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第1 / 5页）

她回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她虽然疲累不堪，可是心里很满意。

“我看见萨申卡了！”她对儿子说，“她向你表示问候。那个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是个朴实的滑稽鬼，爱说笑话。”

“你和那些人讲得来，我很高兴！”巴维尔说道。

“都是些忠厚的人，巴沙！好就好在这些人都很忠厚！他们也都很尊敬你……”

“你们回想一下，”马霍京闪着细长的眼睛说，“四年前，他们这些骗子曾经募钱盖澡堂。那次一共募集了三千八百卢布，钱弄到哪里去了？澡堂……连影儿都没有。”

巴维尔和他们说明了这种克扣是不合理的，而且指出排干沼地的主意明显对厂方有利；他们两人攒眉苦脸地走了。母亲恭敬地送他们俩出门，然后笑着说：

“瞧，巴沙，连老人也来找你出主意了。”

巴维尔没有回答，他忧心忡忡地坐到桌旁，执笔写什么东西。几分钟后，他对母亲说：

“我求你办一件事：立即到城里去，把这张字条交给……”

一个新生事物，是逐渐壮大和自我完善的。

弗拉索夫家的灰色小屋子，越来越引起工人区公众的关注。在这种关注里，当然包含着不少猜疑、提防和不自觉的敌意，但是，人们也渐渐对这所小屋产生了几分信赖，几分好奇。有时有人跑来，小心谨慎地向四下里望望，然后对巴维尔说：

“哦，老弟，听说你在家里常常看书，法律上的事情你一定很清楚。那你来讲讲……”

于是，来人就对巴维尔讲起警察或工厂当局干的某件不公平合理的事情。要是情况复杂，巴维尔就给来人写一张字条，叫他进城去找某位认识的律师，他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

在人们的心里，逐渐萌生出对这个认真严肃的年轻人的敬意。他无论谈论什么事情，总是十分大胆，但又简单明了。因为他总是细心地观察一切，倾听一切，他的注意力顽强地钻进每一宗孤立的纠纷里，他随时随地都能从那千万个牢牢地束住人们的线结里面，找出一根共同的、没有尽头的线索。

“这件事有危险吗？”她问。

“是的。那里在印我们的报纸。必须让这桩戈比事件见报，一定要在这一期刊出……”

“好吧！”母亲说，“我这就去……”

这是儿子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令她高兴的是，儿子对她坦率地说明了这件事的底细。

“巴沙，这事我懂得！”她一面穿衣服，一面说，“他们这样做是抢劫！那个人叫什么？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自从“沼地的戈比”事件之后，巴维尔在人们眼中的地位更是大大提高了。

工厂的后面，有一大片长满枞树和白桦的宽阔的沼地，像一个腐臭的圆圈几乎把工厂团团围住了。到了夏天，沼地蒸发出浓厚的黄色蒸气，成群的蚊子，从沼地飞到工人区，到处传播疟疾。沼地是工厂的土地，新厂主为了要从这块沼地上开辟财源，便打算弄干这块沼地，顺便还可以从沼地里挖取泥炭。他对工人们说，这一措施可以改变这一地区的环境，有利卫生，并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便下令从工人的工钱里每卢布扣出一戈比<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作为沼地排水和整治地形的费用。

工人们激动起来了。特别令他们愤愤不平的是，职员可以不必缴纳这笔新规定的税款。

星期六，厂主张贴了征收戈比的布告，这天巴维尔正生病，他没有去上工，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做过午祷后，仪表令人起敬的老翻砂工西佐夫和身材高大、桀骜不驯的钳工马霍京跑来，把厂主的决定告诉了巴维尔。

“我们几个年长的人凑在一起，”西佐夫老成持重地说，“商量了这件事，结果，决定派我们两个来问问你，因为你是我们伙伴当中最明白事理的人——老板要用我们的戈比来跟蚊子作战，天下真有这样的法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