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第3 / 14页）
9月，索尔仁尼琴的朋友、数学家维尼阿明·捷乌什的家被搜查，因为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的书稿保存在他那里。然而，捷乌什未经作家的允许就向自己的朋友们朗读了索尔仁尼琴让其保存的手稿；其中的一部分未经作者许可就交给了吉利别尔贝格，后又落入克格勃手中。作家的很多手稿都落入到了克格勃之手，其中有《第一圈》、集中营诗篇、剧本（包括《胜利者的欢宴》）。
作家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拉开了序幕。“他们对你积怨太深”，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他说道。索尔仁尼琴时常住在位于别列杰尔金诺的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a id="noteBack_22" href="#note_22">[22]</a>家里，然而，每次都是短短几天。（在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a id="noteBack_23" href="#note_23">[23]</a>死后，1973—1974年的冬天，在被捕和被驱逐之前，当他彻底失去在莫斯科居住的可能时，他在别列杰尔金诺住的时间最为长久。）
1966年。索尔仁尼琴轮流居住在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索洛特恰、别列杰尔金诺三个地方。在圣诞城他写了《癌病房》，在别列杰尔金诺创作了《复活节宗教游行》，而《古拉格群岛》则是在他自己最重要的“栖身处”——爱沙尼亚塔尔图市科普利亚—米亚尔吉的庄园里写出来的，他能在那儿顺利住下则是多亏了自己的难友、爱沙尼亚律师和政治活动家阿尔诺尔德·苏吉的帮助。“如今克格勃把一切——成千上万人混成一片的呻吟声、临死前的低语声、所有死者没有说出来的遗嘱——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一切我已经无法回想起来了，脑子再也无法运转了。”（《牛犊顶橡树·扼杀》）他像一个志愿去服苦役的犯人一样，在那里连续写作了两个冬天。
他还为《新世界》写了另一部短篇小说《为了事业的成功》。尽管特瓦尔多夫斯基因支持索尔仁尼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杂志社还是提名索尔仁尼琴为列宁奖金候选人（“我们报复你是因为你在第二十二次大会上的发言，是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因为桀骜不驯，是因为一切，但主要可能还是因为索尔仁尼琴……”<a id="noteBack_17" href="#note_17">[17]</a>，特瓦尔多夫斯基在4月5日的工作笔记中写道）。
索尔仁尼琴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的稿酬买了一辆“莫斯科-412”小汽车，并把它叫作“杰尼斯·伊万诺维奇”。直到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苏联，“杰尼斯”一直陪伴着他。
受到读者来信的鼓舞，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的写作“极富成效”，他着手创作《古拉格群岛》。他的材料来自全国各地，来自昔日的囚犯和“古拉格的见证者”。因为害怕通过邮局寄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们邀请索尔仁尼琴单独见面，于是索尔仁尼琴四处奔走，会见了许多的见证者。（2005年，当再版《古拉格群岛》时，索尔仁尼琴首次列出了与自己通信的所有人员名单，共计257人。）他还写了《癌病房》和关于1917年革命的长篇小说（上文已有提及）。索尔仁尼琴正在全力构思新小说，但却有人试图迫使他参加主题为“长篇小说之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以辛辣讽刺的笔触将这件事写进了《牛犊顶橡树》里）。
索尔仁尼琴考虑到《第一圈》有可能出版，就着手对其进行删改。他多数时间都住在梁赞附近的索洛特恰镇，在小河岸边、橡树树荫下，伏在一张自制的小桌上写作。
1964年。复活节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梁赞，在那儿待了三天，阅读了《第一圈》。
1959年。2月9日，在莫斯科西弗采夫·弗拉热克小巷的帕宁妹妹家里，马尔菲诺“沙拉什卡”的四位难友又欢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帕宁、科佩列夫、画家伊瓦舍夫—穆萨托夫和索尔仁尼琴；这一天是从他被捕那天起满十四年的日子。“吃份粮、喝白开水、臭菜汤和稀粥的‘劳改犯日’——永远挨饿的劳改营犯人的鲜活感觉。这个日子第一次是在流放地纪念的，此后通常是在孤独中度过。这次的周年纪念日可过得热闹，有吃有喝；更何况几个朋友能够有所回忆和思考。”<a id="noteBack_14" href="#note_14">[14]</a>
从5月18日起，索尔仁尼琴用五十八天写完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中篇小说的名字是《新世界》杂志主编А. Т. 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起的。起初它以书中主人公在集中营的编号为名，叫《854号犯人》。为了能出版，第一版的用词比较委婉。例如，文中根本没有提及斯大林，而列别捷夫要求至少要提及一次，于是就出现了“长胡子爸爸”。与之相比，长篇小说《第一圈》则做了相当大的改动：“爆炸性”的事件被替换成了“医疗”事件。
索尔仁尼琴到克里米亚去找祖博夫夫妇，并在那里创作了《玛特廖娜之家》。他深深被这种地下文学创作所吸引：“……我熬过地下写作的那些岁月，是因为我心存一个信念：这样不露声色的机敏者并非只我一人。我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分散在俄罗斯各地，是一些闭塞而又倔强的孤独者，每个人都凭荣誉感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
年底，他完成了电影脚本《坦克知道真相！》的写作（是关于埃基巴斯图兹起义的）。
1960年。秋天，索尔仁尼琴完成了短篇小说《右手》，随后又写了剧作《风中之烛》。这部剧的创作动机源于一件具体的事情，然而，作家把故事情节换成了某个并不存在的西方国家。后来，索尔仁尼琴本人承认这部作品不是很成功。写完了最后一篇《袖珍散文》。
萨穆伊尔·马尔夏克<a id="noteBack_18" href="#note_18">[18]</a>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文章，名叫《一部真实的中篇小说》。
《袖珍散文》在地下出版物上广为流传，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0月，赫鲁晓夫被推翻。作家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岌岌可危，开始采取措施秘密“储存”自己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在没有妻子的陪同下只身去了列宁格勒，在那儿发生了一段短暂的艳遇，之后回到了梁赞。他又与妻子一起前往塔什干<a id="noteBack_19" href="#note_19">[19]</a>。索尔仁尼琴在塔什干向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承认了自己的不忠行为。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裂痕，对双方来说这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地狱”。这还反映到了《红轮》里（沃罗滕采夫上校和奥莉达·安多泽尔斯卡娅之间的艳史）。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a id="noteBack_20" href="#note_20">[20]</a>不仅对自己这个转瞬即逝的情敌醋意大发，而且（甚至更可能）还对那些反映了这件事的作品怒气冲冲。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娜塔莉娅的原话：“你用我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如今你会用另一个女人写出另一部小说”<a id="noteBack_21" href="#note_21">[21]</a>。这确是事实：“一部小说”即《第一圈》（涅尔仁、娜佳、西莫奇卡），“另一部”即《红轮》，更确切说是《1916年10月》（沃罗滕采夫、阿丽娜、奥莉达）。
1965年。索尔仁尼琴夫妇在距莫斯科西南部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买下了一个郊区小别墅；他们称其为“鲍尔佐夫卡”（这是别墅昔日主人的名字）。
196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号召继续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这次会议召开后，索尔仁尼琴决定把《854号犯人》拿出来出版，通过列夫·科佩列夫把手稿转交给了《新世界》杂志社。12月末，作家应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邀来到了莫斯科，后者在1961年12月12日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中写道：“最近几天，最强烈的印象是А. 梁赞斯基（索尔仁尼琴）的一部手稿，今天我要与他见面。他的手稿让我想起了‘彼岸世界的焦尔金’。”<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
1962年。尽管特瓦尔多夫斯基事先征得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同意（他的助手列别捷夫给他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是索尔仁尼琴这部中篇小说最终得以出版仍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3年4月的《新世界杂志工作笔记本》中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你所料，整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还有对索尔仁尼琴说的无数热烈而激动的话语以及综合从上层聪明人那儿听来的一切评语之后，我终于决定向前推进这件事，并说服整个编辑部必须这样做，因为已经无路可退。好像正是由于这次‘突破’，一切都进行得顺利、轻松，令人愉快。怎么也想不到，天上大雨倾盆，地上泥泞不堪，似乎是对这件事的最大不满。实际上真是如此！”<a id="noteBack_16" href="#note_16">[16]</a>
终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为此写的一篇简短的序言在《新世界》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这部小说发表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索尔仁尼琴顷刻间天下闻名。他也被介绍给赫鲁晓夫，后者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
“现代人”剧院计划上演他的剧本《鹿和小窝棚女子》，索尔仁尼琴向演员们讲解了剧情。12月末，索尔仁尼琴在中学上完了最后几节课。
1963年。《新世界》第一期刊登了《玛特廖娜之家》和《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这是索尔仁尼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专门为杂志社写的短篇小说）。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攻击索尔仁尼琴的首批文章，他本人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也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这些评论足够编一部文集，名字就叫《〈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家读》。索尔仁尼琴后来写道：“信件如潮水般从全俄罗斯各地向我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