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的使命（第1 / 5页）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轮子或磨盘成了祖国遭到毁坏的突出意象，这也是这部史诗性著作《红轮》标题的主要寓意。时而这是那个“把心灵磨成齑粉”的磨盘，时而这是决定死囚命运的“巨大车轮的转动”（《古拉格群岛》）。在《1914年8月》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火轮。这是被火笼罩的石磨的两翼——它们刚好是在阿尔谢尼·勃拉格达廖夫与叶戈罗夫·沃洛滕采夫相遇时燃烧起来的。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先知以西结看到的那个异象：火轮上全是火，轮辋周围是无数的眼睛。而在第三十章展现我们面前的，是医院的敞篷马车上脱落的一只发狂的轮子：“……它滚动着，这被火光照得通亮的巨轮！这为所欲为的巨轮！这遏制不住的巨轮！这压倒一切的巨轮！……这血红血红的车轮！！！”当萨姆索诺夫下令撤退而且周围的一切都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时，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轮子，不过它是天上的轮子。有一次，我从威尼斯给索尔仁尼琴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的是托尔切洛岛上教堂里的水彩壁画：圣父的脚下是红色的轮子，就是《以西结书》中那个发着火光的轮。他很喜欢这张明信片，并且令我十分诧异的是，我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看到了他对此事的简略记述：“突然，给我寄来了一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上面描绘的是威尼斯一座小岛上的柱厅<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壁画：在神座旁的红轮图像——这应该如何理解？好像是‘以西结<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的双轮马车’，这象征着天意。”

于是，处在这个火象星座下的索尔仁尼琴式的俄罗斯，注定会在世界历史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说来奇怪，在作家笔下，无论是那些俄罗斯的反对者，还是俄罗斯的捍卫者，他们都表达了这种看法。“如今，世界历史的关键就在于俄罗斯的毁灭”——这是《列宁在苏黎世》中帕尔乌斯的思想。而1979年2月，当索尔仁尼琴本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伊万·萨皮耶特的采访时，他自己也说道：“当苏联国家制度将发生变化时，整个世界生活的轨道也必将改变。现在是整个人类史上的拐点所在。”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相似之处：《第一圈》中，斯大林不由自主地唠叨起来，在自言自语中对那些富人表达了不满；在自己的作品中，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始终在揭露“富人”，从《玛特廖娜的家》到政论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他认为，俄罗斯的真正使命是遵循大斋期东正教的传统。也许，这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表明，索尔仁尼琴暗自赞同恶魔幽灵的路德主义：敌人借用了真正骑士的武器和言语（正如斯大林使用从中等宗教学校学到的宗教语言一样）。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列宁在评论俄罗斯人民身上“无限的耐心”时，他陷入了绝望：他用指甲点着报纸上的简讯，为俄罗斯在一战中的失利而感到高兴，与此同时，对在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中燃起的俄罗斯之火的熄灭，他也感到由衷地惋惜。但是，索尔仁尼琴赞扬的正是俄罗斯的这种火，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了俄罗斯之火。

对他来说，发生起义的俄罗斯是旧教派信徒的俄罗斯，他们死于彼得大帝的龙骑兵之手，或是在巨大火堆里自焚而死。不了解的人，会对那些旧信仰的维护者加以蔑视或嘲笑（皮埃尔·帕斯卡在所著关于阿瓦库姆和分裂运动<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开端的巨作前言中将他们与法国詹森派教徒作了对比<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这样的人灵魂上不属于俄罗斯。索尔仁尼琴始终在为旧礼仪派教徒辩护，反对官方东正教会说他们耐心不足，反对巴黎发行的《俄罗斯东正教通报》上的作者的观点，反对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他将1978年实施集体自杀的约翰斯敦宗派主义者与旧礼仪派教徒相提并论）。

到美国后，索尔仁尼琴决定去拜访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族团（1975年，他经由加拿大去了那里），随后再参观反仪式派<a id="noteBack_12" href="#note_12">[12]</a>的居民点（这次访问没有实现），最后再去拜访俄勒冈州<a id="noteBack_13" href="#note_13">[13]</a>的旧礼仪派教徒。他在俄勒冈时遇到了一群身穿萨拉凡<a id="noteBack_14" href="#note_14">[14]</a>的姑娘，她们都操着最纯正的俄罗斯语言，“当看到她们还完好地保留着民族的风貌、民族性格，听到她们保存完好的与生俱来的俄罗斯语言，即使在整个西方世界甚至就是在苏联的某些地方，你都不会感觉到像置身于她们之间时那种身在俄罗斯的深切感受。”（《一封美国的来信》）画家康德拉绍夫是透过一组俄罗斯风景画来表现这一暴动中的俄罗斯，如表现俄罗斯的农民暴动、民粹派和列宁等（但在九十六章版的《第一圈》中，列宁却并属于“火热的心灵”之列），这并不是那个思想家兼博览群书的列宁，而是一个发狂（尽管不断控制自己的激情）的列宁，他固执己见、严峻冷漠、身无分文。不过，在《红轮》的各章陆续出版后，读者们发现，索尔仁尼琴的敌人即1917年那场旷世浩劫的真正元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人和最高权力机关。只有那个因迫不及待而急切万分，因环境所迫滞留在弹丸之地的小国瑞士的列宁才会气呼呼地抱怨道：“俄罗斯这盆发酸的面团，别指望能用它做出什么来！为何他会生在这个无比粗俗的国度里？！因为你身上流的四分之一的血是俄罗斯的，正因为这一点你的命运就与这座破旧的俄罗斯马车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列宁在苏黎世》）索尔仁尼琴急切地想展现自己眼中的列宁形象，于是不等《红轮》最初几卷出版，他就把有关列宁的这些章节单独发表了（这些章节将在《1916年10月》中获得完全的体现和揭示）。索尔仁尼琴想尽快向读者呈现，列宁怎样受到了帕尔乌斯-格利凡德的诱惑，甚至可以说，是“小人物”（拉丁语即“帕尔乌斯”）诱惑了一个“伟人”（列宁）。因为这些章节散布在《红轮》<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第二卷第二部中，所以它们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整体，而帕尔乌斯与“玛格努斯”（即列宁）相遇的场景则很集中，更加凸显了人物的性格。

但是，那些激烈地评议祖国而实际上从事破坏活动反对祖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就如同新约中所说的“如温水”（“你即如温水，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第三章，第15—16页），这也引起了索尔仁尼琴对他们的厌恶。《红轮》作者的立场与俄罗斯侨民、英籍历史学家格里高利·卡特科夫很接近，后者是著名记者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侄孙。这也促使索尔仁尼琴出版了格里高利·卡特科夫《二月革命》这部书的俄文版。他选定了译者，并于1984年由巴黎“伊姆卡”<a id="noteBack_16" href="#note_16">[16]</a>出版社作为索尔仁尼琴倡议的《当代俄罗斯历史研究》系列丛书的一本得以出版。后来，苏联解体后，又在俄罗斯再版。索尔仁尼琴曾在伦敦与卡特科夫见过一面，并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刻画了他这个令人同情的形象：“还有一种高贵的命运，它并没有全力以赴地为俄罗斯服务，却在侨居时就枯萎了<a id="noteBack_17" href="#note_17">[17]</a>。他声音温柔，是一个富有魅力、真诚的人。”历史学家卡特科夫特别详实地研究了俄罗斯的自由党人、共济会会员、立宪民主党人等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而进行的各种激烈斗争，也研究了无情批评政权的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会联合委员会<a id="noteBack_18" href="#note_18">[18]</a>及其他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此外，他还阐明了德国对俄罗斯革命者所采取的政策（著名的一节“封上铅印的车厢”只是他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尤其还研究了哪些人充当了这一政策的中间人<a id="noteBack_19" href="#note_19">[19]</a>。顺便说一下，索尔仁尼琴提到的那些帕尔乌斯的传记作者都是卡特科夫的学生<a id="noteBack_20" href="#note_20">[20]</a>。

“老实说，我的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即描写俄国革命的历史。自1936年起，这项工作已有40年了。但我总是被一些别的事情打搅，分心。”<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就像《古拉格群岛》一样重要，更何况，没有这场革命，就不会有古拉格。像西叙福斯一样，索尔仁尼琴搬走了第一块石头后，就开始搬第二块石头，它要比前面的那块石头重好几倍，那就是讲述真实的俄国革命。他年复一年地创作这部史诗性巨著，在这部作品里，真实的且唯一的主人公就是俄罗斯，这是饱经创痛，因自己的过失和疯狂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那个俄罗斯。“我笔下的《红轮》是一部悲剧史，它叙述了俄罗斯人在疯狂的状态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当在《古拉格群岛》中思考弗拉索夫将军的命运时，索尔仁尼琴注意到了一点，即做一个俄罗斯人就意味着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最坏的命运。他最初构想这部史诗有十四或者二十卷，但1991年在结束第四“卷”第二部《1917年4月》后，他就停笔了。

1991年巴黎出版的作家文集的最后一卷里收入了史诗的整个写作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甚至是在制定个别“卷”的写作方案时详细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第一场是《革命》：1—3“卷”，从1914年8月到1917年3月。第二场将叫作《民权》：4—7“卷”，可只写出了第4“卷”《1917年4月》，写到了1917年5月上旬的事件。其他各卷相应地被命名为《1917年6—7月》，《1917年8月》和《1917年9月》。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设想，这些卷里面的故事都将发生在“以斧头为标志”的时期（这是1862年匿名传单《让我们召唤罗斯使用暴力》的作者们鼓吹的对老百姓进行镇压的主要工具）。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流血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我们不仅要追随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者，而且还要比1892年那些伟大的恐怖分子更彻底，如果为了推翻当前的制度要比90年代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还要多流两倍的血，我们也毫不胆怯……我们对……俄罗斯灿烂的未来……充满信心，俄国有幸成为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将发出一致的呐喊声：‘让我们使用暴力吧！’”由此可见，“民权”（народоправство）将通过民族狂热主义得以实现。这里作者使用的是“民权”一词绝非偶然，它要比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为共和制而使用的“人民政权”（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一词更无情、更残酷。

第三场称作《政变》。这里，再次选择了一个非中性的词语：“政变”（переворот），是政权的急剧更迭。这一场的六“卷”书应涵盖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9月的全部历史。第四场《我们互相残杀》将主要讲述从1918年11月到1920年1月的国内战争。第五场和最后一场（像经典悲剧一样）《前途无望》写的是从1920年10月到1922年春天的俄国历史，小说将以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结束（小说的主人公普鲁日尼科夫将参加此次起义）。小说同样还有五个尾声，它们原本会写在1928年、1931年、1937年、1941年和1945年发生的那段历史。

综上所述，按照作者安排的时间顺序，小说最终结束应该是在1922年或者1945年（按照一位中国老头给沃罗腾采夫算的卦，这是他去世的时间<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作者在史诗中细致刻画了成百上千的人物。但索尔仁尼琴并非仅仅在讲述，他的作品包含有教育意义的成分。那些概述性的章节被一些报刊评述（像多斯·帕索斯那样）或者各种思考（像托尔斯泰）所取代，而且它们全部都包含说教的功用。就像《上尉的女儿》里那样，民歌和正式歌曲的片段时常出现在文本中。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与侨民作家马尔克·阿尔达诺夫的历史长篇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或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比。比如，在他关于列宁的小说《自杀》中既有内心独白，也有场景的快速转换和“拼接”，故事情节还经常在帝国和侨民圈中不断切换。《红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首都性”。当然，情节很多是在莫斯科，更多是在彼得格勒展开，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其他地区，对俄罗斯外省，对库班和坦波夫等地的向往。然而，二月革命仍旧是彼得格勒的革命；而且有关首都的章节从这一卷到那一卷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这违背了作家的愿望<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萨尼亚·拉热尼琴热爱新的、南方的俄罗斯，她勤劳、辽阔、草场众多，这是带有浓厚的青草味和酷热气息的俄罗斯。“但是这几年来，自从萨尼亚熟悉了那个地道的、布满森林的真正的俄罗斯，也就是沃罗涅日这边以后，他就对两边都眷念起来了。”索尔仁尼琴的一个远祖就来自沃罗涅日附近的村镇，被彼得大帝强迫搬离家乡，他就定居在库马河右岸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这里是俄罗斯偏远的西部边境，在这里每个人都远离他人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因为这里地域辽阔。这块草原上的俄罗斯，这块独立勤劳的“暴动者”的沃土，成了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摇篮。

这些地方，这些哥萨克的居住地同样也是《静静的顿河》的故事发生地。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这部史诗，他自己写的史诗和它成了“邻居”。但是，他指责肖洛霍夫造假，他认为《静静顿河》的作者是哥萨克克留科夫（在《1916年10月》中他化身为科维尼奥夫，他与瓦尔索诺菲耶夫一起在揭示该卷思想内容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红轮》第二卷的第五十六章和第六十三章里，索尔仁尼琴愤怒地谴责了自由派分子；他的嘲讽还从没如此深刻有力，他反对议会制的立场也从未如此鲜明。像齐赫泽<a id="noteBack_21" href="#note_21">[21]</a>和克伦斯基<a id="noteBack_22" href="#note_22">[22]</a>这样的“小丑”或米留可夫<a id="noteBack_23" href="#note_23">[23]</a>似的“玷污俄罗斯”之流的真正本质在议会的这场“杂耍表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家兼讲述者寸步不离这个“进步联盟”的领袖，和他一起登上讲台，尖刻地打断了他正如日中天的命运，通过一些毫不起眼的简短答话再现了其内心朴实的想法，当面揭穿他的诽谤行为，幸灾乐祸地嘲笑他话里所使用的法语词汇。索尔仁尼琴并非没有看到沙皇政权的软弱及其可怜的行为能力，相反，他对此感到悲痛：亚历山大三世死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力量消耗殆尽了，听不进那些明智的建议，而是听取那些谄媚者的低声絮语以及饶舌者的俏皮话，就连他们自己说话时也不再理直气壮。

《末代沙皇特写》作为后来补充到《1914年8月》里面去的一章，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冗长的自白（作者借鉴了20年代苏联发表的沙皇日记，还有其他一些文献和回忆录），书里鲜明地刻画了这位沙皇善良的本意及他的优柔寡断。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尼古拉是一个温顺、迷恋古罗斯的皇帝（他最喜欢的皇帝是虔诚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但他却没能发现“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仅向万能的上帝敞开，而普通人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清楚地知道俄罗斯的祸根在哪里，亦即仇恨，更主要的是“有教养的阶层”（其中不仅包括知识分子，而且还包括有不少的贵族、神职人员、商人甚至是农民）对自己祖国的仇恨。索尔仁尼琴甚至还十分乐意地强调说，沙皇早就有了将俄罗斯向东扩张的规划（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此外，作家还指出，当这位俄国沙皇来到某个封闭的圈子里时，他会表现得极其软弱，还有资产阶级式的怯懦。索尔仁尼琴只对一些个别的保皇党人有好感，如拥护按照16、17世纪的方式召开全新的地方自治会议的十月党人希波夫。

《末代沙皇特写》里充满了各种史实与暗示的话语，篇幅也不短，它清晰地回顾了整个历史，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对作为历史学家的索尔仁尼琴所使用的手段有个清楚的了解：这是一种“负荷颇重”的技法，这种技法要求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尤其是那些亲眼所见的证明材料。当法官兼讲述者内心迟疑，无法说出明确的观点时，这种技法就变得更重了。当温柔（对萨姆索诺夫）、仇恨（对帕尔乌斯）或者鄙视（对米留可夫）不能振奋索尔仁尼琴的心情时，他自己似乎也丢掉了那个“唯一正确的一种思想”——然而要是没有它，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也就不能评判人类和历史。史诗的最初几卷写得特别吃力，进展缓慢，这也表明索尔仁尼琴作为长篇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性。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援引自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和职业历史学者的文集汇编。索尔仁尼琴扩大了这个圈子所能涉及的范围，他自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红轮图书索引》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将所获得的所有文本资料及侨民界出版的所有图书都摘录到卡片上，包括米留可夫、梅利古诺夫<a id="noteBack_24" href="#note_24">[24]</a>、马克拉柯夫<a id="noteBack_25" href="#note_25">[25]</a>、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a id="noteBack_26" href="#note_26">[26]</a>、邓尼金<a id="noteBack_27" href="#note_27">[27]</a>写的书；历史学家普什卡列夫、波尔托拉茨基，哲学家伊利因、费多托夫等人的著述；此外，还有一些国外作者的著作，尤其是德国人关于布列斯特-立陶宛和约、帕尔乌斯等的书。《红色档案》杂志上刊发的有关坦波夫起义的资料也非常重要。索尔仁尼琴收集了大量参与这些事件的幸存者的证言，还亲自对白卫军老战士及临时政府部长的女儿进行采访。他的本意是要推翻那些错误的，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看待历史事件的观点。这几乎是“造物主”的愿望，再加上还要亲自看到、听到、感受到这一切，还想在历史的织体中赋予各卷一定的深度，这些都使写作达到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规模。作者本人也时常暗示自己这是在与死亡赛跑。

在1979年至2007年的演讲中（那时重新出版了他的《二月革命的深思》），索尔仁尼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亦即对“自由”革命的谴责：“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传说。如果深入了解二月革命时期的每一天、每一件小事和所有现实的环境时，那么一切都会明了：除了陷入无政府状态，它已无路可去。它的每一步都矛盾重重。1917年整年（这一令人惊讶的历史过程）就是二月革命自我垮台的历史。那时执政的自由社会主义党人在半年内，将俄罗斯拖到了几乎全面崩溃的地步。”<a id="noteBack_28" href="#note_28">[28]</a>索尔仁尼琴的写作越深入，他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一切都是伪造的，而西方的历史学家却只会跟在苏联历史学家后面亦步亦趋。

由此可见，一切都是歪曲的、不正确的阐释，而更常见的则是谎言。因此，索尔仁尼琴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又重新提到了斯托雷平<a id="noteBack_29" href="#note_29">[29]</a>及其1906—1910年间农业改革的重大作用；推测暗探局曾向斯大林支付报酬；解构了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神话，这个神话在《静静的顿河》中被人为地夸大了（根据D.（即梅德维杰娃·托马舍夫斯卡娅）的观点，这一片段毫无疑问是别人动的手脚）。俄罗斯“模式”是未来悲剧的预兆，1980年代的西方与1980年代的俄罗斯几乎一模一样：恐怖分子，迷失的知识分子，病态般的脱离现实（1909年《里程碑》的作者们就揭露了这一点）。“从那时起，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自我堕落，又一次在世界范围内重演，但只是拖延了几十年。同样，自我衰退和投降过程也在大规模重演。”<a id="noteBack_30" href="#note_30">[30]</a>如此一来，明显的自由主义者投降的首例不是1938年的慕尼黑，而是1917年2月。

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是让他感到亲切的南方、西部前线和西伯利亚。对他而言，俄罗斯的中部腹地是这个民族的神秘发源地，这是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一直憧憬的地方，也是《玛特廖娜的家》里的讲述者怀着孩子般的崇敬之情为自己发现的那个地方，俄罗斯的中部地区有着宁静的自然风光，那里的教堂耸立于上岗，矗立在小丘，如同身着“白色和红色衣衫的公主”，“高居于平庸和粗糙的日常生活之上”。但这个俄罗斯民族的发源地却是一个被玷污的王国：教堂变成了木材厂，镀金的钟楼被洗劫一空。她谦逊的美丽竟被忽视了上千年，她被人任意践踏。在《袖珍散文》里，作家歌颂了这位俄罗斯母亲，就像勇士歌中被赞颂的那个消失于水下的基捷日城一样：“若能永远在这里住下该多好啊……在这里，心灵，宛若颤栗的空气，会在天水之间潺潺流动，还会有纯洁、深邃的思想汩汩流淌。”（《塞格登湖》）但是湖却被“凶恶的公爵，斜眼的恶魔”占领了，被这位当地的要人及这位“恶魔的狗崽子们”占领了。这直接取材于俄罗斯童话中囚禁了皇太子伊万的科谢伊·别斯梅尔<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的故事，但它也同样是古老的斯拉夫神话题材，亦即被蛇形怪物虏获的俄罗斯。象征派作家甚至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都涉及到了这一题材。这个中部的、森林密集的俄罗斯腹地（在《第一圈》中化身为阿格尼娅这一形象）原来却是难以企及的，她既是俘虏又是一个神话。她暗藏在索尔仁尼琴的所有创作中，对他来说，她就是支柱：她是原始森林，她是永远不会成为事件场所的那个神秘的俄罗斯。

就这样，寻找真理、追寻圣杯<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获得了明确的含义：这就是对俄罗斯的寻觅。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这种探寻还不是很明显；而《玛特廖娜的家》里面的探寻更多带有民族学性质；《第一圈》中则属于道德和哲学方面的探索。但在《1914年8月》中，它就成了核心主题。之后在索尔仁尼琴几乎所有的采访和演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追寻（多得都让人生厌了）。所以，他在佛蒙特建立纪念俄罗斯的图书馆以收集同代人未发表的回忆录就不难理解了。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所有景物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位于莫斯科州与卡卢加州交界的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作家从1965年到1973年多次来此居住。最新版《第一圈》第四十四章标题就叫《在辽阔的大地上》。文章深情地提到了这个美妙得无与伦比的“地方”，并称如此美丽的地方在瑞士都找不到<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这种辽阔是立体的，如果不多次转动一下自己的头颅，是无法将他们收尽眼底的。”这块地方无边无际，远方生长着参差不齐的森林。“一望无际，轻松自在！”在这个地方的中心是一片白桦林，林中掩映着真正的俄罗斯墓地——被遗忘的墓地，但它更为这里的景致增添了一份自由与美丽。而不远处却是丑陋而残破的村庄，就如同果戈理小说里的一样。通过英诺肯基与他的小姨子克拉拉的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已变成仓库的丑陋的圣诞节教堂。克拉拉甚至觉得，英诺肯基像叶赛宁一样，他怅然若失，几乎丧失了俄罗斯性格的他从欧洲回国，就是为了找到这个满目疮痍的俄罗斯……然而，正是这个面目全非的俄罗斯，这个让那些“斜眼的恶魔们”霸占的俄罗斯，肯定了英诺肯基·沃洛金的牺牲精神，并使他重新获得了道德感。

这个坐落在辽阔自由原野上（尽头是森林和太阳光线）的被废弃的圣诞教堂，是俄罗斯圣诞的象征，在外交官沃洛金看来，与西方富有、商业化的教堂截然相反，它显得寒酸而丑陋。主人公对真实罗斯的了解就此开始，他即刻懂得了那些强加给罗斯的无意义的受害者们：方尖碑让人联想到“第四民兵师的战士们”，这些扛着一条枪就上了前线，要面对四倍或五倍敌人的可怜人……当一个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为凄惨的境遇；但在《1916年8月》里，对此的答复却是：“我只局限于俄国”，或者，像在《牛犊顶橡树》里说的：“不住在俄国，这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促使索尔仁尼琴创作这部历史巨著的动因是俄罗斯的神秘属性，她既强大又软弱，既纯洁又污迹斑斑，既奴性十足又是未来的歌家……正如他在哈佛演讲中提到的，在与蛇形怪物做斗争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的俄罗斯人具有西方人身上看不到的纯正和勇敢。俄罗斯人的这两个极端性——即灵魂的堕落与重生，丑陋与纯洁——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互不分离的，这也是斯拉夫派老掉牙的一个悖论，而这一点《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要比19世纪他的那些前辈们讲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