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败笔（第1 / 4页）

而在他们的身旁，却努力奔走着另外一个俄罗斯，即工程师的俄罗斯，奥鲍多夫斯基和布勃利科夫的俄罗斯，后者成了交通部长。“改造我们知识界的思想不是靠语言，而要在实际行动上让他们看到工业化主义的思想体系。工业创造的宏伟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惊人的发展道路摆在俄罗斯面前，只有以此才能避免注定失败的社会主义（极其有害地接近于人民关于正义的理想）道路”——他心里想道。而奥鲍多夫斯基则宣称说：“要是给我们十年时间静静地发展自己就好了，到那时，没有人会认出我们的工业，没有人认出我们的农村。”他们是务实的工作者，是作者钟爱的人，但就连他们也被卷入到了这场自发的狂风暴雨般的社会动荡中了。他们还有索尔仁尼琴本人都清楚，时间不等人，应该做些具体的事情，尽快结束这场无休无止的舌战的折磨以及街头暴乱。俄罗斯需要一切，但饶舌的人除外——他们实在是太多了。

哥萨克作家科维尼奥夫深深地迷恋着革命前家乡的景色，而革命很有可能会毁掉这块瑰宝。当他回到故乡小镇时：“夏天的花园里，你可以趴在那儿或是坐在凳子上——周围静悄悄的，洋溢着轻盈的气息，弥漫着芳香的味道，斑鸠在柳树上犹豫地咕咕叫，空中勉强飘来几朵卷云，于是，一股忧伤突然袭上心头：再见了，可爱的小花园！”

每个“节”的叙述节奏都有所变化。《1914年8月》的开篇是一幅雄伟的高加索山脉画面，出现在主人公眼前的似乎是一个天上的景象。于是，这一远方地平线上山连山的景色为全篇小说奠定了基调：俄罗斯还能够主宰一切，但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翻开《1916年10月》，我们看到的是戈卢博夫斯基森林——在这个阵线双方已经僵持快一年了。尽管经常会有大炮轰鸣，鸟类没有从森林飞走，相反，它们不停地歌唱、鸣叫，以此来表明自己对故土的那份深深依恋之情。俄罗斯，就像这些歌鸫一样，死死地抓住生活不放。“百鸟齐鸣，动人心弦，萨尼亚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聆听着悦耳的鸟鸣声。”

还可能想起位于奥卡河陡峭河岸上的穆拉托沃村，那个叶戈尔和维拉的乳母常常给他们讲的故乡。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但头脑中却留下了非常清晰的画面：“他们回想起奶娘是怎样纺出最好的亚麻纱：她把亚麻摊放在晾麻场上，然后梳理，接着便纺起来。”那里的“浸水草地上积成了一些不大的水漫湖，湖里的鱼个儿大，就想落进了圈套一样”。这难道不是那个逝去的俄罗斯吗？……

现在我们以一个情景为例来更细致地分析一下。塔夫利宫里的米留科夫已经急不可耐：他为了政治而牺牲了做学者的未来，似乎就是为在动乱时期管理国家而生的，他梦想“让宪法与革命和解”，却忧愤不已地看到，民众兴致盎然地倾听各种辩论，看到他与左派之间相互不信任的鸿沟越来越大。米留科夫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能掌控权力。但是，外面却是群情昂然，民声鼎沸，昨天在铸造厂大街某个“身体壮实的棒小伙”撞掉了他的眼镜……最后，有人向他通报说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团想和他谈话。就算这不是左派政党的领袖，而只是“党的笔杆子”——那又有什么，他也同意与这些人谈话……帝制将只会剩下一个外壳：皇子阿列克谢将成为皇帝，而皇弟米哈伊尔摄政。现在事情简单多了：夺取政权，而想做到这一点也不能没有左派政党的支持。在所有的立宪党领导里，只有米留科夫会与他们打交道，只有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决说“不”。

在大本营与古尔科将军共同度过一天之后，沃罗腾采夫领悟到，前者将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生病期间被任命为代总司令，他由衷地高兴，情不自禁地陷入了要对俄罗斯军队进行重组的幻想当中。他发动自己的所有理性，感到精力出奇地旺盛，做好各种紧张的战略估算。是的，战争这种行当同样能带来幸福感，如果把它与俄罗斯的福祉联系起来的话：身心彻底放松，人仿佛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这种“翱翔感”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场合体会到，如每当要触及某种崇高的事情的时候，但在相当晦暗的整体背景下，这种场合特别少：“……不知从这次游行的哪一步开始——他有一种摆脱了自己身体的轻松感：上校那可怜的体态，慢腾腾地跟在俘虏的后面，这好像不是他——而他本人——悬在空中某个地方，在这个喝醉酒的队伍上方缓缓移动，后来又毫不费力地飘到这出滑稽场面的上方，他的身高一下子比原来的自己高出3米——对这些精神恍惚的人，他既没有感到嫌恶，也没有憎恨：因为他们是——愚蠢的、愚昧无知的演员。”

在这个外表镇定但暗中却惊慌不安的米留科夫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孟什维克苏哈诺夫<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他是以自己真实的姓吉姆梅尔<a id="noteBack_12" href="#note_12">[12]</a>出现的。他那虚小的身体里有着过剩的精力，就智力而言，他要比执行委员会里自己的所有同志都要聪明。他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甚至吃饭也是走着吃。正是他提议与在塔夫利宫另外一侧办公的杜马进行谈判，而那里正在创造历史。宫殿的圆厅以前是波将金的冬季花园，现在是杜马会议大厅，那里空旷无人，而且，因为只有一盏灯提供照明，整个大厅显得模糊不清，而大厅里激昂的演讲曾震耳欲聋！委员会则在池座里办公，那装饰着列宾画的沙皇肖像。吉姆梅尔的脑子紧张地工作着：不要什么阶级世界，不——只要通过秘密谈判与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达成初步和解就可以。绝不能让1848年的巴黎事件重演，“那时候，工人们为自由党人火中取栗，可是，他们后来把工人们枪杀了”（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类似现象）。吉姆梅尔被迫与孟什维克、名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作者斯捷克洛夫<a id="noteBack_13" href="#note_13">[13]</a>两人一起去谈判（索尔仁尼琴继续揭开党的活动家们的笔名，称他为纳哈姆基斯）。因为他们当中只能有一人进入政府，这将使原来的两个老朋友兼对手分道扬镳：“吉姆梅尔……惋惜地看着自己往日的朋友：他肯定是得了神经病，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不会有用处。这太遗憾了。”

也存在那种因为做了一件好活计而感受的幸福。这个活可能是一次军事行动，勇敢、快速，事先做好了筹划，或是工程师、手工匠、农民的一项富有创意的发明……

对同一情况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北方方面军司令鲁斯基将军。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那一刻，在普斯科夫，他的那节车厢与沙皇的车厢紧挨着。鲁斯基懊丧地从皇帝的车厢走出来：沙皇仍没有在将权力转给米留科夫政府的诏书上签字。鲁斯基是多么想让沙皇做出让步，他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使将军更加烦心的是侍宠——“他们人浮于事，可又必须围着那个神圣人物转”。所有人都等着他说出最后的结果。鲁斯基仰靠在沙发角上——成了一个可以左右局势的人。他嘲讽地看着他们所有人。“近年来的政治完全是一场昏昏沉沉的梦，完完全全的误会。”宫廷宠臣们抽着贵重的雪茄烟，他点燃自己的烟。“他们不停地吸烟，谈话，可皇上还是不传唤鲁斯基。”终于皇上同意了接见他。“鲁斯基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也就45—50分钟吧。真无法想象，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变得如此消瘦，他失去了不久前的那种执拗劲儿，眼神游移不定，眼袋耷拉着，面皮变成了褐色。”深夜里，鲁斯基打算给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打电话，告诉他皇上退位的消息。他重又琢磨起“皇上手指上那枚镶着椭圆形绿宝石的戒指，手上火红色的汗毛和褐色的大块雀斑”。将军感到自己成了俄国的英雄，他想要达成的目标都从皇上那实现了，而尼古拉拘谨地问鲁斯基，可否允许他到皇村去，他的孩子们正在患麻疹……

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红轮》的人物一直受困于两个主要的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男女对立问题以及随着革命风暴袭来的俄罗斯的秩序与混乱之争。这两个问题后面紧跟着第三个问题，即人与上帝博弈的秘密。但是这一博弈，是被遮蔽起来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博弈发生在个别人身上，有序组织与混乱无序、人性与暴虐则体现在整个民族身上。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红轮》中对这两种博弈的描写使这部史诗成了一部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品，具有普适价值。

瓦尔索诺菲耶夫神奇地成了一个能够接受上天指令的通灵术士，这些指令就是他梦见的各种东西。他在日记中记下自己做的梦（就像列米佐夫一样）。最后一篇日记记录的是“被封箴的教堂”（马上想到了列斯科夫的《被封箴的天使》）：那些想要亵渎教堂的敌人越来越近了，应该尽快“查封”它，而在这之前需要慢慢地绕着它走一圈。从某种意义讲，我们似乎又看到了《癌病房》中鲁萨诺夫经历的那可怕的一幕（当时他在危险的混凝土管上爬来爬去）。但是，在《1917年3月》中，主人公并不是一个人，他是这场祭祀狂热活动众多参加者中的一员，而他的亲生女儿玛丽娜，穿着农村少女穿的绣制女衫，正站在教堂门槛，亲眼见证了整个仪式的全过程。所有参与仪式的人都将被处死，而只有她会活下来，以便证明这一切。象征着自我牺牲的这场爬行，就像耶稣男孩手里拿着的炸弹，传达出被那个不幸的现实生活的车轮碾压成无数碎片所具有的牺牲意义。乔治·斯坦纳说，从法老做梦那一刻起，“梦境成为历史的主干部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梦境描写恰好就是这样的：梦境进入到了历史中，所以，称瓦尔索诺菲耶夫为星占家并非偶然。那场在管子上爬行的梦是个体和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体现。从管子能否爬到光亮处？对于一个被癌症吓傻了并向往这束光的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而言，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万·伊里奇，重生不会马上到来。对于星占家而言，重生还不到时候（“霍布斯眼里粗野的豺狼开始互相以‘同志’来称呼，但这并不意味着平等的到来），但已经隐约可见。

男性与女性的博弈贯穿了《红轮》的所有章节。通奸者沃罗腾采夫是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因此他就成了首先被人关注的对象，但除了他以外，经历了妻子背叛或者夫妻离异的还有古奇科夫、高尔察克将军、斯维钦上校、科维尼奥夫……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些勇士们的生活伴侣都成了他们无法建功立业的绊脚石。沃罗腾采夫的妻子阿利娜是一个多愁善感、任性的女钢琴家，她想束缚住丈夫的手脚，一心要过一种庸俗的放纵的生活。奥利达同样不无艺术细胞，她能够在俄罗斯象征派的创作中发现某种崇高事物的存在，如在弗鲁贝尔的画作《潘》中。对艺术丝毫也不了解的上校盯着她家里挂的赝品画作：“还有在天边一轮青铜色残月下，在半明半暗里裸露双肩的保护神潘，他并不那样老。现在沃罗腾采夫终于理解了他的蹲跳动作和夜晚的目光。”正是奥利达帮助他与潘、与大地之间建立了神秘的联系，而后者正是阿利娜极其想要破坏的。合法妻子捆住了主人公的手脚，而瓦尔基里女神则为他们解开枷锁，给他们自由。

“星占家”瓦尔索诺菲耶夫做的梦各种各样。在前妻身边醒来后，他看到“她的两颊有两三处血渍……于是，他明白了他面颊湿漉漉的也是血。他们并没有接吻，而是相互啃咬，可并不是有明确目的的，开始谁也没有注意”。这一啃咬的场面随着一个陌生人的到来而终止了，他强迫列奥卡季娅在一份令人蒙羞的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另外一个梦中：“他梦见他俩乘坐一架四轮马车，但在向后退行，也不知是否有车夫和马匹。”这是一名东正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地狱场景，他认为，有罪的人在那里都是被成对地绑在一起的，而且也不能互相看对方。“瓦尔索诺菲耶夫习惯地认为，这类梦魇并不是彼此间毫不相干的，而是生者与死者间真实灵魂的碰撞，只是此间常用的信息密码我们很难理解或根本无法理解，只是我们不肯花费时间去猜测。”有一次他梦到“一个脸上闪着奇特光亮的男孩”，他穿过厚厚的人群，像是在交易所里，手上举着一个东西，正准备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瓦尔索诺菲耶夫恍然大悟，这男孩就是耶稣基督，他手上拿的是炸弹！他要炸毁整个世界！他手中的炸弹马上就要爆炸啦！”

2月26日，当古奇科夫盘算着眼下正在策划的密谋时（而且是无法实现），他感到他的婚姻成了一切事物的绊脚石：“……透过一面墙他感觉到了玛莎就在那边，甚至她要到这边来——他不希望她到这边来。隔着一堵墙她都能影响他的思绪，使他困惑。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到哪儿去——这婚姻都压得他难受。”古奇科夫看了看斯托雷平的半身塑像，后者悲剧的一生使他萌生嫉意，他突然感到一阵良心的不安：如果没有这个缠在脖子上的羁绊，他旁边要是没有这个卑微的人，要是没有这些刻薄的相互指责，他会去袭击皇后吗？换言之，沙皇夫妇之间的和谐与融洽唤起了他心中的嫉意和深深的憎恨：“……他知道了，一个女人如何把最强有力的那人弄得精疲力竭，如何让他心情烦躁，如何令他苦不堪言。”只有挣脱了家庭的羁绊，精力充沛的人（索尔仁尼琴就是在众多的历史事件叙述中也不会错过对他们的描写，让他们说出大段大段的独白或者是用眼神交锋）才能排除日常琐事的陷阱，成长为一名想要创建功勋就要忍受孤独的战士：“只有经历了百孔千疮的婚姻之后才会懂得：单独一个人，是多么大的幸福啊！”一个人单独面对那个需要下决心的时刻。于是，这时的主人公开始另一场斗争，真正的、永恒的斗争，即为拯救俄罗斯而奋斗，或者说是为了重建旧俄罗斯自身蕴涵的意义和精神秩序而斗争。

奥利达给人以自由，而不是束缚，她想使叶戈尔摆脱疑虑，去拯救祖国，想让他成为像民歌中的勇士一样的人。在他们第二次约会与沃罗腾采夫漫步在石岛时，当提到那空旷无垠的马卡里耶夫时，她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梦想：“当露水消失，大地发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脚在这个草地上散步”。后来，在莫吉廖夫，当沃罗腾采夫一边读着奥利达的来信，一边驶过这个白俄罗斯小城的大街小巷，“就像是一个充满了热气的空气球”，高兴地让自己迎着风，走在到处是水洼的路上，水里面映着灯光。“这样走着，还是吸不够炎热的湿润的令人喜悦的空气！”这两个沉浸在爱情中的主人公体会到了幸福，这种幸福感是与他们对俄罗斯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感受。没有谁能比托尔斯泰更准确地传达自己笔下人物幸福心情的了：在奥特拉德诺打猎的场面，尽管罗斯托夫一家负债累累，但这一刻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幸福的感受，因为俄罗斯的农民和贵族在这一瞬间同喜同乐，融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红轮》中，这种和谐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农村由于连年征兵而荒芜，暴动频发……所以，如果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不时可以发现幸福栖息的绿洲，那么这并不是普遍的心与心团结一致的结果（哪怕是短暂的团结，就像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里表现出来的那样）：索尔仁尼琴把幸福只给了那些个别的人。再也没有那种普遍的一致感受——有的只是那种破碎了的幸福感，这些碎块好像是粘在了小说的织体上，这让人想起了原始派画家（如皮罗斯马尼）：“……从一开始，他的表面和内心就不一样了，说的和做的始终没有紧密的联系。他的心就像炎热日子里的一朵白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他完全赞成奥里娅所说的”。这种幸福感让人不禁想起了童年时去集市的那种感觉——德姆科沃的小泥人，博戈罗茨科耶的木雕……

由此可见，整部史诗就是各种场面的大杂烩，其中的每一个场面都有一种处在事件中心的感觉。叙事骨架由各个节构成，节又分成了成千上万个小节。如米留科夫在塔夫利宫痛苦、无眠的沉思，这位立宪民主党人确信，他统治俄国的时刻来到了；在宫殿的另一侧则是异常兴奋的吉姆梅尔；手上长有雀斑、恭顺地签署文件的皇上……

在长篇小说的广阔空间也出现过一些抒情时刻，“幸福的停顿”。在这个幸福持续的时刻，车轮也中止了自己的运行。作为描写家庭纠纷、夫妻离异、打嘴仗的悲剧结局的高手，索尔仁尼琴同时还是一个诗意地描写敏感的爱情及它带给人的幸福感的作家。在《1916年10月》中，话题谈的是“与不幸的人相比，幸福的人具有的优越感”；沃罗腾采夫，他是小说中作家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了与奥莉加在一起两情相悦时的充实感：他似乎在梦境中醒来，有一种儿时的甜蜜感，感到他的整个身体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甜蜜感一直甜到心底里——这种感受，他早已经忘却——这是因为爱情、和谐以及内心的轻松而引起的甜蜜感。在《癌病房》中，索尔仁尼琴为我们描述了那个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的维加医生的精细肖像，而另外一个人，护士卓娅的外貌描写则简洁且又几乎是粗线条的，但却符合犯人奥列格·科斯托戈洛托夫那被压抑许久的对性的渴望。在《红轮》中，性的题材更为普遍，尽管作者对性着墨不是太多，它却毫无廉耻地出现在小说里。突然被幸福感攫住的沃罗腾采夫想起了自己的同路人科维尼奥夫对他说的心里话：他说，女人通常都想要把自己的生活伴侣绑缚住，但也有一些女人，她们不会束缚自己的男人，于是，面对这种女人的爱，男人们就会感到奇怪、喜悦和恐惧。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性爱场面是突发的，充满激情且非同寻常：“每一个动作都有新颖的东西，且连续不断地交替。而且——还有时间让这个粗鲁的人用不听话的双手彻底地品味这些温柔的遮蔽物。她本身也立刻毫无理智地……用力地奔向高潮，就像一个不要命的独特抓起最后一张牌！——你的周身激情似火。”

历史的画布混沌一片，但是谁的手上有灵丹妙药能把它理顺呢？每个人都在想，这个人就是他。《红轮》中的故事情节就像是一股强风暴，它把所有人都卷入进来，谁也别想跑。他们在桌子旁打盹，思索着1789年或者1848年的事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但对于所有人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可以掌控、背叛、密谋或者消灭一切。每一个人都沉迷于自己的蓝图中。米留科夫认为，自由的世纪来到了，但必须要获得左翼政党的支持。吉姆梅尔认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应该在无产者的控制下进行。鲁斯基坚信，他是第一个传达俄罗斯将获得新生的人。但与此同时，大街上的民众却我行我素，肆意发泄着自己的仇恨和暴行，一下子就推翻了所有的设计。胆怯、闭塞的沙皇有时也吃惊于自己的洞察力：消极地听着要求他退位的各种论据，他忧郁地想：“他们每个人都有个性，但都控制着自己”，然后就去祈祷了。如果论祈祷的功夫，他可是超过自己的一切对手——他知道的祷词不计其数、各种各样……

车轮滚动着整部小说：第一“节”中，在乌兹达乌曾有一个特写专门描写它，后来，在一个不起眼的彼得格勒小酒店《丘巴》它又一次出现了，已经不叫人感到可怕，而成了引人发笑的对象：两名上校一想到非得“战到最后一滴血为止，而且是俄罗斯的血”就忧心忡忡，当他们看到点燃的轮子——这是专为顾客表演的精彩节目——沃罗腾采夫就想起：“……曾经在哪儿见过类似的场面……？对了！在乌兹达乌，磨坊曾烧着过……”

此外，叙述还加入了一些人物的梦境描写。这些插入到文中的梦境特别自然，不似隐喻，而像是从某个地方投射过来的一部分现实，在这个“简化”的现实画面中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下文就是士兵科济马·格沃兹杰夫做的一个梦：“……科济马的心更凉了：不过他也许不是因为我而哭的吧？为了我一个人怎么也不会流这么多眼泪呀。可他为了谁而哭泣呢？他的心里装进了多少忧伤啊。”这个梦粗糙但不做作，就像农村人家里摆的圣像一样。

如何创造历史？这个问题摆在了具有左派观点的萨沙·列纳尔托维奇面前，摆在了因君主的优柔寡断而成为“孤立无援”的民族主义者沃罗腾采夫面前，摆在了理性的斯维钦面前，后者的名言是：“不要耍脾气，不要挣脱束缚。”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果戈理的“三套飞奔的马车”，当然，也包括他关于俄罗斯命运的思考。现在，挽具减轻了，马儿飞奔起来……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勇士们而言，问题是这样的：是否能下决心采取更冒险、更勇敢的行为？需要紧张起来还是可以放松一下？有时他们这么做，有时又那样做，但总而言之——挽具已陈旧不能用了……

《红轮》诗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对残酷行为的描写。很多残忍行径是科维尼奥夫记录的，他贪婪地把周围现实的点点滴滴都写到了自己的记事本里（就像索尔仁尼琴一样，他手里永远都拿着记事本）。我们发现，科维尼奥夫在记事本里写的文字与索尔仁尼琴的很像——简短、直接、生硬的记录，在提到自然和人时用错格和速记手法：“老哥萨克脑袋上几根又干又尖的头发”，“俄罗斯腹地的亲切的平稳生活”，“穿蓝鞋子的割草人脊背上汗迹斑驳，看上去像是打了一个个黑补丁”。突然间，偶尔听到的谈话中却流露出了残忍的征兆：“有过一个这样的长官，叫冯·里亚贝，他十分残暴。一次他诗兴大发，作了一首原本就不怎样的诗，一个哥萨克由于反驳了其中的一句，冯·里亚贝就把铅笔戳进了他的鼻孔里。”在动荡不安的《1917年3月》残忍行为随处可见：民众向骑兵大尉克雷洛夫猛扑过去（“人们狠揍那名警官，随手拿起家伙揍他，有的用管院子的人的铁锹，有的用鞋跟，以解心头之恨”），大家伙从掩体里把三个将军拽了出来，想要立刻揍死他们……索尔仁尼琴对上尉冯·费尔根之死如此描写道：“……门外，在路灯下，一群端着刺刀的工人吼叫着，天还黑着，而且也没有时间去分辨来人的面孔。不过看得出，他们的面孔都像野兽似的……大门口灯笼的光线照射到这里，四面都站着黑压压的人群，一个个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可费尔根什么都没再说，没再看见：有什么东西把他扎了个透，只感到肺部凉冰冰的，头部遭到了致命的一击。他的魂魄消逝了，对人间的一切全然不知了，可那些人仍然把他那被捅了好几刺刀的身体抬起来示众，围观的人群则哈哈大笑。”而下面是人群喧嚷的彼得堡：“装甲车在摧毁参政院广场上摆放着食品的商店。一名警士被系在两辆汽车上车裂了。”

“立体”叙事是索尔仁尼琴钟爱的手法，很可能也是主要的一种手法。例如，1916年10月里在莫吉廖夫出奇炎热的一天里发生的事情，不仅通过沃罗腾采夫的视角表现出来（当他走过皇帝的宿营地时，一直在深思尼古拉的庸碌无为）；而且还加入了皇帝本人的视角。

索尔仁尼琴不否认，革命同样给俄罗斯带来了瞬间的幸福感。但在他的史诗中，这种暴动带来的幸福感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即刻就会被恐惧吞噬，被仇恨和残酷遮盖。2月27日早晨，工人们举行了革命集会并得知，“十字架”狱<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被暴动的士兵们攻占。“哎呀，那份兴奋！众人跳啊，蹦啊！舒尔卡诺夫见人就亲，差点没把卡尤罗夫给闷死。”后来，我们还看到了人们在2月28日欢呼的场面，当时遭万人恨的普罗托波波夫用帽子遮住自己的眼睛，抬起衣领，一溜烟地沿着挤满了民众的涅瓦大街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