革之于路德、贵格会之于福克斯、卫理公会之于卫斯理、废奴运动之于克拉克森,而西庇阿被弥尔顿称为“罗马的巅峰”。一切历史都很容易把自己分解为少数几个坚强认真之人的传记。
那就让一个人认清自己的价值,把万物踩在自己的脚下。在这个为他而存在的世界上,让他不要像慈善堂的孤儿、私生子,或爱管闲事的人那样探头探脑,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然而一个街上的普通人望着一座高塔或一尊大理石神像,便自惭形秽,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不具备与造塔和雕像的本领相匹敌的价值。在他看来,一座宫殿,一尊雕像,乃至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具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岸神气,很像一套装饰华丽的用具,似乎对人这样说:“你是什么人呀,先生?”其实这一切都是归他所有,它们要邀得他的光顾,祈求他施展本领把它们据为己有。那幅画等着我去鉴定,它不是向我发号施令,而是由我来决定它是否值得称赞。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说的是一个酒鬼烂醉如泥,躺在街上,被人抬到公爵的府上,先给他梳洗、打扮,然后再把他安顿到公爵的床上,等他醒过来后,俨然被当作一位公爵,人们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并且向他保证,他一度显得神志不清。这个寓言之所以受人欢迎,就是因为它惟妙惟肖地象征了人的处境,人生在世,就是一名醉鬼,然而有的时候会清醒过来,运用他的理性,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位真正的王子。
我们读书就等于行乞、寄生。在历史中,我们的想象欺骗了我们。王国和贵族,权力和庄园,比起小家小户和日常工作中的小民百姓约翰和爱德华来,是一些更加堂皇的字眼。可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对二者来说是相同的,二者的总数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对阿尔弗烈德、斯堪德贝和古斯塔夫奉若神明呢?就算他们功德盖世吧,难道他们穷尽了天下的恩德?今天一个人的得失全靠你个人的行为,就像从前那些显赫的人物需要借助追随者的脚步一样。一旦平民百姓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光辉就要从国王的行为转移到志士仁人的行为上了。
世界一直被国王们引导着,他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个国家的注意力。他们谆谆教导说,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国王,那高尚或伟大的业主,按他自己的法律在人们中间活动,制定他自己衡人度事的标准,推翻别人的标准,谁做了好事给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荣誉,并且以朕代法。对于上述种种做法,人们处处听之任之,他们所表现出的耿耿忠心就等于一种象形文字,大家模模糊糊地用它象征他们关于自己的权利和体面,也就是每个平头百姓的权利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