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助（第3 / 3页）

所以尽量利用被称为“命运”的一切东西。大多数人在跟她赌博，全盘皆赢或全盘皆输，全看她的轮子怎么转动了。然而，你务必把这些赢得物当作非法的东西搁下，并且跟上帝的司法官“因果”打交道吧。有“目的”地工作、获取吧，你已经拴住了“机缘”的轮子，从此以后，你就一定会处之泰然，对她如何旋转就无所畏惧了。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次纯利的增加，你的疾病的痊愈，久别的朋友的归来，或者别的什么好事情，都会振奋你的精神，于是你便认为好日子就在前头。别相信。除了你自己，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除了原理的胜利，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

我并不武断地反对为了艺术、为了研究和慈善目的的环球旅行，只要人首先喜欢家居，不指望为获得比他已掌握的更高超的知识而出国。谁为了取乐，为了获得他手里没有的东西而旅游，谁就在做脱离自身的旅行，在老古董当中，即使青春年少，也会变成老朽。在底比斯，在帕尔米拉，他的意志和心灵已经变得像那些城市一样古老而坍塌。他把废墟带进了废墟。

旅游是傻瓜的天堂。我们最初的旅程发现：对我们来说，地方无关紧要。在家里，我梦想着：在那不勒斯，在罗马，我可以在美中陶醉，丢掉我的忧伤。我打点好衣箱，拥抱过朋友，登船航海，最后在那不勒斯醒来，旁边还是那严峻的事实，那个我原来逃避的、毫不退让的、同一个忧伤的自我。我寻找梵蒂冈和那些宫殿。我假装沉醉在景色和联想中，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沉醉。我走到哪儿，我的巨人都陪伴着我。

三、然而，旅游的狂热却是影响整个智力活动的一种更深的不健全的征兆。智力是漂泊不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的是骚动不安。尽管我们的身体被迫待在家里，而我们的心灵还在彷徨。我们模仿，除了心灵的彷徨，模仿还会是什么呢?我们的房屋是按外国情调建筑的；我们的橱架是用外国的装饰品装饰的；我们的见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才能，都十分贫乏，还追随着“过去”和“远方”。灵魂在艺术已经繁荣的地方创造了艺术。艺术家正是在他自己的心灵里寻找他的原型。那只不过是把他自己的思想运用到要做的事情上和要观察的环境上。我们为什么要照搬陶立克或哥特式的原型呢?思想的美、便利、宏伟以及离奇的表现，离我们、离他人都是一样近，如果美国的艺术家愿意满怀希望和爱心研究他要做的事，考虑过气候、土壤、白天的长度、人民的需要、政府的习性和形式之后，他就会创造一座人人都觉得住起来合适的房子，而且情趣也会得到满足。

坚持你自己，千万不要模仿。你自己的天赋你随时可以用终生修养的积蓄力量表现出来；然而，选取的别人的才华你只能临时地、部分地占用。每个人干得最出色的事，只有他的造物主才能教给他。除非那人把它表现出来，否则，它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不会知道。能教莎士比亚的老师在哪里?能指导富兰克林、华盛顿、培根或牛顿的导师又在何处?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无与伦比的。西庇阿的西庇阿主义就正是他借不到的那一部分东西。研究莎士比亚永远造就不出莎士比亚。做指派给你的工作吧，你不可奢望太高，胆量过大。此时此刻，给了你一种表达方式，勇敢而崇高，犹如菲迪亚斯的巨凿、埃及人的巨型泥刀、摩西或但丁的大笔，但又跟这些不尽相同。灵魂尽管满腹珠玑，辩才无双，也不可能屈尊重复自己；然而，你如果能听见这些鼻祖说的话，你肯定也能用同样一种音调回答他们。因为耳朵和舌头虽然是两种器官，却是一种性质。住在你生命的淳朴、高尚的地域，服从你的心声，你一定会再现史前的世界。

四、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艺术，眼睛朝外看，我们的社会精神也是如此。人人都以社会改良为荣，而没有一个人有所改良。

谁丢掉人的普通动机，敢于相信自己会做一名监工，那就需要他具有某种神力。他的心地要高尚，他的意念要忠诚，他的目光要明澈，这样，他才可以认认真真地成为自己的学说、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法律。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之于他才可以像铁定的需要之于别人那样坚强！

有一种东西被人们明确地称为社会，如果有人把它的方方面面加以考虑，他就会看到这些伦理道德的必要。人的筋肉和心脏似乎被抽了出去，于是我们就变成了胆小如鼠、灰心丧气、吞声饮泣的可怜虫。我们害怕真理，害怕命运，害怕死亡，害怕他人。我们的时代产生不了伟大完美的人物。我们需要能够革新生活、革新我们的社会状况的男男女女，可是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是些破落户，连自己的需要也满足不了，空有凌云志，实无回天力，只好日日夜夜屈身行乞。我们管家就等于行乞，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宗教，都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社会替我们选择的。我们是客厅里的士兵。我们躲着命运的恶战，而力量恰恰就是在那里产生的。

如果青年人在他们的第一个事业中失利，他们就会彻底地灰心丧气。如果青年商人失败了，人们就说他破产了。如果最优秀的天才在我们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毕业一年之后还没有在波士顿或纽约的市区或郊区任职，他和他的朋友似乎都认为他应该灰心丧气，应该终生抱怨。从新罕布什尔或佛蒙特来的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把所有的职业都一一试遍了，他赶过车，种过地，当过沿街叫卖的小贩，办过学校，当过牧师，编过报纸，进过议会，买过一片六英里见方的地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多年以来，而且永远好像一只猫，从不摔跤，他抵得上一百个城市里的玩偶。他跟时代齐头并进，并不因为没有“学专业”而感到丢脸，因为他没有延误他的生命，而是已经生活过了。他不是有一个机会，而是有成百个机会。让一个斯多葛放开人的聪明才智，告诉人们：他们没有靠着柳树，不但能够，而且必须把自己分开。随着自信的实施，新的力量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就是成了肉身的道，生下来就是为医治万民，他应当对我们的同情感到羞愧，一旦他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把法律、书本、偶像和习俗统统扔出窗外，我们就不再对他可怜，而要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而且那位导师一定会恢复人生的光彩，使人名垂青史。

要使一种更加伟大的自助在人们的一切职责和关系中，在他们的宗教中，在他们的教育中，在他们的事业中，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在他们的联系中，在他们的财产中，在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不难。

一、人们允许自己做些什么祈祷呀！他们所谓的神职并不怎么勇敢刚毅。祈祷的眼睛向外看，要求某种外来的添加物来提供某种外在美德，结果把自己迷失在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调停性的和奇迹般的无穷无尽的迷宫中。恳求某一种商品——低于整个善的任何东西——的祈祷，是邪恶的。祈祷是从最高的观点对生活事实的观照。它是一个观察者的欣喜的灵魂的独白。它是宣告自己的造物甚好的上帝的精神。然而，祈祷作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就无异于狗盗鼠窃了。它意味着天性和意识中间存在着二重性和不统一。一旦人与上帝连为一体，他就不会乞求了。到那时，他就会在一切行动中看到祈祷。农民跪在自己的地里祈祷除去地里的杂草，船夫跪在船上，一边划桨，一边祈祷，这些都是从自然界里听到的真正的祈祷，尽管目的都不怎么高贵。弗莱契的《邦杜卡》一剧中的卡拉塔奇，在人们劝他探究一下奥达特神的心意时，他答道：

社会从来没有前进。它在一个方面有所退步，在另一个方面则有所进步，速度都是一样迅速。它经受着不断的变革；有野蛮社会，有文明社会，有基督教社会，有富裕社会，有科学社会，然而这种变革并不是改进。因为有所得，必有所失。社会获得了新技艺，却失去了旧本能。穿着讲究、会读书、会写字、会思索的美国人跟赤身裸体的新西兰人形成了多么尖锐的对比，前者口袋里装着怀表、铅笔和汇票，后者的财产只是一根木棍、一支长矛、一张草席和一间许多人共寝的棚屋！然而，把二者的健康状况加以比较，你一定会看到白人已经丧失了他原有的体力。如果旅行家给我们讲的确有其事，那么，试用一柄巨斧砍那个野人，一两天之后，肉又愈合得完好如初，仿佛你砍进去的是柔软的树脂似的。然而，同样的砍击会把那白人送进坟墓。

文明人造出了马车，却丧失了对双足的利用。他用拐杖支撑身体，却失去了肌肉的不少支持。他有一块高级的日内瓦表，却丧失了依据太阳定时的本领。他有一份格林尼治天文年鉴，一旦需要，保证可以得到资料，然而街上行走的普通人却认不得天上的星星。二至点他不观察；二分点他不甚了解，那完整灿烂的年历在他的心灵上没有标度盘。他的笔记本损害了记忆力。他的图书馆使他的智力承受不了，保险公司增加了事故的次数，机器是否没有危害，我们是否由于讲究文雅反而丧失了活力，是否由于信奉一种扎根于机构和形式中的基督教而丧失了某种粗犷的气质，这些都成问题。因为每一个斯多葛都是一个斯多葛，然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基督徒又在哪儿呢?

道德标准上的偏差并不比高度或块头标准上的偏差多。现在的人并不比过去的人伟大。可以看出古代的伟人与现在的伟人不分高下。19世纪的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一起发挥作用，教育出的人物并不比普鲁塔克两千三四百年前笔下的英雄们更伟大。人类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福西翁、苏格拉底、阿那克萨戈拉、第欧根尼都是伟大人物，然而，他们并没有留下类别。谁如果真够得上他们的类别，谁就不会被人用他们的名字称呼了，而是独树一帜，也就成了一个派别的创始人。每一个时期的技艺和发明仅仅是那个时期的装束，并没有振奋人心。机器经过改良有其利也有其弊。哈德森和白令乘着他们的渔船完成了那么多的伟大业绩，连装备已经集科学技术之大成的巴利和富兰克林也为之咋舌。伽利略用一个观剧的小型望远镜发现了一系列的天文现象，其辉煌成就使后人永远望尘莫及。哥伦布乘一只无甲板的小船发现了新世界。每隔一个时期，工具和机器就要遭到毁弃，看到这种现象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东西几年前或几百年前被人采用时引起过莫大的轰动。伟大的天才都具有返璞归真的能力。我们把战争艺术的改进看作科学的成就，然而拿破仑依靠露营征服了欧洲，其中有依靠赤手空拳的英勇，有孤立无援的险境。这位皇帝认为不可能建立一支完善的部队，拉斯·卡斯说：“并没有消灭我们的武器、弹药、粮秣和车辆。然而到了后来，士兵仿照罗马人的做法，竟然自己解决粮食供应，用手磨面，自己烤起面包来。”

社会是一个波浪。波浪向前运动，然而构成波涛的水却不运动。同一个粒子不会从波谷升到波峰。波浪的统一仅仅是表面现象。今天一些人创建了一个国家，明年一死，他们的经验也跟他们一起付之东流。

所以，对财产的依赖，包括对保护财产的政府的依赖，是缺乏自助的表现。人总是见物不见人，长此以往，他们便把宗教的、学术的和政府的机构视为财产的卫士，他们极力反对对这些机构的攻击，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对财产的攻击。他们估价彼此的标准不是一个人是什么，而是一个人有什么。然而，一个有教养的人出于对自己天性的新的敬重，便为自己的财产感到羞愧。他格外憎恶他所拥有的东西，如果它是意外到手的话——通过继承、馈赠或犯罪所得，于是他感到那不是所有物；那不属于他，在他身上没有根基，仅仅是放在那里，因为革命，强盗没有把它抢走。然而，一个人是什么总是通过需要获得的，人所获得的东西就是活的财产，它不是听候统治者、暴民、革命、火灾、风暴或破产的指使，而是人在哪里呼吸，它就永远在哪里自我更新。阿里哈里发说：“你的全部或部分生命在追求你，因而你就停止追求它吧。”我们对外国货的依赖导致了我们对数量的盲目崇敬。政治党派召开无数次的会议；集会规模越来越大，每宣布一件事就喧声震天。从埃塞克斯来的代表团！从新罕布什尔来的民主党人！缅因州的辉格党员！千万双眼睛在注视，千万只臂膀在挥动，面对这种场景，年轻的爱国志士便感到比以往更加坚强。改革家们也如出一辙，又是召集会议，又是投票选举，还做出大量的决定。别这样，朋友们！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上帝才肯垂顾，进驻你的心中。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一切外援，独立于天地之间，我才会看到他的强大和成功。他的旗帜下每增加一名新兵，他就变得虚弱一些，难道一个人还不如一座城?别有求于人，在千变万化之中，只要你立稳了台柱，不久就一定有人出现支持你周围的一切。谁如果知道力量是与生俱来的，知道他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他从自身之外别的地方寻求善，有了这种领悟，谁就会毫不迟疑地依赖自己的思想，立即纠正自己，挺身而立，驾驭自己的躯体，创造奇迹，恰如一个靠双足站立的人比一个用头倒立的人有力一样。

他的隐义就在我们的努力中；

我们的英勇就是我们最好的神。

另一种假祈祷就是我们的懊悔。不满就等于缺乏自助，也无异于意志薄弱。懊悔灾难去吧，如果你能借此帮助受灾者的话；倘若帮不了什么忙，那就一心干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祸害就已经开始得到补救了。我们的同情也是一样地卑劣。我们去看望他们，他们哭天抹泪的，我们便坐下来陪着他们哀号，而不是用振聋发聩的办法晓他们以真理，送来健康，使他们重新与自己的理智交流。幸运的秘诀就是我们手中的欢乐。自助的人永远受神和人的欢迎。所有的大门都对他敞开；千言万语向他致敬，荣誉的桂冠全戴给他，所有的目光都急切地追随着他。我们的爱出去找他，拥抱他，因为他并不曾需要。我们牵肠挂肚地、满怀歉意地抚爱他、赞扬他，因为他从来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我们的非难放在眼里。诸神爱他，就因为众人曾经恨他。 “天国的神动辄就去眷顾那百折不回的人。”琐罗亚斯德说。

人们的祈祷是意志上的一种弊病，同样的道理，他们的信条是智能上的一种弊病。他们跟那些愚蠢的以色列人说：“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你说吧，随便哪一个人跟我们说，我们都愿意听从。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无法遇到我兄弟心中的上帝，因为他已经关上了他的庙门，仅仅在背诵他的兄弟的上帝，或者他兄弟的兄弟的上帝的寓言。每一个新的心灵就是一种新的类别。如果它证明了一个具有不同凡俗的活动与能力的心灵，证明了一个洛克、一个拉瓦锡、一个赫顿、一个边沁、一个傅立叶，那它就把自己的类别强加于他人了，看！一种新的体系。一个学生的思想越深沉，思想接触到并使他能得到的事物越多，他就越自负。然而，这一点在教义和教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教义和教会也是按照责任的基本思想和人跟上帝的关系而行动的某种伟大心灵的类别。加尔文派、教友派、斯维登堡派都是这样。学生喜欢让一种事物服从新的术语，就像一个刚刚学了生物学的女孩子喜欢从中看到新土壤和新季节一样。过上一段时间，学生会发现通过研究他的老师的心灵，他的智力增长了。然而在所有失衡的心灵里，这种类别被偶像化了，它被看作目的，而不是一种可以很快用尽的手段。所以，在他们看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体系的墙和宇宙的墙混为一体了；在他们看来，天上的日月星辰就挂在他们的老师建造的拱顶上。他们无法想象你们这些门外汉怎么会有权看到——你们怎么能看见， “那一定是你们用什么办法把光从我这儿偷走了”。他们还是看不出那种光由于不成体系，顽强不屈，会射进任何荆室蓬户，甚至他们的也不例外。让他们叽叽喳喳议论片刻，然后，就把它据为己有吧。如果他们心地诚实，行为得体，那么，他们整洁、崭新的家畜栏立刻就显得太狭窄、太低矮，立刻就会裂缝，就会倾斜，就会腐朽，就会消失，而那不朽的光既年轻又快活，霞光万道，绚丽多彩，将会普照宇宙，就像它在第一个清晨做过的那样。

二、正是由于缺乏自我修养，所以人们便迷信旅游，把意大利、英国、埃及的文化奉若偶像。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至今仍对旅游趋之若鹜。有人曾使英国、意大利或者希腊在人的想象中变得肃然起敬，但他们自己却像一根地轴，固守在原地不动。在决断的时候，我们感到职责就在我们的岗位上。灵魂绝不是一个旅游者，智者总是足不出户，如果有必要，有义务，叫他在什么场合离开他的住所，或者到外国去，但他仍然好像待在家里，而且还用他的面部表情使人们意识到他是在传播智慧和美德，像一位君王一样访问一个个城市和人物，而不是像一个商贩或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