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第1 / 14页）
1943年。2月，炮兵营被派往前线。索尔仁尼琴负责指挥声源侦察连，从奥廖尔一直行进到东普鲁士。8月末，他参加了布良斯克城郊的进攻作战，后来又参与了苏联军队从奥廖尔至戈梅利的急行军，此后，他率领的炮兵连因为德国反攻的原因在索日河畔坚守防御阵地。由于占领奥廖尔有功，索尔仁尼琴被授予卫国战争二级勋章，一年后，又因攻下罗加乔夫而被授予红星勋章。索尔仁尼琴作战勇敢，受到了上级指挥官、已晋升为少将军衔的团长特拉夫金的肯定：“在我的部队服役期间，索尔仁尼琴以身作则，对待自己和下属一视同仁，他所指挥的连队无论是作战还是军纪都是我们团里最优秀的连队。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他屡次表现出了无畏精神。”<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
索尔仁尼琴偶然得知，在距声源侦察炮兵连十公里远的地方驻扎着由尼古拉·维特凯维奇（科卡）指挥的化学连。从此，两个朋友经常见面，并多次就俄罗斯革命的命运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索尔仁尼琴写完了短篇小说《中尉》。
这是丽达·叶热列茨，唯一一个拥有一套大住宅的同学，朋友们都聚在她家里即兴创作长篇小说。
最后这位是在另外一所中学学习的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她后来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任妻子，也是《与时间争论》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写的是索尔仁尼琴，由苏联新闻社出版，供外国读者阅读<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
少年的索尔仁尼琴是班级里的班长，足球爱好者，戏迷，参加了学校里的所有戏剧排演（根据契诃夫、罗斯丹、拉夫列尼约夫等人的剧作改编）。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回忆录《牛犊顶橡树》中所写到的那样，他的童年时光“打上了贫穷的烙印”，但多亏母亲的操劳（塔伊西娅为了儿子并未再嫁），这些时光回忆起来毕竟还是幸福的，也可能是因为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距离首都十分遥远的缘故。
1936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索尔仁尼琴选择了数学力学系，而他的朋友们则选择了化学系。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当时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索尔仁尼琴买了辆自行车，和朋友科卡一起开始环高加索长途旅行。
1937年。莫斯科开始了针对所谓“人民敌人”的大型肃反运动。索尔仁尼琴后来对自己的老朋友基里尔·西莫尼扬写道：“关于1937年及其刑讯，我们当中你知道得更清楚，虽然也向我解释过，可是我当时很难理解这件事。”
“叶非姆爷爷活着的时候，曾对萨尼亚讲过，沙皇彼得责骂过他的远祖菲利普，并且以萨尼亚远祖没有得到沙皇允许就迁到那儿去住为名，盛怒之下强令菲利普迁了出去，还把他们的博布罗夫村镇给烧了。并且以叛乱的罪名把曾祖父从沃罗涅日省流放到这儿来。像他们这样的庄稼人有好几个，不过沙皇没有给他们戴上镣铐，也没有充军，没有关监狱，而是把他们放逐在荒野的草原上。在哥萨克旧边境线<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上，他们定居下来，在哪儿耕种，在哪儿赶车，在哪儿牧羊，都随心所欲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一章<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
索尔仁尼琴的父系祖先都是农民出身，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斯塔夫罗波尔，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山麓一带。他的爷爷谢苗拥有一座不大的农庄，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帮他打理农庄。他的小儿子伊萨基<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最初在哈尔科夫大学，随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1914年自愿上了战场，并于1917年夏天与塔伊西娅·谢尔巴克结婚。他们相识于莫斯科，当时伊萨基是三年来首次来莫斯科休假，然而他很快就回到了部队，炮兵旅的神甫为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伊萨基·索尔仁尼琴因在战斗中表现勇敢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命运对他开了一个玩笑，他从战场上完好无损地回了家，却在打猎时受了伤，竟于1918年6月15日死于血液慢性感染（脓毒病）。在《1914年8月》中，他成了萨尼亚·拉仁尼琴的原型。
索尔仁尼琴的母系祖先谢尔巴克家族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作家的外祖父扎哈尔很有钱，拥有一座大庄园，并按现代化模式进行管理。在《1914年8月》中，他叫托姆恰克。“扎哈尔·托姆恰克说，他小时候是塔夫里亚<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一个普通牧羊人，还是给别人牧羊。塔夫里亚人到高加索来雇他当长工，那时给他的酬劳比现在的一个过路的工人还少。”（第一部，第五章）扎哈尔·谢尔巴克让自己的女儿塔伊西娅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学完了莫斯科戈利岑公爵夫人开办的农业女子学校的全部课程。父亲希望塔伊西娅当个农艺师。她的哥哥罗曼生活阔绰，甚至拥有“劳斯莱斯”牌小汽车<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1918年。12月11日，在丈夫去世六个月后，塔伊西娅·索尔仁尼琴娜在基斯洛沃茨克生下了亚历山大。不久，孩子的爷爷谢苗也去世了。这件事，谢苗以前的雇工到死都一直瞒着外祖父扎哈尔。
1924年。塔伊西娅·索尔仁尼琴娜带着六岁的儿子搬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居住，十年前她的父亲曾在这儿买过英国生产的新式农机。“刚到罗斯托夫，她的心跳动得很剧烈。特别是在清晨，空气清新，从花园大道到多洛马诺夫斯基街的陡坡绿树成荫，马车疾驰而下，不比电车慢。”（《1914年8月》，第二部，第七十六章）
1939年。索尔仁尼琴和他的朋友科卡考入莫斯科历史哲学与文学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学习。索尔仁尼琴当时喜欢的作家是“同路人”作家、革命浪漫主义歌手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索尔仁尼琴给拉夫列尼约夫写了一封信，后者许诺会帮助他。他想写关于革命的长篇巨著（《1917年的革命》），并有了愈来愈清晰的轮廓。在战争和监禁年代保存下来的材料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概要地记述了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军队在东普鲁士失败的过程：其中的一些片段后来成了《红轮》第一部《1914年8月》中的一“节”。他还写了不少叙事长诗，其中的一部叫《19》，里面刻画了同貌人德沃伊尼克<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的形象，他谴责作者违背了自己的志向；还有一部叙事长诗，写的是法国著名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华（1811—1832）的悲剧命运。在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早期手稿中，作者这样写道：“此诗永远都不适合发表”，作家并不打算把这些早期的试笔之作纳入到30卷文集中。
1940年。索尔仁尼琴继续在罗斯托夫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并通过考试。4月27日与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结婚。
1941年。6月，索尔仁尼琴获得罗斯托夫大学毕业证书，并到莫斯科历史哲学及文学学院参加夏季考试。6月22日凌晨到达莫斯科，在宿舍收听广播时得知了战争的爆发。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被分配到莫罗佐夫斯克市的一所中学任教，他教天文学和数学，而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则教化学。
10月，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在费罗诺沃站运输营当了一名列兵，此后，他经常身负各种任务在铁路上奔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出差八天，到斯大林格勒把文件送到军区司令部。索尔仁尼琴觉得自己只是庞大的应征入伍者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后来，这些感受在短篇小说《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中得以表达，同时也成为写于1948年并于1999年首次发表的中篇小说《请爱革命吧！》中的核心主题。
1942年。5月，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去高尔基州谢苗诺夫市参加炮兵军官进修训练班的派遣证，由谢苗诺夫又去了科斯特罗马。那时，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和妻子已经撤离罗斯托夫。在速成学习期间，索尔仁尼琴受到传统的机械式教育，后来又传授给自己的下属。他在《古拉格群岛》中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悔过想法。11月1日，索尔仁尼琴获得中尉军衔。11月2日，新任命的中尉军官们从科斯特罗马被派往萨兰斯克，那儿刚组建了一个炮兵营，索尔仁尼琴在该炮兵营里担任声源侦察连连长。在此期间，他写了短篇小说《中尉》的开头部分。
亚历山大常常跟着母亲去教堂做礼拜，但不久罗斯托夫的所有教堂就关闭了。他成了一名少先队员，后来又成了一名共青团员，尽管家里财政紧张，面临着住房困难，但他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许多教堂做礼拜时度过的童年时光，更不会忘记那种非同一般的初次感受，这种感受清晰纯正，任何磨盘、任何高明的理论也无法将其磨灭”。（《致全俄罗斯大牧首皮缅的一封写于大斋期的信》）
1930年。夏天，亚历山大的母亲带他回到了父亲的家乡萨博利亚村。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坐着大马车回到矿泉水镇的情景，永远在他的记忆里保留了下来：“他们几个人驾着车沿着一条道路向前驶去，经过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那山脉似乎就在眼皮底下了，他们就要驶到那儿了，那一个个白雪皑皑的山头，那一块块裸露出来的巨大岩石，那一条条阴暗而神秘的峡谷，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但那积雪似乎一小时一小时地从山麓往上融化，那山脉似乎离开了地面，已经不是立在那儿，而是悬挂在半空中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一章）
在学校里，索尔仁尼琴结交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后来和索尔仁尼琴一起在大学里学习，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与他同呼吸共命运。
这是“科卡”，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正是因为在索尔仁尼琴大尉与维特凯维奇的信件中含有对斯大林的不敬言辞，他们两人都被逮捕了。后来，1974年初，当《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国家激起轩然大波时，克格勃在维特凯维奇的家乡布良斯克逼迫他向离经叛道者索尔仁尼琴写《愤怒的驳斥》，这份《愤怒的驳斥》在苏联国内广为传阅，同时也传到了西方<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
这是基里尔·西莫尼扬，未来的医生，有一天他与母亲、妹妹在家里搞了一场招魂术游戏。后来他不堪忍受重压，在克格勃的利用下，写了一篇反对索尔仁尼琴的抨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