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 慎（第1 / 2页）

学者由于过双重生活使我们蒙受耻辱。某种高于谨慎的东西活跃的时候，他令人敬仰；在需要常识的时候，他则成了一个累赘。昨天，恺撒没有这么伟大；今天，绞架下的犯人也不会更加可悲。昨天，闪烁着一种理想世界的光辉，他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人中魁首；现在，贫病交迫，那只有自作自受。他就像旅行者所描述的那些常去君士坦丁堡集市的可怜虫，整天鬼鬼祟祟，面黄肌瘦，衣敝屣陋，偷偷摸摸；晚上趁集市还开着的时候就溜到鸦片铺里，吞上几口，就变成安静、光荣的先知了。谁没有看见过不慎的天才的悲剧，他跟琐屑的拮据苦斗多年，终于潦倒心寒，筋疲力尽，毫无成果，像一个被针扎死的巨人?

谨慎是感官的优点。它是表面的科学。它是内心生活最外在的活动。它是把思想当作公牛的上帝。它按事物的规律推动事物。它愿意遵照身体条件谋求身体的健康，按照智力法则谋求心灵的健康。

一个人应当把这一类最初的痛苦和屈辱——大自然把这些送给他时毫不拖沓——作为这样的暗示接受下来：他除了自己劳动和自我牺牲所得的正当果实，切不可期望别的好处，这样做岂不是更好吗?健康、面包、气候、社会地位，自有它们的重要性，他会公平对待它们的。让他把大自然看成一名终身顾问，把她的完美视为衡量我们的偏差的精确尺度。让他把黑夜当黑夜，把白昼当白昼。让他控制消费习惯。让他明白在个人经济上用的智慧跟在一个帝国上用的一样多，从中汲取的智慧也一样多。世界的法则就写在他手里拿的每一块钱上。即便它只是“穷理查”的智慧；或者按英亩买进，再按英尺卖出的市井的谨慎；或者农民间或插上一棵树，好趁他睡觉时生长这样的节俭；或者表现为节约一点工具的挥动、节约一点时间的花费、节约一点库存的使用、节约一点小小的收获那样的谨慎，他知道了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害处。谨慎的眼睛永远不会闭上。铁如果存放在五金店里，就会生锈；啤酒如果酿造时环境不适当，就会变酸；船舶上的木头在海上不会腐烂，如果搁置在又高又干的地方，它就会收缩，变形，干朽；钱，如果我们保存着，绝对产生不了纯利，还容易丢失；如果投了资，就容易造成某种股票的下跌。铁匠说，铁越打越好；晒干草的人说，让草耙尽可能接近镰刀，让马车尽可能接近草耙。我们北方人做买卖就因这种极端的谨慎而闻名。买卖赚钱——好钱、坏钱、干净钱、破烂钱——并保全自己，靠的就是它倒钱的速度。铁不会生锈，啤酒不会变酸，木头不会腐烂，印花布不会过时，股票不会下跌，就因为北方人让它们尽快脱手。滑过薄冰时，我们安全与否全看我们的速度了。

我有什么权力必须论述我稀缺的谨慎，而且还是消极型的谨慎?我的谨慎表现为躲避和凑合，而不是发明方式方法，不是巧妙地引导，不是耐心地修补。我没有善于花钱的本领，也没有经济的天才，谁见我的花园都说我非得再有一个花园不可。然而，我热爱事实，憎恨圆滑和没有领悟力的人。这样看来，我论述谨慎的资格就跟我论述诗歌和神圣的资格完全相同。我们不仅靠经历来写作，也靠灵感和对抗来写作。我们描绘那些我们并不具备的品质。诗人赞赏精力旺盛、谋略不凡的人，商人培养儿子当牧师或律师，在一个人们不虚荣不自私的地方，你将会根据对他的赞誉发现他没有的东西。况且，如果我不把“爱”和“友谊”这些娓娓动听的字眼与一些粗声浊气的词语加以平衡，再加上我受感官的好处太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说我是个诚实的人了。

我们吃地里长的粮食，我们呼吸我们周围流动的空气，我们也受到太冷或太热、大干或太湿的空气的伤害。来的时候显得空荡虚幻、不可分割、十分神圣的时间却被撕得鸡零狗碎，倒腾掉了。门要刷油漆，锁要修理。我需要木头、麦片、油、盐；房子冒烟了，或者我患了头痛；然后要纳税；还有一件事要跟一个没有心肝、没有头脑的人打交道；回忆起一句谗言或一句十分尴尬的话使人痛心——这些都把时光吞噬掉了。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吧，夏天就会有苍蝇，如果我们在林中走路，难免要受蚊虫的叮咬；如果我们去钓鱼，就要有溅湿衣服的思想准备。所以气候对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是个拦路虎；我们常常下决心不再操心天气，可是我们仍然要注意阴天下雨。

谨慎并不探索自然，寻根问底。它如实接受世界的种种法则，因为人的存在受它们的制约，并且遵循这些法则，这样它就可以享受到它们固有的利益。它尊重空间和时间、气候、需要、睡眠、极性法则、生长和死亡。太阳和月亮，天上的这两个伟大的循规蹈矩者，在那里旋转，从各个方面赋予人的存在以范围和周期：这里就是顽固的物质，不会背离它的化学程序。这里就是一个有人定居的星球，受自然法则宰割、束缚，在外部又将受到新的束缚转加到年轻人身上。

我们被这些侵吞岁月的琐碎经历引导着。每年4个月的冰天雪地使北温带的居民比享受热带地区四季温煦的他的同类聪明能干。岛上居民整天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游。天一黑，他可以在月光下的一块垫子上睡眠，凡是有野枣椰子树生长的地方，大自然甚至连一句祷告也不要，就已经为他把早餐摆好。北方人身不由己要死守在家里。他必须酿呀，烤呀，腌呀，贮存食物，堆积柴禾和煤炭。然而，巧就巧在：哪怕举手之劳，也要跟大自然产生某种新的认识；而且由于大自然神通无边，这种气候条件下的居民已经大大地胜过南方人。这一类事情的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了解别的事情的人对这一类事总是不甚了了。让他具有精确的知觉吧。如果他有手，就让他动手做事吧；如果他有眼睛，就让他测量辨别吧；让他把化学、自然史和经济学的每一件事实都接受、贮存下来吧；他拥有的越多，他愿意破费的就越少。时间总是带来一些揭示它们的价值的机会。某些智慧来自每一种非常自然和单纯的行动。热衷于家务的人爱音乐不如爱厨房里的那只钟，不如爱木头在壁炉里燃烧时对他唱的歌，他的欣慰是别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为达到种种目的而采取的种种手段保证了胜利和胜利之歌，在农场和店铺里并不比在政党或战争的策略中表现得逊色。节俭的管家在小棚里捆柴禾、在地窖里藏水果时发现的方法跟伊比利亚半岛战役和国务院档案中发现的一样有效。在下雨天，他造一个工作台，或者把他的工具箱摆到谷仓的角落里，里面装着钉子、手钻、钳子、改锥、凿子。在这里他尝到了一种昔日青年时代和童年时代的欢乐，尝到了像猫一样对阁楼、橱柜、谷房的喜爱，尝到了对长期管家的诸多便利的暗暗的喜爱。他的花园或鸡鸭场会告诉他许多逸闻趣事。在这个美好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欢乐的蜜糖源源流淌，人们可以从中发现赞成乐观主义的理由。让一个人遵守法则——任何法则——他就会一路顺风。在我们的欢乐中，质的区别比量的区别更多。

虚假的谨慎，由于把感官当成决定性的，因此只不过是酒鬼和懦夫们的神灵，只不过是一切喜剧的题材。它是大自然的笑料，因而也是文学的笑料。真正的谨慎由于承认一个内在的真正世界，便限制了这种感官至上论。这种承认一旦做出——对于世界的秩序、事物和环境则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的存在，显而易见，在自然界里依附于太阳、盈亏往复的月亮和它们所标志的时令——如此容易受气候和地区的影响，对于社会的善与恶是如此敏感，对辉煌壮丽是如此喜爱，对饥寒、债务是如此担心——所以它从这些书本里把所有的基本教训都学到了。

另一方面，大自然惩罚任何忽视谨慎的做法。如果你认为感官是决定性的，那就服从它们的法则好了。如果你相信灵魂，当满足感官的甜蜜在因果的迟缓树上尚未成熟时，就别抓它。跟知觉不准确、不完善的人打交道就等于往眼睛里滴醋。据记载，约翰生博士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那个孩子说他从这个窗户向外看过，假使他从那个窗户向外看过，就用鞭子抽他。”我们的美国特性表现为对准确的知觉不是一般的喜欢， “不错。”这句俗话非常风行，可为佐证。然而，对于不守时，对于事实的思想混乱，对于明天的需要漠不关心所表现出的不安并不是全国性的。时空的美好法则，一旦被我们的拙劣弄错了位，就成了一个个窟窿。如果蜂房被莽撞、蠢笨的手一捅，它给我们的就不是蜂蜜，而是蜜蜂。我们的语言和行动要想合理，就必须适时。6月清晨磨镰刀是一种悦耳动听的声音；然而，如果时间太晚，到了翻晒干草的季节，还有什么比磨石或割草机的声音更凄惨的呢?性情懒散的人和“晌午客”糟蹋的远远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事务，因为他们损害了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性情。我看到过一句对某些绘画的批评，当我看见那些对自己的感官都不忠实的得过且过、闷闷不乐的人时，我就想起了那句评语。最后一代魏玛大公是一个理解力高超的人，他说：“有时候我望着一些伟大的艺术品说，尤其刚才在德累斯顿说，有一种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把像画得栩栩如生，又把一种不可抗拒的真赋予生命的效果。这种特性就是在我们画的所有的像里都要击中的重心。我的意思是，让那些人物脚踏实地地站着，让手握得紧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它们应当看的地方。即便是器皿和凳子之类的非生物画像——也要把它画得正确无误——一旦它们缺乏对重心的依赖，一切效果便荡然无存，就有了一种浮动和摇摆的样子。在德累斯顿美术馆里的拉斐尔（我见到的唯一的一幅效果惊人的画）是一幅你能想象到的最宁静、最恬淡的作品；一对膜拜圣母、圣子的圣徒。然而，它给人的印象比十个钉到十字架上的殉道者的歪曲形象还深刻。因为，除了那不可抵抗的形象美，它还在最大程度上具有了所有人物都垂直的这一特性。”我们在人生的画面上需要的正是这种垂直。让他们脚踏实地地站着，不要漂浮和摇摆。让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们。让他们分清他们记忆中的东西和他们梦想过的东西，要名副其实、实事求是，给他们自己的感官赋予信赖的荣光。

世界上充满了卑劣的谨慎的种种格言、行为和眼色，这种谨慎热衷于物质，仿佛我们除了味觉、嗅觉、触觉、视觉和听觉，再没有别的官能似的。这种谨慎崇拜比例法，绝不捐助，绝不赠送，很少借贷，对任何事情只抱持一个态度。这是一种疾病，就像皮肤不断变厚那样，直到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器官都被毁坏。然而，文化由于揭示了表面世界的遥远的起源，旨在达到作为目的的人的完善，所以把别的一切都当作健康和肉体生命而贬为手段。它没把谨慎看作一种单独的能力，而是看成与肉体及其需要交谈的智慧和美德的一种名声。有教养的人总是这样感觉，这样说话，仿佛一大笔财产、一种民间或社会措施的成就、一个伟大的个人影响、一次优美而威严的演说，具有能证明精神力量的价值似的。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平衡，由于自身的缘故沉溺于任何事业或欢乐，那他可以当一个好的齿轮或螺丝钉，却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然而，什么人竟敢指责别人不谨慎?谁又算谨慎呢?我们所谓的最伟大的人物在这个王国里是最渺小的。在我们跟自然界的关系中有一种致命的脱节，它扭曲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每一种法则都与我们为敌，这样一来，它似乎终于唤起了世界上所有的智慧和德行去思考“改革”的问题。我们必须请教最高的谨慎，问问为什么健康、美和天才现在应当是人性的例外，反而不是人性的常规?通过赞同一致，我们并不能知道动植物的种种特性，知道大自然的种种法则。然而，这依然是诗人的梦想。诗歌和谨慎应当是一致的。诗人应当是法则制定者；也就是说，最大胆的抒情灵感不应当责骂侮辱，而应当宣布引导民法典和日常工作。然而，现在这两样东西似乎势不两立，分道扬镳了。我们违反了一个又一个的法则，到了最后，我们伫立在废墟中间，偶然间，我们窥见理性和现象之间的一种巧合时，反而大吃一惊。美就像感情一样，应当永远是每个男女的天赋；然而实际上却难得一见。健康或者健全的肌体应当是普遍的。天才应当是天才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应当富有灵感；可是现在它从哪个孩子身上都看不到，它在哪里都不纯正。出于礼貌，我们把半吊子的庸才叫作天才；把将自己转变成金钱的才能叫作天才；把今天闪闪发光，以便明天就可以吃好、睡好的才能也叫天才；况且指挥社会的是能人（这名称真是恰如其分），而不是神人。这些人运用他们的才华去优化奢华，而不是去废除它。天才总是苦行者；虔诚和爱也是如此。欲念对更优秀的灵魂们来说仿佛就是一种疾病，而他们在抵制欲念的仪式和境界里发现了美。

对世界知识的掌握分三六九等。对于本体来说，指出三个等级也就足够了。一类人活着是为了象征的效用，把健康和财富尊为终极利益。另一类人的目标比这要高，活着是为了象征的美─诗人、艺术家、博物学家和科学家都在此列。第三类人的志趣又高于象征的美，活着是为了所表示的事物的美，这一类人是智者。第一类人有常识，第二类人有情趣，第三类人有精神领悟力。长期以来，一旦有人跨越了整个等级，看见并尽情欣赏那种象征，然后，他对于象征的美也独具慧眼。最后，当他在自然界的这个神圣的火山岛上搭起帐篷时，却不同意在上面修建房屋和谷仓，因为他尊重他看见的从每个裂缝里迸发出来的光辉。

我们找到了一些美名用来掩盖我们的感官嗜欲，然而才华却不会引起纵酒。有才气的人喜欢把他对感官法则的种种违犯叫做区区小事，认为如果跟他献身艺术一起加以考虑，这种事就不值一提。他的艺术从来没有教给他淫荡，没有教给他嗜酒，也没有教给他妄想在不播种的地方去收获。他的艺术由于他的神性的缩减而衰微，由于常识的缺陷而逊色。他瞧不起这个世界，正如他所说，这个被小瞧了的世界就要向他报复。谁轻视区区小事，谁就会一点一点地消亡。歌德的塔索很可能成为一幅绝妙的历史画像，而且是真正的悲剧。我觉得一个暴虐的理查三世压迫、屠杀十几个无辜的人还不如安东尼奥和塔索互相冤枉那么真正令人悲哀，因为他俩表面上都是对的。一个按处世准则生活，而且一贯信守不渝，另一个却洋溢着所有的圣洁的感情，又抓住种种感官快乐不放，但不顺从它们的法则。那是一种我们大家感觉到的悲哀，一个我们无法解开的疙瘩。塔索绝不是现代传记里罕见的例子。一个天才，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不顾自然法则，放纵自己，很快就变得时运不济、牢骚满腹，成了一个“不自在的远亲”，对自己对别人都成了一个刺儿头。

感官的世界是一个展示的世界；它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的，而是具有一种象征性；而一种真正的谨慎或法则都承认其他法则的共存，并且知道它的职务是下属的；知道它工作的地方是表面，而不是中心。一旦被孤立，谨慎就是虚假的。当它成为实体化了的灵魂的“自然史”时，当它在感觉的小天地里展现了法则的美时，它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