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战士（第1 / 3页）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善良但不太灵活的庄稼汉形象，他脱离了自己的土地，被抬升到了一个过高的位置。他在进行着一场必要的战斗，但因为这条路前人已经走过而缺少创意。他还保留着正确的判断力和农民式的幽默（当特瓦尔多夫斯基1963年在皮聪大<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给赫鲁晓夫读《焦尔金游地府》时，引得后者哈哈大笑，当时这首长诗尚未开禁）。特瓦尔多夫斯基赞叹索尔仁尼琴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及淡泊名利，但又不得不经常周旋于党所宣称的真理和真正的事实真相之间。“他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需要这两种真理不要分家，而是合而为一”（《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特瓦尔多夫斯基创作的主题与索尔仁尼琴相同，都是农民的世界、农村虔诚的教徒。他“反复念叨”的是《玛特廖娜的家》里所表达的思想，亦即苏联农村物质生活的匮乏特别是精神道德的堕落，民间创作传统甚至那悦耳动听的民间语言遭到了遗弃。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玛特廖娜的家》中的语言进行了细微的修正，因为和他不同，索尔仁尼琴并非农民出身。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无法接受索尔仁尼琴的结论，或者，至少想减弱这一结论的尖锐性。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相信善遭到了彻底的丢弃，不相信这个词已不再具有道德意义，于是他就像一头公牛围着木桩转来转去一样兜了个大圈子。

所有这一切不同程度上都与寓言相似，更确切地说，是像那些讲述城里和田间老鼠的寓言故事。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像一头待在城里的老鼠，它为了荣耀和特权不惜出卖自己，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位伟大的自由派分子把《新世界》编辑部同事们对自己的崇拜当成了理所当然，习惯用“领导”的姿态不慌不忙地作出相关决定：“……这些人生活得懒散，并不急于去锻造正在逸去的历史，这究竟是因为历史不会溜走？还是因为反正也不是由他们来锻造？（《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用设法去弥补那白白浪费的八年，甚至是十一年的生活，他的良心也不受那些渴求自由并希望借助文学进行赎罪的苦命人的折磨。由于阴差阳错，他成了一名声名显赫的人物。对自己这个长着一脸大胡子、衣衫陈旧、头发乱蓬蓬的谈话对象，他抱着袒护的态度，而并没有把他平等看待。1962秋，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短暂的友谊（“蜜月”）。

在《牛犊顶橡树》中，作者还刻画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些不太令人喜欢的性格特征。特瓦尔多夫斯基经常酗酒；索尔仁尼琴却滴酒不沾（尽管他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喝酒，有时是在节日期间，甚至每天在午饭前都要喝上一杯白酒）。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优秀小说家的作品，但却很少发表杰出诗人的作品。这是出于嫉妒心吗？索尔仁尼琴曾向他建议刊登沙拉莫夫的诗歌（“……1962年12月，我说服В. Т. 沙拉莫夫从《科雷马诗抄》和《小长诗诗集》选出一些我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好诗，送给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装在一个密封公文袋里，经由秘书转交”），可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找各种理由推掉了。这位主编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对他言听计从，于是他就表现得像主子一样，但索尔仁尼琴却不是一个奴仆。《伊万·杰尼索维奇》发表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他找到了特洛伊<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古城。但特洛伊在谢里曼考古挖掘之前就存在了。同样，古拉格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不管他是否情愿还依然存在着。他甚至都不知道特别劳改营（особлаг，《伊万·杰尼索维奇》）与劳动改造营（ИТЛ，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герь，《鹿和小窝棚女子》）之间的区别。

索尔仁尼琴把剧作送到了他的家里，于是“两个萨沙”（他们都住在科捷利尼奇沿岸街同一栋楼里），即杰缅季耶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开始读它。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这个剧作写得一般（他的观点不无道理），而且还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没有必要“反复挖掘同一类的集中营素材”。对于他来说，古拉格题材已经没有多少新意了。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这才仅仅是个开始，以后他还想发表《古拉格群岛》呢。此外，特瓦尔多夫斯基还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读完短篇小说《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在发表的时候，车站的名字叫克列切托夫卡，这是因为《十月》杂志的主编叫弗谢沃洛德·柯切托夫，而《新世界》与《十月》杂志之间素来不和），他认为特维利季诺夫这个形象有些脱离现实，因为他还没有体验过磨难的滋味，却仅仅是“出于品味不同就不喜欢斯大林”。怎么能不喜欢斯大林呢？既然索尔仁尼琴不喜欢他，那么他特瓦尔多夫斯基就要同样受到别人的指责吗？

我们是逐渐才知道这些隐秘的创伤。《牛犊顶橡树》的作者多年以后认为，自己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做了过多的让步，承担了过多的义务（他认为对这个把自己当孩子来袒护的老爷，他理应感恩戴德）。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可以感到索尔仁尼琴明显的怒气及略微的不悦。在国外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不设法安慰那些关心索尔仁尼琴命运的西方记者，而在这位昔日古拉格犯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谎言。当然，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没有直接说谎。他始终会在距谎言“一毫米”的地方停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毫米，索尔仁尼琴对这位头上戴满各种桂冠又被当局宠爱有加的诗人始终怀有敬意。但同时还指责他。重要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他人对他阿谀奉承，又怕得要命，把他捧上了天，而索尔仁尼琴却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孤立无援，没有真正的朋友……他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人厚道、天真淳朴、心地单纯，但他的双手双脚却被人带上了“镣铐”，受到了别人的利用。当我们读到作者笔下这位极其复杂矛盾的肖像时，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两位作家之间充满了误解，都到了快要断交的地步了，我们能够感受到，对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索尔仁尼琴的视角——即以一位昔日集中营犯人的角度来审视营区里的监狱长——是无法容忍的。“我们好比两条有各自特殊方程式的数学曲线”。索尔仁尼琴试图去理解对手，“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这两条曲线有着共同的切线，甚至是共同的导数，但它们走过的路却始终无法相交。

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的手中跌落！

——《牛犊顶橡树》

索尔仁尼琴称自己的第一部回忆录为《牛犊顶橡树》。这本书的标题源于一句谚语：“牛犊顶橡树，可犄角却被夹住了。”索尔仁尼琴借助人民的智慧，却又巧妙地省去了俗语的寓意。实际上，当牛犊顶橡树时，它的犄角会长得更快。这本书像索尔仁尼琴其他的作品一样，里面到处是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俏皮，如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甜；人小胆大……它语言幽默、俏皮，充满了民间智慧，就像一部民间歌谣。这部作品与索尔仁尼琴作品中塑造的农民形象伊万·杰尼索维奇一起，并在“有强烈责任感的男子汉”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男人”赫鲁晓夫的齐心帮助下，构成了双子星座，它们一改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下文坛普遍枯燥乏味的语言，于是“我们心中的那道光”又重新闪烁起来。

这本书的第一稿（也是它的核心部分）写于1967年4月，是在克格勃查抄索尔仁尼琴全部书稿之后，在他给第四届苏联作家大会写信之前。“要么脖颈给勒断，要么绞索断成两截。”此时，索尔仁尼琴已公开斗争了一段时间。这位昔日的集中营犯人，秘密活动的老手，现已成长为一名上帝的勇士，一名古拉格成千上万名无辜受害者的旗手，一位先知，他的生活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幽居在伊斯季亚河畔圣诞城，索尔仁尼琴决定编写一部反映自己与苏联政权斗争的纪实性著作。为此他要克服两个障碍，第一个阻碍属于智力层面，亦即要写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这就意味着不免要长篇大论，索尔仁尼琴只熟悉那些保持本性的、气势恢宏的、具有揭露内容和预言性的文学作品，这样他就不得设法压一压自己的文学写作激情，待到以后某个更安定的时候再释放它们；第二个则属于道德层面：只谈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要沉溺于自己的生活，而索尔仁尼琴对回忆录这种“松散”的文学体裁，总是不太兴奋，因为在回忆录里真理的标准是模糊的，这就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

后来，还是赞同的声音占了上风。因为索尔仁尼琴认为，他写的将不是回忆录而是一本战斗的书。像作家的其他创作一样，这本回忆录就像使徒保罗的行传一样，里面充斥了大量的军事方面的术语。作家如何露出峥嵘成了这部新作的核心部分：即他是如何走出地下而手里只拿着一把投石器就开始了与巨人歌利亚<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即强大的官方政权）的斗争。

一切都像作家预先设想的那样吗？在这部书总的构思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形象十分必要，甚至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下，与其说牛犊在顶橡树，不如说在顶这位与之对话的中间人，他刊发了作家的作品，将之带入文学界并对他不断施加各种诱惑。《牛犊顶橡树》中的某些情节向读者透露了这些不为人知的诱惑，包括来自当局的诱惑。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古拉格群岛》中描写的另外一个诱惑：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可以找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萌芽。或许，这就是作者之所以无情的原因，也可能正相反。另一方面，特瓦尔多夫斯基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正是他挽救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使他放弃了各种“诱惑”，如荣誉、顶礼膜拜、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彻底放弃真理。当时索尔仁尼琴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就是距全部真相只有一毫米（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毫米！），而且要成功地触及到真相。他将分别揭露集中营体制，苏联贫穷的农村，受到污染的俄罗斯大自然……渐渐地他也被束缚住了手脚。在一些小事上他同样面临着诱惑，如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与官员的蛮横、受贿和不公正做斗争。但当时还不可能发出主要的喊声。于是索尔仁尼琴宁愿使所有的人都失望，使亲人和远朋遭受心灵的创伤，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放弃这声主要的呐喊。

非常有趣的是，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由他自己亲自记录下来）都同东正教的主要节日相符合。例如，1964年复活节的那三天，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了梁赞，读了《第一圈》的手稿后喝得醉醺醺的，试图以此来减轻由该书造成的伤害（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完全不记得这个复活节期间发生的事情了）；1968年6月圣三一节期间，索尔仁尼琴得知《第一圈》在美国出版，就在当天制成了《古拉格群岛》的缩微胶片。“当你感到不够坚强和心情不好的时候，求助于上帝是最好的办法。在娇柔的白桦林采些树枝，装饰心爱的木房别墅。几天以后将会怎样？是牢狱还是创作小说的幸福劳动？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这一点。我祈祷。可以喘口气、休息一番，那会是很好的，但是在死者面前的义务不允许我有这种软弱：他们死去了，而你还活着，你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让世界了解一切。”（《牛犊顶橡树·发作》）。

第一章叫《地下作家》，这是一位擅长伪装的人，因为害怕观点上有分歧，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找女朋友的愿望。“我被流放的那些年月过得很糟。那些年里我向往女人、为自己的书担惊受怕，也担心女共青团员出卖我。经过4年战争和8年监狱生活之后我坏掉了、糟糕了、窒息了。在获得自由的最初3年，我醉心于找到一位能够把所有的手稿都托付给她、值得信赖的女人，把全部书稿、所有熟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头颅都托付给这个女人。”（《牛犊顶橡树·遭遇战》）接着，这位勇士《初露峥嵘》，把一稿经过“处理”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社。而在《浮出水面》这一章里他将获得巨大的声誉，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很有吸引力！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结为联盟，后者既是“组织者”也是“导师”。接下来的一章叫《受伤的鸟》，内容包括：特瓦尔多夫斯基开始对他“支吾搪塞”，在作家的朋友、人类学家维尼阿明·捷乌什处查抄了作家的书稿。这只“受伤的鸟”开始进行自我捍卫，现在的他很危险。

以上四章是这本书的“核心”，情节发展愈来愈紧张。带着集中营犯人固有的小心和多疑，索尔仁尼琴慢慢地挣脱了束缚，他离那个“无形的边界”越来越近（而那里将不会有任何谎言）。之后就是那场最重要的考验，他将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给第四届苏联作家大会写了一封信。这第一篇回忆录的结尾简明扼要，同时又充满激情且不无讽刺。危险境遇改变了句子本身的节奏。这只“受伤的鸟”开始还击。“这条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和有意选择的，是有人替我想象出来，做出了安排。我只是自卫而已。”（《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这几章的核心部分讲述了索尔仁尼琴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相识的整个过程，这次见面决定了作家的命运。作为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生活和事业一帆风顺。这主要是因为他出身于农民世家，为人正派，当然也需要一些运气。尽管他与当权者走得很近，但他却从没有违背自己的个性做任何妥协的事情。他的叙事长诗《穆拉维亚国》讲述了“大转折”时期俄罗斯乡村的命运；很多人（如瓦西里·格罗斯曼）都认为这部作品是对“被没收了一切的富农”父亲的背叛。用四音步抑扬格（这种格律与民歌很相似）创作出来的《瓦西里·焦尔金》记录下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士兵面临的各种困境。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特瓦尔多夫斯基这首诗，认为它生动形象、语言幽默，歌颂了憨厚淳朴的俄罗斯人民。“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说出战争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离一切谎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跨越这最后的一毫米，绝对没有！……”（《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在这个昔日的集中营犯人眼中，这一毫米至关重要，它表明特瓦尔多夫斯基与那些文学官员、歌功颂德的诗人和小说家明显不同。索尔仁尼琴非常熟悉《焦尔金游地府》中展现出来的各种讽刺现象。长诗同样用这种嘲讽的口吻描述了苏联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内幕，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克格勃……在诗歌的字里行间能够读到很多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翘首以盼这部长诗的发表（1966年，这部长诗被改编成了话剧）。

这两名作家都热爱俄罗斯农民，都歌颂过农民身上的优点，正是基于此，才使得他们的会面成为可能。“在农民麻木不仁的缺少文化和艰难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儒雅持重令我惊异不止。”（《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那个仍在营房里打盹的伊万·杰尼索维奇是焦尔金的兄弟，两个人都一样地憨厚淳朴，心地纯正！这时候《新世界》杂志正逢“特瓦尔多夫斯基时代”，他大胆地破除各种禁忌，鼓励作家们说真话，让他们敢于展现自己，甚至敢于抒发自己的感触……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形象引起了争论（这一点本书第二章已有涉及），这种争论本身似乎可以当成是《牛犊顶橡树》的附录。这个形象是逐步刻画出来的：作者是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揭示”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本质性格特征，他谈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起初无关紧要，后来却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后导致这位受共产主义熏陶的自由派作家与他的那位完全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作家同事之间的关系彻底地破裂。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上帝赋予了索尔仁尼琴力量，甚至连他的命运都做好了安排，对面的这个交谈者一动不动，就像被一群小矮人围住的格利佛一样。他们两人中有一人留在了岸上，而另外一个已经游离岸边，去寻找新大陆去了。

我们面对的是三个人的对话（这一手法索尔仁尼琴经常使用）：当时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的讲述者和现在的叙述者。作者多次使用讽刺（它藏匿在括号里，或是一种隐秘思想的流露，或是冷峻地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性格鲜明突出。“我喜欢上了他的乡下人的秉性；他那诗意的童稚的种种显现（这是一种被绅士风度掩饰得不好的稚气）以及他在敌手面前（有时是在身居高位的人面前）能够表现出天生的个人尊严（当然是面对面时，如果是打电话时常常会举止失措），这就使得他摆脱了可笑或卑下的处境。可是我和他的过去毕竟是天悬地隔，由此引出今天的地位更是判若云泥。”索尔仁尼琴这里想强调的是，在电话交谈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个性特征不会表现得那么鲜明，因为电话是像鲁萨诺夫这些官员们惯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