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败笔（第2 / 4页）

时间的疯狂流逝应该就“病人是否会死去”这个问题给予答复。正像拉丁谚语所说的：我们肯定会死去，但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在《红轮》中，一切似乎正相反：我们不确定会死去，但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节拍器的滴答声一直会持续到那个命中注定的时刻——但这之后会是死亡吗？整部史诗都建构在这种不确信上。一个人物发问道：如果世界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俄罗斯的灭亡，这会怎样？于是他明白了他面对的不是一个需要包围并消灭的敌人，而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威胁，即整个俄罗斯都在向深渊滑去……

索尔仁尼琴使用的文献多如牛毛。有侨民历史学家们的著作，比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格奥尔吉·卡特科夫，《红轮》中对他主张的用“城市联盟”来代替国家政权的理论有所提及；还有路易斯·费舍尔写的《列宁》和贝尔特拉姆·沃尔夫著的《发动革命的三巨头》；包括古尔科、麦尔古诺夫、弗里德里希（弗里茨）·普拉廷之子、瓦西里·克里沃舍英、邓尼金将军等人的回忆录，瓦连京诺夫写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列宁》，拉扎列夫刊登在布拉格杂志《俄罗斯意志》上有关鲍格洛夫的文章，还有鲍格洛夫亲弟弟的日记；包括普什卡廖夫与奥利坚堡写的专著，以及梯也尔、丹纳、路易·马德林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此外，还有苏联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文件汇编，如《鲍里斯·萨文科夫案件》（1924），皮昂特科夫斯基主编的《俄罗斯国内战争史：1918—1921》（1925）；不计其数的有关坦波夫起义的文章，如《斗争之路》（1923）；从1920年直到主编沃龙斯基1927年被捕期间代发表的《红色档案》杂志，多如牛毛的有关革命的文件；米留科夫发表的他作为外交大臣时的外交照会；尼古拉二世与斯托雷平之间的通信；刊登了有关暗探局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等很有价值的信息的伦敦《往事》杂志（1904—1913）；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的高尔察克审讯记录，勃洛克筹备策划的《沙皇政权的末日》一书（他当时是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负责调查沙皇政府的罪行）；图哈切夫斯基关于镇压坦波夫起义的文章；还有许多其他文献<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索尔仁尼琴主要使用了俄语文献。他很少借鉴那些概述性的著作，特别是用外语写就的，除非出于辩论的目的，比如，这涉及到理查德·派普斯。他与这位历史学家刊登在《外交》杂志上的一系列政论文章进行了论辩，而不是依据他的关于彼得·斯特鲁威的代表著作（《俄国的旧政权》，1974），这本书在苏黎世刚刚面世之后他就得到了，大概，他将之仅仅视为一本政论著作。

每一个人对这种滑行都给出了自己的称谓。历史学家米留科夫（索尔仁尼琴认同他的观点）认为这是新的混乱，瓦尔索诺菲耶夫则认为到了“卑鄙灵魂”统治国家的时候了，卡维尼奥夫却说这是“普遍的断裂”。（对索尔仁尼琴而言，断裂是一个关键词，这一术语源于黑格尔。青年人在争论“断层”和“跃进”这一绝对精神的相互转换。）奥利达怀着悲愤之情看着“家园”的彻底崩溃（“难道有什么事物会永恒存在吗？……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人依恋”——恰达耶夫1836年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简中写道）。直率的科尔尼洛夫认为在一切方面都是社会渣滓在欢庆胜利。

索尔仁尼琴对那一时代的所有政治家都进行了刻画，而且让他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迷信的想法、对敌人和对手的态度等都做了一番表白。他们在杜马会议上打嘴仗，紧挨着坐在塔夫利宫拥挤的大厅里，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不得已同时在这个魔鬼聚集的宫殿里办公，这里到处都是不速之客，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的喊叫声。为了表现这场震惊俄罗斯并使之分裂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角逐，作家主要使用了两种手法，即描写议会里的争辩场面（与各种汇报相比，被戏剧性地浓缩了）及塑造“立体”肖像，它们不经意间变成了一段段内心独白。这些内心独白的真实性丝毫也不逊色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内心独白：富有诗意的发挥迥异于如亨利·詹姆斯的“意识流”手法，但这些主观臆想的独白合起来构成了小说的织体。没有这些独白，小说就失去了意义。有了这些独白，它们就成了历史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是人来完成的，但却违背了人们的意愿。

索尔仁尼琴也抨击了文学界和演艺界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表现。甚至包括持有明显反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1917年他们特别推崇克伦斯基，称他是“文明的”俄罗斯的罗伯斯庇尔，在自己的作品里作者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亚历山大剧院上映由梅耶荷德导演的《假面舞会》也遭到了无情的讥讽（梅耶荷德是帝国剧院总监沃尔康斯基大公的宠儿）。顺便说一下，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对爱森斯坦也进行了类似的讥讽。《假面舞会》首映的那一天，恰好爆发了革命，它似乎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规模无比宏大的由全体俄罗斯人参与的表演：“这真是个大胆、荒诞的奇想，剧中有金光灿灿的前台，镀金的圆柱，正门上面的垂花雕塑，绣着银丝的豪华帷幕（用一块花边式的帷幕做成，上面有兰加尔特公司的广告），许多镜子的回光，富丽堂皇的殿堂，以及数不尽的盆花和屏风。无数件戏装犹如彩色漩涡，款式丰富多样，尽是绸缎和天鹅绒，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远远超过人的感官能够接受的程度。但所有这些漂亮装饰都是徒劳无益的，里面找不到一点儿莱蒙托夫原作的影子和精髓。干嘛加上这么多累赘”。索尔仁尼琴认为，从莫斯科请来的戈洛文布置的豪华道具不仅曲解了剧情，而且破坏了一切——这些道具，除了空洞之外，一无是处。

正如我们所见，索尔仁尼琴出色地描绘了战争生活，其总篇幅占了前两“节”的绝大部分，并且战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艺术的刻画，它甚至可以与那些优秀的战争小说相媲美，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儒勒·罗曼的《凡尔登战役的前夕》，多布里察·乔西奇的《死亡的时代》。个别片段写得非常精彩，如斯克罗鲍托沃村的白刃战，在那场战役中，萨尼亚的朋友科加无论如何不能从已被刺死的德国人身上拔出刺刀。但最主要的是这场战争让人精疲力竭，把人变成了对一切都麻木了的“盐柱”：“这场战争超越了极限，超越了那个先前人们所能理解的战争的极限。这成了使全民族人民都要遭受的劫难——它不是由于天灾，而是源于我们这些发动战争的人。”——上校这么想着，潜意识里还在思忖道，老百姓不会像谅解农奴制一样谅解这场战争。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这种“瞬间猛然觉醒”的感受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它出现在精神最为紧张的时刻，抵消了那些读起来令人感到吃力的富含哲理的大段评论（它们是连接“故事节”的纽带）。

但，《1917年3月》里的第655章以及《1917年4月》里的第186章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呢？可能，也是虚空吧？《红轮》是否有一个主导一切的核心的主旨？“立体”手法让读者可以看到一切详情，在《红轮》的字里行间几乎可以读到所有相互对立的观点。作者竭力表现这些观点，初看上去我们找不到作者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他的想法也是破碎的，反映在人物形象那些相互对立的观点上。难道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完全的对话精神吗？那种《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波别多诺斯采夫所担心的对话精神，读到这些章节，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叙述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节选的文件（它们是对大街上发生事情的补充说明），特别是一些报纸上的专栏文章。结果，情节成了现实生活各个片段的一个自然的拼凑，人物刻画也转向了心理独白，而对事件的记述变成了对文件的取舍；并且，作者在描述这一切时用了大量的谚语，它们仿佛是古希腊罗马悲剧中的齐声合唱。老百姓的送灵歌和渺茫的谜一样的现实更加突显了那个一直在滚动着的车轮的神秘性：谁最终会被轧得粉身碎骨呢？……有时作家会插入一些民间字谜，如“沼泽之地，打不出粮食，吃的食物却比我们的面包还要白”。答案是：“彼得堡”。

《第一圈》就是这种真正对话精神的体现：“新的十二月党人”在“沙拉什卡”里重建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但是，作家从那时起不断变化，所以已经不能按照巴赫金的思想来阅读《红轮》：这里没有狂欢化的语境，尽管个别章节让人想起了历史题材民间喜剧。整部历史巨著都是作者对中心论题进行探索的尝试。这应该是对问题的答复，但问题已不是19世纪革命者提出的那个“谁之罪？”的永恒问题，而是“这一切源于何时？”，何时起俄罗斯走上了崎岖的山路并开始在这条坑洼不平的路上东倒西歪？这个问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存在过“真正的”俄罗斯，那个始终脚踏实地、善于采取公正而正确决定的俄罗斯。而现在，它在我们的眼前四分五裂。为什么会这样，它从何时起发生的？古奇科夫想沃罗腾采夫时，他暗想：“为什么，为什么俄罗斯没有这样的人呢？”古奇科夫自己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却没有成功。在长篇小说里（像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时候一样），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觊觎领袖地位的人不断进行考验。一些人简直就是傀儡（如克伦斯基），另外一些人由于畏缩不前及女性而惨遭失败（如古奇科夫）。只有列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一点使自己的同志们（如那个温和的卡缅涅夫，对他的刻画非常意外）感到十分惊诧。毫不起眼的列宁，像马拉一样，靠着自己的思维敏捷迷住了所有人，他向大家说道，应该把一切都翻个个儿，哪怕是最为坚不可摧的事情。

在《1917年3月》中，我们再也找不到能把文本串联起来的大段隐喻。占据叙事空间的是各个社会群体：聚集在战壕里的士兵，为了名利而四处奔走的政治家，善使手腕的骚乱的领袖们，但最主要的还是大街上的骚乱——喧嚷激动的民众和平定暴乱的军队；尽情欢呼的群众和笼罩在恐怖中的个体。长篇小说最终被分成了许多细小的片段，我们只能借助于“每个片段”的题头来观察彼得堡，在这些片段中，时间已经不是按照天来计数，而是小时，甚至是分钟。嘈杂声、“乌拉”声和“打倒”声、狂怒的吼叫声、无语的恐惧感——这一切使读者应接不暇。民众有的在殴打、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嚎叫、有的在痛揍、有的在撬门压锁……这些不可计数的零碎细节反映了街头事件的快速变化，这些行为在当时开动的俄罗斯火车车厢里也可看到（许多见证这场浩劫的人都记住了这些火车，如茨维塔耶娃），它们也可以成为政治事件的导火索。那些回顾式的描述（它可以让我们“透彻了解”人物形象）越来越稀少，不断映入眼帘的是剪报、一段段的街头场面、思想的碎片……

《红轮》中还有一个诗意的源泉（它潜藏在每一位作者喜爱的人物的内心深处）是俄罗斯大地，乡村。如维亚杰姆斯基公爵以前的领地罗塔廖沃村，那里的人们过的是古已有之的宗法制生活方式，公爵还记得，他在父亲生日那天向农民的孩子们扔撒钱币的景象（这是在农奴制改革之后不久发生的）；还有卡缅卡，阿尔谢尼亚·勃拉戈达廖夫的家乡，尽管发生着战争，但大家仍在庆祝喀山圣母像瞻礼日：“……本地的良种马还是那样迅捷、体形匀称，挽具被擦拭得锃亮，用起来丁当作响。男人们身上穿着平时不舍得穿的呢子套装，靴子嘎吱嘎吱响。女人们去教堂更是打扮得光鲜亮丽，身上穿着卡斯脱厚呢大衣。母亲披着土耳其头巾，卡乔娜足蹬一双高筒系带儿的棉皮鞋。”伴着钟楼的钟声，穿着各式衣服的老百姓蜂拥走进教堂：上帝的庙宇向所有人开放，而且这里的礼拜仪式同样非常隆重，丝毫不逊色于克里姆林宫教堂。节庆的豪饮将在整个卡缅卡持续三天。在俄罗斯，像卡缅卡这样的小村子成千上万：如沃罗腾采夫的故乡扎斯特鲁日耶，安多杰尔斯基的故乡温扎河上的马卡里耶夫，从这块科斯特罗马土地走出了罗曼诺夫王朝，还包括那块俄罗斯中部与北部交汇的地方：“在那些裸露的，冰冷的（但还不似北方那样冷）山坡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几个村庄，小教堂和磨坊似乎吹来了一种忧伤之感，房屋建得却像北部地区的房子一样牢固，以便能驱寒避雨。”在《红轮》最后一章，留在沃罗腾采夫记忆深处如鲠在喉的恰是那块孕育了自己祖先的土地：“‘可爱而又忧伤的不被上帝眷顾的科斯特罗马的故乡。为什么我如此长久地离开了你？’……‘那种心头隐隐作痛的忧伤，那种不知什么原因一想起扎斯特鲁日耶他就心头像被刺了一样的感觉——是因为那贫瘠的田野，还是崎岖的道路——刚刚还在这儿，突然就跑到了另一边，后来就完全成了另外一条路了？还是因为那远方的风力磨坊？于是，那种忧伤又控制了他，紧紧地抓住他的心。”

总而言之，小说的叙事由历史事实和单纯的小说手段（如抒情插叙、简报、政治家们的直接或间接肖像、祈祷、骂人、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无序思想）编织而成。作家用后一种手法（在《1917年4月》中）刻画了托洛茨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托洛茨基正坐着火车，与那些从德国回来的医生战俘待在一起。这些爱国分子无条件地赞成把战争打下去，正与那些从德国回到俄罗斯的政治侨民进行接洽。“这些人的领袖是托洛茨基，年近40岁，动作灵活敏捷，高高的额头，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夹鼻眼镜，和家人一起回国……这名尊贵的客人深深地触伤了医生战俘们。这些年里，‘革命侨民’让战俘们了解自己，但不是靠干面包，也不是药品，而是某种用特别地道的战斗语言写成的传单，而且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和泛伊斯兰主义。”托洛茨基对一脸愕然的医生们宣称道，俄国军队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败仗史，必须尽快结束这场资产阶级挑起的战争。他用自己敏锐的时断时续的评述彻底征服了听众。后者认为只有俄罗斯的农民才能拯救俄国，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农夫们的智慧不成规模，没有合力。他们看到的只是皮毛。农民们会把革命民粹派的党旗撕个粉碎用来当包脚步”。在彼得堡的火车站，没有人来迎接这些过去的囚犯，但却有几百人在迎接托洛茨基。作者一直在使用这个自己喜欢的手法：即借助于常常的对白以及简洁但内涵丰富的事件场景来塑造人物形象。

彼得堡给人的感受更为强烈，那里的“人们在坟墓上舞蹈”，这里的工厂发出长长的汽笛声，似乎是为了唤醒阴暗都城里的居民，这是一个为少数幸福的人建造的城市，马车夫把乘客纷纷运往各种娱乐场所，工人们的地位卑微可怜，他们以后会有时间为自己复仇。沃罗腾采夫不是唯一一个不喜欢彼得堡的人：乡巴佬儿施利亚普尼科夫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一边在街头漫步，一边嘀咕说：“是否喜欢彼得堡是个口味问题，可是如果被人拉着在全市的石头与石头之间走来走去，有时甚至马路会自己进入你的视线，真想大喊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我为什么要离开绿意盎然的穆罗姆小城呢，为什么一心想要看一看这个繁华的都城呢？”索尔仁尼琴史诗里有无数的场景描写其笔下的人物怎样步行穿越这个蘑菇状的城市：瓦西里耶夫岛连同岛上的彼得堡大学，安多泽尔斯卡娅和苏哈诺夫—基麦尔居住的石岛，过着自己生活的奥赫塔的工人街区，那里的夜里经常发生一些小冲突，在那里革命获得了另外一种样式：“奥赫塔本身是一个孤立的城市，不是一个首都城市。奥赫塔人聚集在他们那偏僻的街道上，有的地方一大群一大群的，有的地方一小群一小群的，他们争论着，有人在演讲……不是所有人到傍晚前都散去了。人们还长时间地喧嚣，在街上游荡。各个地方都点起了篝火，有的地方是从公家的篱笆上拆下板子点着的。在河岸街伊丽莎白村社医院的附近，有十二个骑马列队的哥萨克士兵，他们不时望望那边的一堆篝火。”

记录每一天连同每一时刻的事情，这种方式在《红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切都被无一遗漏地记述下来——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时间上的分配是不同的。例如，在《1917年4月》中，街头动乱、铁路沿线及前线的骚动、农村的暴动都发生在3月26日复活节这一天，这成了一个看不到的标记。在《1917年3月》中，小说发生在大斋时期，所以奶娘指责叶戈尔不遵守斋戒的规定：“‘今儿个是礼拜六，咱们去西蒙奥诺夫教堂去晚祷。你去忏悔一下。明天在出门前还能赶上日祷，还可以领圣餐……’听到有人按门铃，她打开了小窗口。太棒了”。这个大斋期的周六，教堂里挤满了人，人们在喀山教堂和伊萨季耶夫教堂的台阶上做晨祷。一周后，维拉和奶娘一起去教堂去取十字架：对维拉而言，对很多其他人而言，复活节的欢乐是与革命的喜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因为有军官被杀死而感到心情沉重、隐隐不安。大斋期周五还很冷，而复活节当晚的气温就回升了，街上的雪都化了。在复活节那一周的星期二，天气就像夏天一样热得不行。大家都发现了这几天天气的巨大反差。以前复活节期间，只有持特殊证件者才允许进入教堂，但现在人们可以随便出入了。其他地方（如乡下、基辅等）同样也举行了复活节的仪式。在这个转瞬间诞生的国家里，新旧两种历法似乎还在互相影响着（新历法不久就将施行）。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时空体。比如，两个首都的主要街道，到处都是被发动起来的喧嚣的年轻人，他们印制传单，然后把它们发往各个工厂（包括彼得堡的爱立信工厂，在那里劳作的都是“工人贵族”）；各个军队的屯驻地——在前线的部队里举行了士兵代表选举，急盼着后方的事态进展；而那些驻在首都的部队里则发生了士兵暴动，他们打死军官，狂喝暴饮，大吵大闹；人满为患的兵营；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逃兵，或者是市民因恐惧而逃离造成了空无一人的现象。

革命的面具完全由谎言编织而成。它无拘无束，蛊惑人心。进入大家耳中的都是一些肆意编造的“歪理”：“所有有良知有理性的事物已经被吓傻了，而嗓门最大、最凶狠和最愚钝的就站到了前台。”（如卡缅卡的村民集会）到处都是对人民的溢美之词，而后者却在用自己的残酷行径玷污着美丽的俄罗斯。“法国的君主制反抗了3年，而我国的却只有3天。”

后方，作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臂膀”，那里的生活特别多姿多彩。这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地主庄园”，比如说托姆恰克一家的园子，家业整洁有序，房子里的天花板高高的（就好像是对住在这里的牲畜首领一生都要忍受低矮房舍的报复），老托姆恰克操着俄语和乌克兰语土话，思路还很清晰（比如，他向其他庄园主建议在2—3年内不做任何赚钱的事情）；这是律师和大学城，那里住着斯梅斯洛夫斯基一家人，其中奥利达·奥列斯托夫娜在高级女子学校教书，这是像奥鲍多夫斯基（他是一个前无政府主义者，1905年他去过伊尔库茨克，曾负责彼得堡的军工业）一样的工程师的世界<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这是一些对左翼政党抱有好感的市民阶层，如列纳尔托维奇，他特别崇拜自己被绞死的叔叔安东，这个青年反动分子最后当上了曾经是科舍辛斯卡娅私宅后来是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在地的警备长；这是农民的自发暴动行为，如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士兵勃拉戈达廖夫的家乡卡缅卡就在那里，那里还生活着勤劳的普鲁日尼科夫一家人。（坦波夫地区是“俄罗斯的旺代”，它在史诗中占了大量篇幅，因为索尔仁尼琴对安东诺夫起义格外感兴趣。）

整部《红轮》有好几千页，而时间的进展却异常快速：国内的动荡不安，急迫的叙述，还有那些讲述尼古拉二世、列宁、米留科夫、古奇科夫和托洛茨基等冗长的章节，它们往往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就戛然而止了。人物形象经常处于运动的过程中，人的命运发生逆转，一切都进展得十分快速，潜在的联盟根本就没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合作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从这个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急剧变化的历史事实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就是列宁。他刚刚参观了苏黎世的方尖碑，而现在却在科舍辛斯卡娅私宅的阳台上进行演讲。但是，这并没有使列宁成为一个正面人物，就如同瞬间把一个宗法制的卡缅卡变成充满仇恨的地方一样，这同样没有使它成为俄罗斯的典范。

在长篇小说的空间里，发生在前线和后方的事件都同等重要。“维堡区发生的事件使沃罗腾采夫深感震惊，不止是因为自己的革命精神……而是因为：他们都是1.7亿人“俄罗斯”中的一员。似乎，在遥远的西南前线有不计其数的俄国军队，无数个师和无数个团，无数的人，无数的故事，无数个痛苦和希望——而在另外一侧，两千俄里之外，在彼得格勒的东北，另外的成千上万个人在胡乱地移动着，他们是工人和预备役士兵，他们有自己的痛苦和希望，无论是经验还是心情，这两支大军都没有共性，使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是俄罗斯这块广袤无垠大地上的子民。”（《1916年10月》，第一卷，第二章）

当然，还有两个都城——每个都城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隐秘的美。像托尔斯泰一样，与新京相比，作者更喜欢旧都莫斯科，过了很久，在克里姆林宫城砖之间长出了一棵小草，喜欢那里的人们，他们像钉子一样挂在有轨电车的脚踏板上，还有大声呼叫的广告，以及罗戈扎旧礼仪派信徒的墓地和莫斯科右岸不计其数的钟楼：“第一个敲响钟声的是基督大教堂，紧接着，几乎莫斯科所有的教堂一起敲响了钟，那些声音各有特色，无可复制！”莫斯科就像人在大病期间突然体会到的一种轻松的感觉：只要你一看见她，你的心里就会油然生发出一种永恒的感觉。以下就是对上校离开卡利萨后的描写（又是一场私通！）：“……尽管严冬的雾气没有丝毫减弱，但天已经泛白，他本人也在附近——克里姆林宫红色城墙的轮廓清晰可辨，老远就能看见克里姆林宫里教堂的金色圆顶和伊万钟楼里的蜡烛。”神圣教堂的美驱散了他心里的阴霾，上校感到轻松、自由：“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莫斯科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不能就这样意志消沉。”

《1917年4月》里的一个场景出人意料地表明（几乎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观，遵守自己的日程安排。一心想着各种革命义务的吉姆梅尔经常在外地留宿。“于是，在这种紧张的斗争中，他忙得不分昼夜，整个三月份就这样过去了，苏维埃会议将于三月末四月初召开，他囫囵吞枣地吃上一口，晚上经常住在自己的革命战友尼基茨基家里，午夜时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到自己位于卡尔波夫卡大街上的寓所。于是，晚上的某个时候，汽车把精疲力竭的奇赫伊泽、丹和吉姆梅尔送回各自的寓所——他们三人突然一下子看到了一个场面，三个人都吓了一大跳：深夜里，许多人走在大街上，所有人手里都拿着点燃的蜡烛，而且大家都在大声歌唱！这又是什么游行呢？——执行委员会既没有指定这场游行，也不知情，他们想要什么？？司机解释说：这是因为明天是复活节。啊，原来是复活节啊……嗨，一下子就放松了”。

把《红轮》中事件发生的地点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只点出那些作者用力最多的那些地方。比如基辅，斯托雷平在这里身负重伤，这里住着沙皇颇为倚重的皇太后：在这个被“一团沉静的雾气”笼罩着的城市里，他感到有“某种无法摆脱又不可或缺的神圣感”；还有顿河畔罗斯托夫，作家本人和他的母亲从1924年到1941年一直住在这个城市，这里到处都是低矮的金合欢和长椅，河水上面铺着小桥，雅里克·哈里托诺夫回到这儿短期休假：“……他青年时代的一个贪婪的秘密，就像晒了一天的太阳都未能驱散的雾霭一样，停滞、沉积在这座小城的石子路上、壁坑里、畅通无阻的大门旁、林荫道以及花园路与普希金路之间的陷坑中（甚至每一个颇具特色的胡同里）”；还有那个塔妮娅·别洛布拉金娜再次回到的新切尔卡斯克，“哥萨克的首要城市，举世无双，开阔宽敞，到处是布满鹅卵石的陡峭山冈，用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嵌着一层贝壳的温馨的林荫大道；到处是隐藏在栅栏深处的小庭院，院里面坐落着千百座各式各样木结构和石结构的小小的独户住宅。微风吹拂的教堂广场，广场上耸立着叶尔马克塑像，他满脸胡须，伸出的手掌上托着一个弦歌祖国的金球。”

整部史诗暗中流露出与肖洛霍夫论辩的想法。《静静的顿河》的最终稿里有不少血腥的场面，焦点就是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策动的兵变。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哥萨克同其他人一样，都是狂暴革命的牺牲品。他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怪现象，即素以热爱自由闻名的哥萨克从1905年起却变成了扼杀自由的刽子手和沙皇制度的鹰犬。

这种诗意是随着长篇小说本身的特点慢慢地体现出来的，如时断时续的节奏、简洁的语句、厚重的叙事等——它们就像作者在其叙述过程中遇到严寒天气后呼出的气息那样明显。这是一首强有力的关于地点和时间的诗，这是献给那些索尔仁尼琴尽心研究过的地方的诗，他凭着手中的手册和地图步行或是骑自行车来到那些地方。有些地方他是通过熟人才打探明白的，比如，受他的委托，翻译热涅维约夫和何塞·乔安涅去了马林斯基宫，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