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眼中的俄罗斯文学（第2 / 2页）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Иванова Н.《Меня упрекали во всём，окромя погоды. . .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об Иосифе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 Знамя. 2000. № 8. С. 185.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Иванова Н.《Меня упрекали во всём，окромя погоды. . .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об Иосифе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 Знамя. 2000. № 8.，第191页.
作家暗中把梯尼亚诺夫的长篇小说与《红轮》进行了对比。索尔仁尼琴认为，这部作品没有“生命的脉动”，也缺少对俄罗斯的爱，但作者却为格鲁吉亚说了不少好话。此外，书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一种神经质，几乎类似于歇斯底里（与别雷完全一样）。至于有关高加索政治文化方面的一番“教导”，那么“我不敢枉议，因为我本人写的概述内容的章节要宽泛得多”。如果“间接地选取一些别人的思想的话”，结果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散布在索尔仁尼琴史诗巨著的字里行间，就像那些“简短的仔细斟酌的二级标题以及引起大师啧啧称赞的“间插段”。说俄罗斯农民“长得都一模一样”，这一点索尔仁尼琴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在这本讲述俄罗斯作家的书里，怎么会露出一种像是外国人在对待俄罗斯人似的如此冷漠呢？怎么对所有与俄罗斯相关的事物会如此敏感呢？批评家的结论是这样的：长篇小说“很迫切”，它谈的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只是选取的时间不怎么理想。——那个时代与苏联相距甚远——映入读者眼帘的只有一个又一个对这个关于19世纪俄罗斯的晦涩描写进行注释的专家的名字”。
最后是比利尼亚克的《荒年》，这部对俄国外省进行“解构”的小说：作者把革命看作是早在勇士歌时期就出现过的自发的“大地”之力。皮利尼亚克非常了解民间语言，对随着政治事件的进展而出现的自然天气现象的更替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一切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很亲切。但情节本身在哪儿呢？勉强能够找到。难道描写沉渣泛起的外省生活在以前的小说和诗歌中没有过吗？作者抹黑了俄罗斯的全部过往生活，他这种对当局的阿谀奉承是否过于夸张了？革命就像一场暴风雪（这是从勃洛克那里借鉴来的意象），皮利尼亚克是在诅咒革命呢还是在为它辩护？他对净化人心灵的苦难的向往到底有多大程度呢？他歌颂的穿皮夹克的布尔什维克，“你……弄不湿他们”，他们是否显得过于滑稽可笑了？布琼尼军帽上的五角星，号召俄罗斯与西方进行合作，所有这一切都不合索尔仁尼琴的心愿，尽管他也注意到了一些写作手法。他说，皮利尼亚克笔下的形象以大自然为主，而不是人：大自然生气勃勃，而人却死气沉沉。只有那些“富含民间文学气息的”形象才能引起他的关注：“森林矗立着，就像伊利亚·穆罗梅茨”。某种难以置信的事物把醉心于革命却命丧于卢比扬卡监狱的皮利尼亚克和视永远不使俄罗斯发生“荒年”为自己使命的犯人索尔仁尼琴联结了起来。
《文学集锦》里还收有一篇《四位当代诗人》的特写，讲的是俄罗斯的犹太诗人。这四位诗人都非常热爱俄罗斯，而且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索尔仁尼琴特别珍视这两个特征。他们是谢苗·利普金、茵娜·利斯尼扬斯卡娅、纳乌姆·科尔扎文和莉娅·符拉季米罗娃。作家对科尔扎文的命运特别同情：他还是在读大学生，1947年就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思想”遭到流放，1954年获赦返回莫斯科。他的叙事诗《丹卡》描写了一名被流放的女犯人，从科雷马释放回来时已成了耄耋老者，这是一名坚强不屈的斗士，一名俄罗斯的歌者：“饶恕我吧，俄罗斯，请你饶恕 / 为了你承受的一切苦难 / 为了那些年轻的后生们，他们 / 对理性农夫兄长们的开导、教训。”在那首纪念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篇中，科尔扎文已经预感到了被驱逐的痛楚——在与祖国分别的时刻高声说道：“我就要与你离别，/ 就像与自己，与命运离别一样。”利斯尼扬斯卡娅吸引索尔仁尼琴的是她的宗教世界观、真诚感受和质朴无华，在她的笔下，“受难与恩宠是一对连体互不分离……”
大卫·萨莫伊洛夫也是一名犹太诗人，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他有点儿刚直不阿，但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对他有一种暗地里的好感。他的诗歌无视那些迫切的时代问题，都是纯粹的抒情之作，甚至流露出一丝丝伤感。萨莫伊洛夫不随波逐流的气节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深刻思索（其中包含了惘然若失和孤独感）赢得了索尔仁尼琴的尊重：“我成了我自己，不知道，/ 因何我成了我…… / 我还明白了自身的渺小，/ 因为创作的幸福 / 无法与尘世的喧嚣相提并论。”萨莫伊洛夫的诗歌情绪内敛，诗风古朴，正是基于这些特征，索尔仁尼琴原谅了诗人那些内容旨在间接与他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唱反调的诗篇，也原谅了他拒绝在支持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呼吁书上签字的行为。索尔仁尼琴对萨莫伊洛夫的犹太人血统提出了质疑：他的曾祖父是一名回到巴勒斯坦终老的犹太人，但是他却是一个无神论者；萨莫伊洛夫对知识分子极为崇拜，说他们“天生就热爱自由”，却非常瞧不起平民百姓（这枉然无益），这一点虽不能使索尔仁尼琴感到愤怒，但也使他伤心不已。“‘宽容’是萨莫伊洛夫钟爱的品质和最高价值……愿上帝也把它赐予给我们每个人。”
作家对布罗茨基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其无情节的诗歌，富含隐喻意义并带有嘲讽色彩的各种列举手法，所有这些都与索尔仁尼琴格格不入，他认为，布罗茨基的冷漠引向的是虚无，他的诗歌占主导地位的是对死亡的思索。布罗茨基捍卫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个体的成功等，但不包括民主，因为他信奉的是“名流崇拜”。圣诞节题材贯穿了布罗茨基的全部创作（他每年都按照传统的方式创作圣诞节诗歌），但他的诗里写的并不是真实基督的诞生，而是某种神秘事物。索尔仁尼琴无法宽恕布罗茨基对东正教的讥讽（如，在《伊斯坦布尔之旅》中对苏联的核心象征物的思考：“斧头——它难道不像是一个变形的十字架吗？”），和他对莫斯科的讨厌：“鸟瞰这个城市的最好方式是坐在轰炸机里看它”，以及他摆脱尘世的企图。但索尔仁尼琴预先说明，在流放北方期间布罗茨基曾住在一个地道的农夫家里，而且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反映，尽管为数不是很多。
布罗茨基的诗学基础是一种不协之音，他把古典式的崇高语体与最粗俗的行话搭配在一起，听起来格外刺耳。“面对我们这个狂躁不安的世纪，布罗茨基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如何对抗、抑制这种狂躁，不仅表现它，甚至还添枝加叶。”如果将仅有的几首爱情诗忽略不计的话，他的诗歌缺少对世界的感恩之情。由于深受爱略特及英国玄学诗人们（如邓恩）的影响，使他养成了“多维度的全人类文化的观照”。作家还指责布罗茨基说，他诗集里的诗歌不仅没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且还多有重复，这样诗集中的内在建构也受到了影响。尽管如此，索尔仁尼琴仍然称赞他对诗律的大胆创新，精巧的诗节设计，总而言之，对诗人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关注。索尔仁尼琴认为，布罗茨基意识到用俄语写作非常重要，但在他那里，这种联系并不是很稳固——因此，对于《俄语扩展语词典》而言，诗人的词语无从借鉴。“对他来说，丰富鲜活的俄罗斯语言好像并不存在一样，或者是他还不太熟悉，没有使他心动。”他的诗歌更像是“理性的修辞手段丰富的华章”。
不言而喻，这篇特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它引起了论争，招致了批评。这两个人，无论是布罗茨基，还是索尔仁尼琴，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两个人在美国的住所相隔都很近（索尔仁尼琴住在佛蒙特州，布罗茨基的家位于马萨诸塞州）。诗人兼杰出的批评家列夫·洛谢夫对他们都非常熟悉，在《作为邻居的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一文中写道：“……甚至就连索尔仁尼琴这样一位艺术嗅觉敏锐的读者，也无法克服代与代之间的隔阂。他失去了高雅的审美能力，无法听出布罗茨基诗歌中蕴涵的弦外之音，他品尝到的主要是吵闹和混乱。”娜塔莉娅·伊万诺娃在自己那篇精彩的文学评论中指出了横亘在两者之间的那道鸿沟，即索尔仁尼琴对人和事进行评价时往往遵循一定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确定无疑；而布罗茨基身上则具有一种能看透一切事物的能力，因而对一切都持嘲讽的态度。“在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社会生活中，布罗茨基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绊脚石。不仅是布罗茨基本人，还包括他的那些忠实读者，他们接受了这种嘲讽精神，并敢于触碰（揶揄、嘲讽、挖苦甚至亵渎）那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价值观。”<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的确，伊万诺娃还指出，索尔仁尼琴并不是唯一一个说布罗茨基的诗歌“冷漠无情”、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她把索尔仁尼琴的这篇特写与其说是看成一篇“评论”，不如说是“一种征兆”，一种预示着俄罗斯文化正在走向分裂的征兆：一方面是热衷于把“人民理想化”，另一方面却是“集大成的”、毫无民族色彩的诗歌。“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布罗茨基成了……萨利埃里（如冷漠无情、精打细算等）！正是索尔仁尼琴把本世纪末我国诗坛的莫扎特纳入到了萨利埃里的‘清单’里”<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对于街头的小提琴手而言，这些人创作的音乐旋律永远也弹不够。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关于坦波夫起义的几个章节，当时就写完了，但一直就那么放着。由于作者决定将《红轮》写到1917年4月为止，所以始终也没有用上。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普鲁特科夫是阿·康·托尔斯泰的笔名。——译者注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这篇文章1999年才获发表，刊登在作品集《醒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