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卡文迪什见面印象记（第2 / 2页）

<a id="note_10" href="#noteBack_10">[10]</a>格里戈里·鲍格罗夫（1825—1895）是俄语犹太文学的创始人之一。1870年初由涅拉索夫刊登在《祖国纪事》上的《犹太人纪事》是他最主要的文学成就。

但是关于这次会面的记录我并没有保存下来。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该篇俄译文依据法国第一版翻译：Alexandre Soljenitsyne：Le courage d' e'crire / Sous la direction de G. Nivat. Paris，2011. P. 505—508.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这里指的是新版第四十四章。卡拉拉和她的女婿（很像叶赛宁）去了郊外，沿途发现了美丽的俄罗斯风景：废弃的教堂、乡下荒芜的墓地、破旧的铁皮房顶，最令人感叹的是俄罗斯的广阔无垠。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关于格奥尔吉·卡特科夫，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因为，在牛津大学我曾是他的学生并一直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往来。他是《俄国导报》的出版者、伟大卡特科夫的侄孙，他自己是位哲学家，在圣安东尼学院主讲1917年革命，我曾在那儿读书。他把自己的讲稿编了一本书，叫《二月革命》，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社会基金会负责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卡特科夫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历史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做了关于列宁和德国财政支持的报告。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离开会场表示抗议。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弗里德里希·普拉廷，瑞典社会主义者，列宁的朋友，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参加者，瑞士共产党的创始人，列宁从苏黎世经德国返回俄罗斯的策划者。1939年被捕，1942年被索洛维茨基集中营警卫队枪毙。他是《红轮》中的人物之一。《界标》杂志于1946年在德国由第二浪潮移民及俄罗斯团结工会人民劳动联盟的成员们创办。在共产主义衰败前，一直在慕尼黑出版发行。这本杂志刊登过很多移民作家的文章和一些政治文件，包括之后单独发行的普拉廷的回忆录。

我还问，他在卡文迪什过得怎么样？——我在这里一切都安顿得很好，只是这个房子有些许不足，比如一楼的天花板和二楼的地板之间的空间太大了，总有松鼠溜进来，所以有点吵。二楼的房顶封得不好，窗户已经被冰覆盖了。幸好我这里有彼得堡发行的所有报纸，有些报纸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社会主义报《新生活》，这是苏哈诺夫办的机关报。当列宁来到彼得格勒时，他的自信、果敢使社会主义者震惊。他们随后也改变了。如果我们只读1918年7月以前的文章，他们的报纸就是信息的源泉。

那些根本就没有读过我的作品的人经常指责我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古奇科夫在杜马谈到莫尔德科·鲍格罗夫，而鲍格罗夫本人在执行死刑前却请求能请一个拉比。在他的家庭中只有祖父（他是一个作家<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一个人受了洗，为的是能娶一个农家姑娘。

我环视四周，他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这是玛特廖娜的小灯。而这是温杜利娅给我的信筏夹。我在这上面写字，把纸张折成一半。但由于视力问题我不得不写很大的字。

我还问了关于萨姆索诺夫。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伊万·罗季奥诺夫（1886—1940），哥萨克，坚定的君主主义者，1909年完成了著名的《我们的罪行》一书，列夫·托尔斯泰曾读过此书。索尔仁尼琴在最后一章《崩塌中的俄罗斯》援引了这本书。在国外侨居期间，他认识了罗季奥诺夫的一个儿子。

<a id="note_6" href="#noteBack_6">[6]</a>涅夫沃洛多夫将军出现在《1916年10月》第六十八章。他试图说服沃罗滕采夫上校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专制制度。“黑色百人团”——他说，是一百个修士，他们在1612年捍卫了圣三位一体大教堂免遭波兰人的攻击。涅夫沃洛多夫将军很自豪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a id="note_7" href="#noteBack_7">[7]</a>阿布拉姆·本·亚科夫，保加利亚犹太人，1943年移居巴勒斯坦，记者，通晓多国语言。他与妻子是首批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译成希伯来语的翻译之一。1980年代，他移居巴黎，并对那些想要移民的苏联犹太人提供各种帮助。

<a id="note_8" href="#noteBack_8">[8]</a>索尔仁尼琴的英语不是很好，但他却想起了这个词，这很少见。

<a id="note_9" href="#noteBack_9">[9]</a>这里说的是地下出版诗集（1976年开始出版），由卓娅·克拉赫玛利尼科娃编辑，并由慕尼黑侨民杂志《界标》再版。诗集里的文章都与宗教有关：教父学，20世纪信奉信仰的受难者，杜德科神父的训诲。卓娅·克拉赫玛丽尼科娃甚至还刊出了关于“仇俄，反犹太主义和基督教”的文章。随后这些文章都被收入到一本书中。我们发现，这一主题也很切合索尔仁尼琴的思考，在其稍后出版的《两百年同行》中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主题。在我们见面时，卓娅·克拉赫玛丽尼科娃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她的丈夫、作家费利克斯·斯维特夫刚刚被流放到那里（他们一起写了很多宗教方面的文章）。1973年，斯维特夫与索尔仁尼琴一同参与了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写作。

——1936年，我翻阅了很多关于萨姆索诺夫的资料。在罗斯托夫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如阿列克谢耶夫在1918年7月发的报告。但却找不到戈洛温将军的那本书。不管怎样，关于萨姆诺索夫的章节我在1936年就开始写了。

对于我询问的对诗人、历史学家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创作的伊凡雷帝戏剧三部曲的看法，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很喜欢这部三部曲。但托尔斯泰也受到了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但不管怎样，他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

我与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再次相见，是在他重返莫斯科后，在他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家中（这个房子又还给了他们）。房子里还有一个单间，是政治流放者援助基金会的办公地。我想起了我们关于地方自治机关作用的谈话。当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无法接受总统叶利钦的观点，即赞成恢复地方自治机关，在沙皇时期运行的自治机构，尽管亚历山大三世曾削弱过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利。索尔仁尼琴认为，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群体的权利应该符合总体主义的原则，只有这样，俄罗斯的民主才会“自上而下”。这也有利于减少腐败。但是当我问他如何保证社会各阶层震惊的腐败不会涉及地方自治机构时，他笑着说道：

——毫无疑问，您的话是对的，这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