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1 / 4页）

“要是你懂得……要是你了解，我们在做着何等伟大的事情，那就好了！……”

一种近似羡慕的感觉，触动了弗拉索娃的心田。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悲哀地说道：

“我太老了，不宜参与这项事业，又目不识丁……”

……巴维尔发表议论的时候越来越多，他参与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而他这个人也瘦多了。母亲感到，当巴维尔与娜塔莎交谈或者注视着她的时候，他的严厉的目光就焕发出柔和的光辉，说话的腔调也亲切一些了，此时此刻，他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质朴了。

“愿上帝保佑他！”母亲想着，独自微笑着。

日子像数念珠一般，一天接着一天，从手中滑过去，串成周，串成月。每星期六，同志们都要到巴维尔家里来聚会。每次集合都像一个长梯上的一个梯级——这梯子坡度平缓，慢慢把人们引向高处，通往一个遥远的未知境界。

不断有一些新同志前来开会。由于人多，弗拉索夫家的小屋渐渐显得又狭小，又气闷。娜塔莎也常来，她虽然冻得发抖，疲累不堪，却总是显得格外开心，生气蓬勃。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还亲自替她穿在她的小脚上。娜塔莎起初笑着，但是过了一会儿，忽然闭口不语，她沉思了一会，低声说：

“我过去有一个保姆——心地也像您这样善良！说起来也怪，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做工的人们过着这样困难、这样屈辱的生活，但是比起那些有钱人来，他们倒更有良心，更纯朴善良。”

说着，她把手一挥，指着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

“啊，想不到您的身世原来这样凄凉！”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幸福，”她不善于用言词完满地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便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默然地望着娜塔莎的脸，不知为什么，在她的心中，忽然萌生了一种对姑娘的感恩之情。她坐在娜塔莎面前的地板上，姑娘低着头，脸上带着沉思的微笑。

每次会上，一碰到争论开始变得激烈甚至达到不可开交的程度时，霍霍尔总要站起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身子，用响亮的有如钟鸣的声音讲几句简单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变得平心静气，稍稍严肃些了。维索夫希科夫经常露出心情阴郁的样子，仿佛要催促大家去干什么似的，他和那个名叫萨莫伊洛夫的红发青年，总是首先挑起争论。还有那个叫伊凡·布金的，则常常附和他们俩，此人圆颅方趾，头发呈淡黄色，仿佛被咸水洗过一般。至于那个肥胖的衣冠楚楚的亚科夫·索莫夫，说话不多，声音低沉而严肃，他和前额宽宽的费佳·马津在辩论中总是站在巴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娜塔莎有事缺席，代替她从城里赶来开会的是个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男子，他戴着眼镜，蓄着亚麻色的山羊胡子，谁也不知道他是远处哪一省的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噢”、“噢”的特殊口音。他一举一动都有点远方人的味道。他的话通俗易懂，说的都是些平常事物——家庭的生活、孩子、生意、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他都要谈到。可是，在这许多事情里面，他能发现虚伪和纷乱，指出人们总干蠢事，有些事甚至令人笑破肚皮，而且又是明明对人们不利的。母亲觉得，他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另一个国度。在他自己国内，人们过的是诚实、轻松的生活，而一到这里——他和一切都格格不入，不习惯这种生活。他觉得，这种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简直令他厌恶，并在他的心里激起了一种沉着而顽强的愿望，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重新改造一切。他脸上的肤色略呈黄色，两眼四周有不少细小的辐射状的皱纹，他说话声音很轻，两手总是暖乎乎的。他和弗拉索娃打招呼时，常常用他那有力的手指攥住她整个的手，这样握手之后，母亲的心里就会感到轻松和平静得多。

从城里来的还有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一个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的高个子小姐，她的清瘦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大家管他叫萨申卡<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她走路的姿势和举动有点像男人，两道黑色的浓眉总是生气般紧锁着；说话的时候，她那鼻梁很直的鼻孔，不住地颤动着。

萨申卡头一个激动地高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无关紧要，我父亲是个脾气很坏的人，哥哥也是一样，而且都是酒鬼。姐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一个非常有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妈妈真可怜！她和你一样是一个老实纯朴的人。像小老鼠一般地瘦小，而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有时我很想见见我妈……”

“啊啊，我不幸的孩子！”母亲悲伤地摇着头说。

姑娘忽然把头一扬，伸出一只手来，好像要推开什么。

“噢，不！有时我感到很快乐，很幸福！”

她的脸显得很洁白，蓝色的眼睛突然射出明亮的光芒，用低沉的嗓音富有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