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第2 / 14页）

在米里采沃居住期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创作。

1957年。2月6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的决定，索尔仁尼琴同其他千千万万个无辜被镇压的人一样被完全恢复了名誉。他搬到了梁赞，他的妻子和岳母住在那儿。直到1969年前，他都住在这里。他一边继续教书，一边埋头于《第一圈》第二版校对工作。

1958年。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引起了轩然大波。从地下走出来的时机尚未成熟，昔日的囚犯靠着“如果不是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这样的原则生活。伸出自己喙的时机还未到……作家写了最初的《袖珍散文》。

1952年。1月22日至28日，索尔仁尼琴参加了在埃基巴斯图兹集中营爆发的暴动。“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未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古拉格群岛》，第五部，第十一章）

他的腹股沟上长了一个瘤。2月12日，囚犯里的一名外科医生给他做了手术。不久，医生就要被递解，但他还是对着躺在病床上的索尔仁尼琴喊道，他已经把肿瘤切片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去做组织分析了。（一年半以后，索尔仁尼琴忍受着病毒扩散的疼痛，向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询问，从那儿得到了回复，这使杜纳耶娃医生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法。）手术两周后，伤口还未愈合的索尔仁尼琴就被赶出军医院，他又来到了铸造车间，开始了他和搭档一起肩挑铁桶（里面装满了150公斤水泥）的工作。

1953年。2月，索尔仁尼琴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发配到“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科克—捷列克区（哈萨克语意为“绿色的白杨”），这里与荒漠咫尺之隔。

3月5日，斯大林去世。索尔仁尼琴的流放生活开始了（每天他都需要到警备司令部登记备案）。“在世上，是要爱你从孩提时代就苦恋、对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地方呢？还是爱第一次对你说：‘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迈开自己的两条腿走！‘带上你的铺盖，走吧！’”<a id="noteBack_13" href="#note_13">[13]</a>（《癌病房》，第一部，第二十章）

索尔仁尼琴租了一间地面是土的农舍，后来还买了一间小房子。与同为流放者的祖博夫夫妇建立了友谊，他们在《癌病房》里姓卡德明；在《古拉格群岛》中他们之间的真实故事得到了详尽的描写。

1944年。1月1日至3日，他和他的朋友拟出了《一号决议》，后来这成了他被捕的主要证据。然而，对俄罗斯的未来及革命的思考仍表明他们是坚定不渝的社会主义者。

1月17日，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奄奄一息。这时，他已晋升为大尉。7月，他来到了巴拉诺维奇，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1945年。在特拉夫金的评语中说道，1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索尔仁尼琴大尉率领自己的炮兵连成功突围。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三次写到这一夜：即《古拉格群岛》、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的《透过烟雾》一章和中篇小说《阿德利格·什文济坚》。

尼古拉·维特凯维奇受到军队反间谍机关的监视，他与索尔仁尼琴的通信引起了反侦部门的注意。在信中，他们公开言说自己“政治上的不满”，用“沃夫卡”这一指小名字称呼列宁，对斯大林则用绰号“帕汉”（庄稼人的意思）相称。然而，这两个人天真的秘密活动未必能蒙骗住别人。

2月9日，索尔仁尼琴在特拉夫金的指挥部被捕。“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一种形式最轻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揪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一章）审问是在卢比扬卡进行的。后来，索尔仁尼琴又被转到布登尔卡监狱。犯罪证据无可辩驳，严加审讯毫无意义。7月27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和第11款）索尔仁尼琴这位昔日的大尉被判处八年集中营劳动改造：“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二章）

索尔仁尼琴在乡村中学教数学和物理。他创作了剧本《囚徒》（最初名为《没有经历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在纸上记下了《小路》和《胜利者的欢宴》。

1954年。索尔仁尼琴体内出现病毒扩散，于是他住进了塔什干军医院，他入院时实际上已经像《癌病房》里的主人公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样，是一个垂死之人了。“那年冬天，我来到塔什干的时候人几乎快死之了。我就是来这儿赴死的，可上苍还是让我再活些日子。”（《右手》）夏天，索尔仁尼琴又一次入院。给他治病的是杜纳耶娃医生（即《癌病房》里的东佐娃）。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开始紧张地从事创作。在两次住院期间，他写了剧本《劳动共和国》（后来又创作了《鹿和小窝棚女子》）。他将写好的作品藏在香槟酒瓶子里，然后埋在地下。

1955年。他在中学教书，暗中写作《第一圈》。

1956年。4月9日，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自由；6月20日，他离开了科克—捷列克，去往莫斯科，帕宁和科佩列夫迎接了他，从莫斯科又去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格奥尔吉耶夫斯克，那儿有他母亲的墓地。但他却希望在弗拉基米尔州谋得教师一职，并且离铁路较远（《我潜入俄罗斯中部的腹地》），他成为了弗拉基米尔州泥炭镇（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上的数学教师，并在邻近的米里采沃村里的集体农庄庄员玛特廖娜·扎哈洛娃那儿租了一间房子。1956—1957年的冬天，玛特廖娜被轧死在火车车轮下。这一事件成了索尔仁尼琴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说《玛特廖娜之家》——的创作基础。

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前来探望昔日的丈夫，他们决定复婚。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从1950年到1956年末，列舍托夫斯卡娅与弗谢沃洛德·索莫夫一直是合法夫妻。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六年半，也就意味着比第一次与索尔仁尼琴婚姻的时间还要长很多；当索尔仁尼琴在流放时期，她并没有应索尔仁尼琴的请求去看望他，而是一直与第二任丈夫生活在一起。不论怎样，她与索尔仁尼琴又重新恢复了关系，并于1957年2月2日登记复婚。

索尔仁尼琴的服役地是在新耶路撒冷城里的砖厂，后来他又被转到莫斯科，在卡卢加城关附近的建筑劳改营里。他的这第一次集中营经历在《古拉格群岛》和剧本《鹿和小窝棚女子》中都有体现。

1947年。7月，索尔仁尼琴被押往当时名为“马尔菲诺的沙拉什卡”的第16号特殊监狱，它位于莫斯科市北部。他在那儿的声学实验室工作，试验新型“发声模型”。索尔仁尼琴与工程师德米特里·帕宁、日耳曼语文学家列夫·科佩列夫建立了友谊，他们三人成了形影不离的“三剑客”。“沙拉什卡”里的囚犯们被获准与妻子每年见面一次。从1947年7月9日至1950年5月19日，索尔仁尼琴与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见了四次。他们是在塔甘卡监狱和列福尔托沃监狱见的面。“这些会面就像古希腊的浅浮雕墓碑，上面画着墓中人和那些立碑的生者。但是在墓碑上常常画有一个小条，它把彼岸世界与现实世界分开。生者温和地望着墓中人，而墓中人望着地狱，他的眼神既不快乐也不忧伤——清澈且阅世很深。”（《第一圈》，第37章）索尔仁尼琴让妻子不要顾念曾经的承诺，他开始创作自传体叙事长诗《小路》，借助火柴棒（上面包着写满铅笔字的纸片）把这首诗熟记下来，后来在数次流放中及在埃基巴斯图兹时，他则开始用念珠计数：每十行诗用火柴棒或数珠来标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将每十行诗都记得很牢，所以如果在数珠上出现的是另外十行诗，他就知道弄错了，于是又重新诵读最后的十行，以便找到那遗漏掉的那行。“沙拉什卡”里的条件相对宽松，而且在那儿的生活经历教会了作家很多事情。与关押在马尔菲诺的囚犯学者们之间的对话，反映在了小说《第一圈》中，特别是与帕宁（小说中叫索洛格金）和科佩列夫（小说中叫鲁宾）之间的交流。

1948年。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因是“人民敌人”的妻子而被莫斯科大学实验室解雇。12月19日，在与索尔仁尼琴会面时，她告诉丈夫必须正式离婚，第二年她就去梁赞教书。

1950年。6月25日，犯人们被押离布登尔卡监狱，两个月后抵达位于卡拉干达<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北部的埃基巴斯图兹<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索尔仁尼琴做跟普通犯人一样的“苦力活”。这个集中营里的条件比“沙拉什卡”还要恶劣得多。一直到1951年夏，索尔仁尼琴（就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一样<a id="noteBack_12" href="#note_12">[12]</a>）在生产队里当砌石工瓦工。后来被任命为机械制造车间班长。

1951年。索尔仁尼琴在头脑中构思喜剧《胜利者的欢宴》和《小路》的大部分内容，然后借助自制的念珠将它们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