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现象——作者的话（第1 / 2页）

在前不久出版的图书中，我想特别指出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甫写的《日记》（1973—1983），亚历山大·什梅曼是著名的东正教神甫，他出生于法国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却在美国谋得了牧师职业，曾任美国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院长。1974年5月，他与索尔仁尼琴夫妇首次相识于瑞士。索尔仁尼琴和什梅曼后来都提到了这次见面。当索尔仁尼琴一家人在美国佛蒙特州安顿下来后，什梅曼一家与索尔仁尼琴一家时常在那里碰面。可是，有一次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却去了加拿大，原来那是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甫租的避暑别墅。在亚历山大神甫的《日记》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了索尔仁尼琴，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非常宝贵的细节，还发现在作家与神甫之间渐渐地竖起了一面双方都无法逾越的墙。比如，在1979年5月的日记中，什梅曼这样写道：“……对于‘这个人’的总体印象，这么说吧，他已经‘定型’了，至少在其人生的‘现阶段’他定型了，他的知识面，他想写什么想做什么，即他对题材‘已烂熟于心了’等等。由此，对其他的观点，他表现出一种有节制的冷漠，缺乏兴趣，一点儿也不好奇。”什梅曼钦佩这种一往无前、执着追求的品质，但心理却暗自布满疑团：“……问题的实质在于，谁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就是论题（就像在《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与论题并存的小说中的托尔斯泰），还是论题先于他而存在”。如果细心阅读神甫的《日记》，我们会发现，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精神偏执狂，他使什梅曼张皇失措，让他疑窦众生。

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例证，但所有这些例证的出发点都意在突显作者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索尔仁尼琴。的确如此，那些无法意识到索尔仁尼琴全部构思重要性的人，那些只通过索尔仁尼琴在社会中的行径来看待作家的人（为了节省自己的时间，他只能尽量抽时间与别人见面），留给我们的只是些对作家极其刻薄的描绘。有关索尔仁尼琴的传记，至今都没有摆脱或是极其刻薄或是赞不绝口这两种倾向。从这点来说，那些最初出版的传记直到现在仍然不无价值，如奥利维耶·克列曼、皮埃尔·戴克斯等人的作品。正确地理解索尔仁尼琴，就意味着试图从其非凡的艺术构思角度去读懂、评价他。任何其他途径都必将因视野的局限而有所缺憾，因为无论对于写作还是政治斗争，无论志在探索俄罗斯语言的新气息还是“直抒胸臆”，索尔仁尼琴都在孜孜以求，不分鄙薄。

我曾和几位俄侨朋友（如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叶非姆·伊特罕德等人）一起谈论过索尔仁尼琴。后者曾是作家的朋友，在他写作《红轮》期间为其提供过帮助，但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苏联后他们的友情就破裂了，当伊特罕德在《世界报》上发表了那篇颇具挑衅性的文章《阿亚图拉<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索尔仁尼琴》后，他们就彻底成了论敌。据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叶非姆·伊特罕德所言，他们都对《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赞叹不已，但自从索尔仁尼琴偏离“平民现实主义”（这借用了格奥尔格·卢卡奇评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观点）创作原则后，他们开始对索尔仁尼琴持略微鄙视的态度。总体而言，他们称赞索尔仁尼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新者，但却无法接受索尔仁尼琴作为东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和语言改新者这一新形象。他们拿起红色铅笔，就像一名批改拙劣作文的教师一样，修正索尔仁尼琴书中的错误。我曾不止一次与他们争论这个问题，最终我意识到这“无法挽回”，于是我们就再也没有提及这一话题。

拉伊萨·奥尔洛娃曾承认，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她体验到了一种“顿悟”。索尔仁尼琴作品给我们这些西方读者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体会那些好不容易弄到这些作品且时间有限的苏联读者在阅读时体验到的那种世界苏醒了的感觉，无法体会被威尔第<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安魂曲》的嘹亮歌声唤醒的感觉。但总而言之，这种印象非常强烈。这里我仅谈谈我自己的感受。我是在读过《日瓦戈医生》之后才拿起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一篇接着一篇，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毫不逊色。四十五年来，索尔仁尼琴是唯一一位能让我连贯地将其作品从第一篇读到最后一篇的作家……这种效果持续至今。

1980年，法国塞伊（Seuil）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作家与读者”丛书，其中也包括我写的一本书，它成了我编写这部传记的源起。1980年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写的第二本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著作。1974年，洛桑拉格第霍蒙（L' Age d' Homme）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书《索尔仁尼琴》，在书里我力求展示构成作家全部作品（尤其是《1914年8月》）的一些关键隐喻。如果算上我与米歇尔·奥库丘里耶（Michel Aucouturier）共同编写的于1970年在埃尔纳（Cahiers de l' Herne）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文集索尔仁尼琴卷的话，这甚至可以说不是第二本，而是第三本书了。

自从我在服兵役期间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我就被索尔仁尼琴深深吸引。后来，我参加了《癌症楼》《1914年8月》和政论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翻译工作，于是我成了诸多把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成欧洲语言的翻译中的一员，在索尔仁尼琴被逐出苏联来到巴黎不久，他把这些译者请到了塞伊出版社，其中也包括我。那次会面录了音。2011年5月至10月，在日内瓦举办了名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名勇敢写作的作家”<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的展览，我承担了此次展览手册的法文翻译和释义工作。而且我还参加了1975年由贝尔纳·皮沃<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主持的首次与索尔仁尼琴对话的电视访谈节目。当然，这个近乎圣人的文学巨著对我产生的影响，并不像对那些隔绝在苏联境内的读者而言那样令人震撼、令人释然，他们要在一两夜内读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或是伴着无线电干扰声的“自由”广播电台收听其作品。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的那段日子里，著名拜占庭问题专家谢尔盖·阿维林采夫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印象：“随着《新世界》第11期那本杂志令人难以忘却的问世，对于那些年轻时就忧郁失望的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首次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快醒醒吧，你瞧，历史还没有结束！当你从图书馆出来，行走于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当看到每个报亭前的同胞们还在询问并购买早已售罄的那一期杂志，真是让人激动啊！是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位看上去怪兮兮的人，他连《新世界》杂志的名称都说不出，但却问报亭售货员：‘嗯，就是那本，就是写着全部真话的那本！’于是，售货员明白了他要的是哪本杂志。这点应当亲眼所见，而且应以当时的眼光去看。这已经不是一件文学事件了，而是俄罗斯的历史。”<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

即使那些后来对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感到失望至极的人（认为他不是写过去就是勉强充当先锋派作家），心中也始终保留着这种最初的赞叹之情，因为他们的心中永远回荡着从这本富有战斗精神、净化人们心灵的小说里传达出的令人振奋、具有号召力的声音。先知的形象永远留在了他们的心中，他们或在暗中贪婪地阅读着索尔仁尼琴的书籍，或是耳朵紧贴着收音机，收听这位用自己的大声疾呼摧毁了苏维埃耶利哥城的先知的著作。

拉伊萨·奥尔洛娃、列夫·科佩列夫、埃利·威塞尔、米哈伊尔·格列尔、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及其他一些学界朋友们，他们都非常热情而真挚地愿意为我的这部书写书评，不但如此，他们还认真细致地阅读了本书，提出了各种修改和补充的建议。我认真地吸取了他们的建议，当然，也包括索尔仁尼琴本人寄给我的那些参考意见（我还收到了索尔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写的一封长信）。

拉伊萨·奥尔洛娃那时写信告诉我：“我首先想说的是，在读了您的书之后，我清晰地（几乎是突然间）体验到了当时读过囚犯Щ—854经历后获得的那种顿悟。这是一本打字机打印的书籍，排版很密集，单倍行间距。我的一生从那时起彻底改变了。当我阅读索尔仁尼琴其他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时，每次获得的都是相同的感受。能引起类似感受的文学评论并不多见，但您的书做到了这一点。其次，我感到惊奇的是，俄语并不是您的母语，可书中却有专章论述了索尔仁尼琴小说的语言。”奥尔洛娃的信中还提出了一段修改意见，她认为我并没有看破“索尔仁尼琴的诡计”（当时，索尔仁尼琴与奥尔洛娃、科佩列夫之间的关系面临破裂）。

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的信很长也很特别，他坦诚地说从我的书里获益匪浅。根据他的建议，我对他熟知的一些情况（如击剑、马术和神学）进行了修正。他对我书里对赫尔岑和米什莱表现出来的频频赞扬表现得很冷淡。这位击剑高手希望索尔仁尼琴能更猛烈地“捣毁”马克思主义。当谈到“阶级仇恨”这段内容时，他写道：“我想将‘阶级’一词从现代人的词典中删除。”米哈伊尔·格列尔是我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他对我的书给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我与他之间在见解方面的分歧，即，我把索尔仁尼琴实际上塑造成了一个欧洲人，而他则将其看作是一个愤懑不满的苏联人。我认为，索尔仁尼琴终其一生总体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而在格列尔看来，索尔仁尼琴就像蛇一样经常变换自己的“肤色”（即便这样，米哈伊尔对索尔仁尼琴始终赞誉有加）。

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则给我寄来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她不同意我对她和索尔仁尼琴之间的关系及后来他们戏剧性分手等问题的阐释。我觉得，她的信里有不少偏见，可以发现她作为一名被弃之妻的愤愤不平，同时，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度过的那两年共同生活的悲剧，当时的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已经和索尔仁尼琴同居。毫无疑问，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长时间犹豫不决，迟迟没有挑明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这对他们三个人均造成了伤害。

作家本人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我稍后会提到它），可以依据作家题献给我的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的一个片段来了解这封信的实质。这封信连同与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几次会面（包括应索尔仁尼琴之邀在卡文迪什度过的三天时光，那一年我恰好在哈佛大学讲学），能帮助我正确地理解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和作为普通人的索尔仁尼琴。不过，作家作为个体的人总是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及其诸如赫尔岑式的“存在主义”作品中的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然而，我却无心写一本回忆录或是刻画一个浸透着个人看法的作家肖像。

在其他未曾发表的文献中，有很多著述帮我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这包括索尔仁尼琴与两位将其作品译成法语的主要译者何塞（Жозе）与珍妮芙·乔安涅（Женевьева Жоанне）的往来通信。在长年翻译小说《红轮》期间（我本人也非常荣幸参与了《1914年8月》的翻译工作，但我很快就意识到，翻译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就意味着给自己选择了毕生的事业，必须要放弃其他一切事情），乔安涅夫妇给作家寄去了很多清单，上面列出了各种问题和修改意见，并留有空白处供其作答。这些通信很多，有书那么厚。透过这些修正、回复（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及推心置腹，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极其珍贵的索尔仁尼琴肖像，在作家写给翻译的那些快速、积极的复信中，我们可以更加明晰他的文学构思。当何塞与珍妮芙夫妇决定提出更本质的反驳意见时，他们的通信中断了。他们认为，书中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刻画不太合适，于是请索尔仁尼琴减轻对他们的“判决”。作家在耐心地答复了成百上千个琐细的问题后，却被建议要对自己的作品做本质上的修改，这使他气愤至极。他们之间无法达成谅解，这很容易解释：译者认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活的经典作家、新托尔斯泰，但出于对其创作的热爱，决定修改索尔仁尼琴的某些错误或有失偏颇的见解。于是，他们遭到了作家的断然回绝。

还有一个文献对我帮助非常大，这就是作家在写作小说《红轮》期间写的《日记》。我见过这本日记，但没有研读。《日记》目前尚未发表。起初，索尔仁尼琴根本不打算发表它，后来才同意发表。2003年（索尔仁尼琴年近85周岁时），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终于说服了作家，于是，《日记》的一些片段得以面世（它们发表在2003年12月的《消息报》和《文学报》上）；但索尔仁尼琴本人曾多次说过，只有在他生前最后一版《红轮》出版后，才能发表《日记》。2009年年底，作家的遗孀完成了《红轮》的出版工作，目前她正筹划将《日记》与《红轮》的图书索引一起出版。（与此同时，这两个文献都在前文提到过的马丁·博德默博物馆的展览会上展出过。）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自己的大部头索尔仁尼琴传里引用了《日记》中的一些内容。2008年，这本传记作为《杰出人物传记》系列丛书的一本得以出版，它让我能够弄清作家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萨拉斯金娜讲了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细节，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她的著述无法估量，尽管全书在章节上存在分配不均衡的缺憾：三分之二篇幅写的是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前的经历。此外，萨拉斯金娜过于热诚地为书中的主人公辩护，批驳对其不怀好意的人——可作家未必希望这样。然而，由于作者把1969—1970年间发生的事情（包括家庭生活的悲剧及与当局的激烈冲突）作为自己这本传记的叙述重心，这使她创作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莎士比亚似的纪实文学著作，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描绘得惟妙惟肖。因为萨拉斯金娜获准能够接触到作家的私人档案及作家与妻子之间的私人日记，本书也援引了这本传记中的某些片段，并指明了文献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