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卡文迪什见面印象记（第1 / 2页）

在卡缅卡，真的枪毙过神甫。尽管俄罗斯一度违背基督教的教义，但在俄国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圣徒和受难者。至今，梁赞州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仍是接受宗教的。当党的书记亚历山大·拉里奥诺夫自尽时，他的两个婶婶来为他举行追荐祭祷（如果是自杀的话，可以这样做）。

帝国的存在本身对俄罗斯民族而言是有害的。帝国关心的不是普通百姓的利益，而是“帝国”的利益。而在今天，这个帝国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让俄罗斯人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什么是真正的民族？这是语言和历史。请翻一翻《希望》<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这个文集，读一读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的文章，他是一个民族本能自我防卫的象征。

为什么列宁拒绝了巴尔乌斯的提议？因为列宁除了施利亚普尼科夫和自己的妹妹外，确实是一无所有，他没有军队，没有真正的党。他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列宁接受了这笔钱。比如，有一些人也说过，列宁在途经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曾在某个地方消失了一昼夜。无疑，这段时间他是在筹钱。

你可以读一下卡特科夫和他的学生们写的书<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也可以读一下普拉廷发表在1971年《界标》杂志上的文章（第77和79期<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

有人指责我夸大巴尔乌斯在1905年的作用。的确，当时更受关注的是托洛茨基，但巴尔乌斯的作用却是最主要的。请你读一读他的《财政宣言》。我在胡佛研究所读报纸时，首次知晓了1917年3月发生的事情。这颠覆了我对那一时期的印象，这使我感到十分痛心。你一定会问我怎样来解释这些事件。我不会去解释这些事，事实会说明一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删掉了《1917年3月》有关章节的原因。

请读一下伊万·罗季奥诺夫<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写的书。在1905年，我们俄国就发生过大屠杀，那是一群暴徒，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为要是惩罚他们的话，他们就可能故意纵火。没有任何人感觉信心十足，因为这帮流氓的行动非常迅速。

1985年11月15日至16日，我曾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索尔仁尼琴的家中做客。我在剑桥（马萨诸塞州）租了一辆汽车，当时我在美国访学（日内瓦大学为我提供了科研休假，于是我到哈佛大学进修学习），沿着风景优美的马路前往佛蒙特。这个地区森林密布，离目的地愈近，就让人有种像是回到了俄罗斯的感觉。虽然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他们的地址，但我还是没能找到索尔仁尼琴的家。后来小卖铺的老板娘对我讲了索尔仁尼琴家在哪、怎么走，她还补充道：一般是不会向外人透露这些的（尽管索尔仁尼琴夫人早上就对她说过，今天他们家有客人要来）。

怎样形容索尔仁尼琴一家的热情好客呢？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菲迪南多夫娜待人十分亲切。小斯捷潘给我介绍了这个地方：小树林，池塘，小教堂，还有他父亲从事创作的小房子，小钟楼。当时斯捷潘正在往电脑里输入打印《俄语扩展语词典》。早饭的时候，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并没有露面，他是午饭前出现的。他心情不错，和大家不时开着玩笑。斯捷潘和伊格纳特这两个孩子开心地说他的俏皮话（叶尔莫莱当时不在家）。在两天时间里，我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共交谈了两次。这都发生在早晨，在他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两件工作的间歇，这两件事就是创作长篇小说并准备第二天写作所需要的材料。

我对谈话做了记录（部分用法语，部分用俄语），现在我尽量还原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当时所说的话。我不会把他的话打上引号，因为这不是对他原话的复述，只是我本人的记录。

首先，他向我谈起了长篇小说《第一圈》的七个版本，据索尔仁尼琴所说，这是他唯一一部所有手稿都保存下来的作品。

——第一稿包含原子弹的情节（英诺肯基·沃洛金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并通知罗森堡夫妇已加入克格勃）并讲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件真事，它发生在我们“沙拉什卡”的声学实验室。这个“叛徒”与大使馆的谈话取材于现实生活。当我决定把这部手稿投给《新世界》杂志准备出版时，我加进去了下面这一情节：英诺肯基出于同情警告这位医生，说他已危在旦夕。这只是对当时某部苏联电影可笑的模仿，电影中的这一情节却被当成了爱国喜剧。当时，这可算是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索尔仁尼琴大声地笑着说道。

俄罗斯永远惧怕纵火犯。

这时，我大胆地询问了关于旧礼派教徒和他对旧礼派教徒的态度问题。

——我对旧礼派教徒遭到的迫害感到非常痛心。在两百多年间，俄罗斯的旧礼仪派一直在遭受残酷的迫害。

对于20世纪初的反动黑帮运动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涅夫沃洛多夫在《1916年10月》中已经对“黑色百人团”<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解释。“黑色百人团”这只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标签罢了。所谓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事实上只有不到两千人。这是一个稻草人，直到现在还被用来吓唬别人。比如说那个可爱的本·亚科夫<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这完全就是个荒唐的故事！这就像美国人经常说的foil<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一样完全就是骗局。

——1965年，我在伊斯奇亚河圣诞城住过几个月，正是圣诞城优美的自然风光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又为新版《第一圈》增加了两章核心章节，一章写的是圣诞城<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一章写的是来自特维尔的舅舅。在第一章里，甚至已经提到了圣诞城，克拉拉答应自己的女婿去看看他那个住在特维尔的舅舅。1966年，我和祖博夫夫妇曾去看一个老头儿，他成了这个“特维尔舅舅”的原型，他姓巴热诺夫。在此之前，关于沃洛金的过去一无所知，只提到过他有一个母亲，现在他又有了个舅舅。

我问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他是否认为俄罗斯发生革命主要是外国人参与的结果。他这样回答说：

——我不会说革命的发生是外国人的错，但在我们国家确实生活着很多外国人。我们与激进主义毫不相干，我们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而米柳可夫则是一个例外，这很有意思：他的思想特别极端，而这种思想却与我们毫无关联。米留可夫属于社会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即那些宪政民主派分子）也想与社会主义者联合在一起。但随后联合“失败了”，这是我们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这是俄罗斯式的失败。我日复一日地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例子研究这种现象，其中也包括坦波夫州的卡缅卡村（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村庄）。

为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局面，根本就不需要布尔什维克！从1917年5月1日起，一切就已经崩溃了，事件的结果已是一目了然。9月，列宁藏起来不露面，有意拖延革命，他这样做已经没有必要，因为一切都已箭在弦上。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外国人的作用。请注意一下俄国的街道是如何更名的吧。在梁赞，任何人都称不全“李卜克内西大街”，直到现在，那里的人们只会说“李卜涅赫街”。

而关于巴尔乌斯，我没有进行任何杜撰。只不过，列宁与他见面发生在1915年。1916年，他们只互相通过信。但我却需要，让他们在1916年也见过面。于是就出现了小说里的“幻想情节”：从斯克拉尔茨带来的那封放在桌子上的信产生了放射作用，即巴尔乌斯的幻觉。这是一个杜撰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