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败笔（第3 / 4页）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以西结是圣经记载的一位祭祀，他在前6世纪，在被掳到巴比伦期间，看见异象，宣讲22年，正如以西结书所记载。——译者注

在杜撰出列宁与帕尔乌斯会面的魔幻场景后，一股清新与理性也在长篇小说中表现了出来。众多历史事件也渐渐地理出了头绪。这首先体现在时间背景上：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却遇到了学者们常见的问题，即怎样合理安排材料才能遵循因果和时间的逻辑？故事的源起没有变化，还是战争初期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连吃败仗。这可以用以下几点来说明，首先，失利成了其他困境的一个不吉祥的预兆；其次，索尔仁尼琴的父亲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就是在东普鲁士；最后，30年后他自己本人也在那里打过仗。这一切看上去像是一个奇妙的预兆。一切事情正是在那儿开始发生，在那里开启了决定其人生的路途（我们不由得想起，索尔仁尼琴的第一首叙事诗就叫作《小路》）。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得不精选自己研究的范围，每一位作家则要精选自己灵感迸发的范围。在《红轮》中，历史维度和小说维度互相交织在一起。《红轮》的历史跨度让人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格斯的大型历史著作《俄罗斯革命》，那部书涵盖了1899—1924年的历史事件。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毕希纳（1813—1837），德国作家，政治家。——译者注

在施泰尔恩伯格维德梅尔市长的别墅（它位于苏黎世近郊的山里），作家重新尝试小说的写作。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对于作家而言特别重要，在流亡随笔中有大量的篇幅都是写它的：乡村风光（母牛、圈肥、叮当的铃声）以及山区景色帮助索尔仁尼琴重新拾起了长篇小说结尾的写作工作。“特别是那高处的景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从高处向四处眺望，向下俯瞰时，特别当你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观看，每天每日，每个清晨，总会有种东西会让心灵变得纯净，让思维变得清晰。”（《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1卷第1章）他“吸入了明净和智慧”，还希望找到那个曾经左右世界的理性……

下面我们将索尔仁尼琴的表述与专业历史学者的结论进行一下比较。最新出版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最有分量的著述是前文提到的奥兰多·费吉斯写的。在他的这部研究著作中刻画了所谓的“见证者人物”的肖像，他们的命运贯穿了整部书的始终。费吉斯的结论是，乌托邦（即意识形态）扮演的是次要作用，在一连串的革命事件中，暴力引发了暴力。残忍的秉性在军队、日常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甚至宗教活动中司空见惯。可以把索尔仁尼琴笔下虚构的人物形象和费吉斯笔下的“见证者人物”分成几个类型：借斯托雷平改革之机走出公社的农民（独户农民），同村人恨他们甚至超过了对过去的地主；还有自由地主（费吉斯以利沃夫大公为例，他比索尔仁尼琴更加同情这些人）。此外，《红轮》里没有费吉斯非常珍视的有文化的农民形象，这些人追随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因为无法在旧俄国得到发展。那个在一战前线因战功获得五枚勋章的农民乌特金之所以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因为在务农这条道路上他看不到什么希望。在图拉，当乌特金喊着“打倒布尔什维克！”时，起义的工人们不停地吹着口哨，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命令向他们开枪。独户农民谢苗诺夫，1918年带着自己的家业回到了那个自愿建立集体农庄的村社，他就是1906年农业改革失败的活见证人。如果说，对于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而言，之所以发生这一连串事件，根源是残酷待人的传统，那么对于俄罗斯小说家索尔仁尼琴而言，则是肆无忌惮的谎言以及理智的丧失。

根据《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的讲述，读者可以体会作家本人在看到那些数不胜数的记录卡片、回忆录、报纸、杂志和私人日记时的亲身感受（索尔仁尼琴强调说，没有比回忆录更加有趣的了，因为它们的作者并不知晓将来的事情），也发现了一个新事实，即一切邪恶均源于1917年2月。“我十分震惊地发现（也怀着极其厌恶之情），在这场似乎是光辉熠熠的革命的最初的这些日子里，在这些最“伟大的”时段里，却被随意涂改，打上了下流、卑鄙、阴险、一致的奴性、对异己者的压制的烙印，这一切每天要用掉多少脏兮兮的报纸铅墨来洗刷掉啊。”（《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4章）

作家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上士基尔皮奇尼科夫为了不向首都民众开枪射击，他“越过界限”独自一人掀起了暴乱，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行为：“……这群人不知是基尔皮奇尼科夫带的，还是自发来的——分不清楚”。索尔仁尼琴详细地，几乎是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分析了人怎样跨过界限，恣意妄为如何弥漫，一切社会原有的固有联系如何土崩瓦解。

《1916年10月》的篇幅得到这些补充后显得特别厚重。从《1917年3月》开始，叙述基调发生了变化，变得时断时续，语句变短了，文本被分成了越来越细小的段落，就是把它们连在一起组成一个风格统一的篇章也很短小，但是情感基调和诗学手段却显得越来越“实在”。有时候，一个自然段就是一句话，就像马雅科夫斯基诗歌语言一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紧凑”却得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喜爱。

历史学者无法做到的，反而启发了长篇小说家。作为历史学者的索尔仁尼琴不断追问这一股股谎言和呓语的本源问题，越来越深入到久远的过去，他认真地盯着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他们的生平经历中不断摸索，有时就会找到那个无助、绝望或者幻觉为主的时刻。他不断求索造成这场“重病”的缘由和先兆。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却深受以下情况的鼓舞：小说文本的细致切分与人物形象（所有以及个别人物的）的呼吸节奏相符。这是个败笔，但却是一个天才的败笔：作者经常会承认这一点，特别是在那些什么也不会发生的祈祷的时刻，还有在主人公无法宽恕自己的罪过而忏悔的那一刻。比如说桑尼亚，他看到谢维利扬神甫是如此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而感到无比震惊。还有对自己孩子的夭折有深深负罪情结的济娜，向阿罗尼神甫忏悔，艰难地说出自己所犯的罪恶，就好像是用“打井的锚钩”从心灵深处一点一滴地把它们挖出来一样。于是，一条长巾突然落在了她的头顶，传来了神甫的声音：“孩子，她原谅了你的一切罪过。于是，我，不配得到尊重的神甫，就让上帝赐予我神力吧……”但济娜却满头雾水，她无法理解，怎么能够原谅她的一切罪过呢。沃罗腾采夫时而看到了希望的火花，时而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弃儿：“而肩头又一次地舒展开来。不，前面有个东西在发光。我们并没有输掉一切。但又要向哪个路口奔驰而去呢？又把自己安放到那块石头下呢？”

四个“节”让我们看到了俄国患的这场急性病的历史。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观点，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明显的症候就是法国大革命。《红轮》里引用了两个对这场革命给出诊断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梯也尔和泰纳。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红色恐怖是革命的自然阶段还是种种情况使然，如反对君主制集团的战争，旺代省的暴动，等等。泰纳非常绝对：一切早以预先注定。他揭露了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组织，这些人在1787年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未来的雅各宾派肃清了道路。索尔仁尼琴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发挥着泰纳赋予雅各宾派的那种作用。与其他“群魔”比较起来，列宁起码具备一个优点，就是他从不撒谎。但是毁灭国家的并不是“小教派”，而是胆小鬼和饶舌鬼。在沃罗腾采夫（还有其他人物）的家庭悲剧与社会的道德腐化之间有明显的共同点；造成两种情况的原因都是缺乏远见。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就像被剃去了头发的参孙一样孤立无援，而且无法再恢复原有的力量；他们像盲人一样，撼动不了神庙的基柱。参孙同样出现在了《红轮》中，即萨索诺夫将军，他希望给人们带来福祉，结果带来的只有仇恨。

会识别人——这是索尔仁尼琴要求笔下人物必须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在不计其数的游手好闲兼夸夸其谈的人中，作家推出了什利亚普尼科夫，他是一个旧礼仪派教徒——在对这些旧教徒停止迫害后，没有消耗掉的抗争激情使他转向了社会主义。在中间派分子当中，作家着意表现的是具有顽强意志力的古奇科夫。右派人士则是早就输掉自己赌注的希波夫，还包括斯托雷平这样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形象（他使那些把他一个人留下孤独地与笼罩全国的恐怖势力作斗争的人深受良心的谴责），还有古奇科夫和最终思维清醒的沙皇本人。他是在历经磨砺后才清醒过来的：皇帝一想到他原来想过解除首相的职务这件事就良心有愧，但是鲍格罗夫射出的子弹早在呼啸。甚至，如果笔下的人物并不是“与作家站在同一战壕里”，索尔仁尼琴也为他努力寻找合适的理由。我们觉得，似乎小说家怕历史学者，于是为了“艺术的真实”不得不这样做。

在没有对革命进行彻底审判之前，写它是很难的事情；作为一个当事方，审判革命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历史学者有陷入老古董的危险，而小说家则有在事件发生后当预言家的危险。预言家不喜欢历史，他们预测那个既不知道未来也对过去熟视无睹的当下。索尔仁尼琴竭力塑造一个无知的情景，当需要坚决果断地深信她的话或者相反时，谁也不知道先知正确与否。预言不幸的事情需要非常认真的平衡，而《红轮》中的平衡（尽管主人公体会到了那些幸福的时刻）原来是突刺过于轻松。最主要的平衡是来自阿尔巴特街附近小弗拉西耶夫胡同的星占家。桑尼亚和科加意外地碰到了他，愉快地听着他的那些充满了预见性的话语。是否需要参军？信奉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的桑尼亚烧掉了自己的偶像并报名参军。黑格尔信徒科加不相信个体的作用，但也报名参了军。星占家对他们说改变将会是渐进的，并且会很慢。作为一个“路标派分子”，他否定了黑格尔有关崇拜力量和绝对精神的转换的学说。问题在于，哪一点更有道理：是作为真的真理还是作为公正的真理？如果过分明显地倾向于其中的一点，就会丢掉另外一点。“路标派分子”表现了令人羡慕的灵活性，但还是令人无法理解，除此之外，引起了一片反对声，列宁也加入其中。瓦尔索诺菲耶夫让人想起了《日瓦格医生》中的维杰尼亚平：崇拜时尚的柏格森主义，还宣传时间的价值，即道德的封闭时间和先知的开放时间的价值。但是这一切都是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时间被详细划分之前的事情！而之后的六千页，桑尼亚获得了临时休假证后，和未婚妻在莫斯科散步，突然又和星占家聊了起来……

面对着堆成小山一样的卡片和文件，索尔仁尼琴竭力想摆脱这种麻木状态。在近300个人物当中（包括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作者虚构的人物），作者喜欢的不是“自己人”，而是那些思维明确，不呆滞或者能够摆脱呆滞状态的人，如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涅奇沃罗多夫将军、古尔科将军、马尔科夫将军和库捷波夫上校……而在他们身边的，是长篇小说中出现的无法计数的庸碌之辈（如日林斯基）。沃罗腾采夫和斯维钦这两个曾经的青年资产阶级革命者妄想重组刚刚经历日俄战争的俄罗斯军队，他们严厉地批评大本营的做法，努力想把那些善于打仗的人挑出来：即一些下层军官，如切尔涅加中士，这是一个具备俄罗斯民族素有的灵气、天真又勇敢的人（他的原型很可能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图申）；或者是那个沃罗腾采夫从普鲁士的包围圈中救出来的卡奇金（他后来成了萨尼亚的救命恩人）。

索尔仁尼琴确信，早在1917年2月至4月间，局势已无法挽回。赌注已下，一切都充满了谎言，一切都被“小人们”的夸夸其谈所蒙蔽。“这本书不应该写成对过往历史的自我观点的表达，而且还累得气喘吁吁。而应该这样写，使读者切身体会父辈们的所有疑虑和错误，即使他今后会重复犯那些错误，沾染上这些错误，也比受今天‘不正确’的理解的影响好。那样的话，就将看到益处：过于自信的孩子们就不会贸然地对俄罗斯说三道四。”（《〈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但从哪里开始讲述，又讲到哪里结束？怎样确定故事开端讲到哪里，何时才能得出已被意识到的错误结论？以便从这里开始回顾历史、追溯未来。时间分割得越细致，我们越是按照作者的思路沉迷于小说，那么出路就会越不清晰，小说也会紧紧地局限于“可怕的现实”——这类似于黑格尔的“可怕的无限性”。这样，索尔仁尼琴与那些在他之前在这种远离现实以及俄罗斯深陷的这种虚无中发现诗意的人观点相近。首先这是列米佐夫的丰富联想。列米佐夫的俄罗斯好像燃烧在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活火上。他的叙事诗《被掀动的罗斯》，全诗由一些词句片段和火焰的语言组成，我认为，这首诗对索尔仁尼琴施加了影响。但是，与《红轮》不同，列米佐夫的长诗里的火代表着审判：

在苏黎世写作期间，通过施塔普费尔斯特拉斯大街上的一位可爱的邻居的帮助，索尔仁尼琴定制了大量的10×14公分（用于放置为历史人物做的卡片）和12×17公分（为塑造虚构人物用的卡片）的硬纸壳文件夹。“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存留一生的纪念品。我还会有数千张纸页，没有这些东西——我会迷失在资料之中；工程如此浩大的工作成功与否、速度的快慢完全取决于能不能正确地组织这些成百上千的活页纸张。”

理性早就不是世界的主宰，对于俄罗斯来讲，更是如此。饶恕可以通过祈祷实现，但却无法听到。无法宽恕——这才是使广阔的俄罗斯深受伤害的根源所在。放在以前，失败是史诗性的，而现在却是腐烂、虚无……叙述出现了裂缝。于是我们也被卡在了裂缝里。

他着重刻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人，尽管有人会说，皇后并没有扮演什么特别的“历史”角色（虽然她宠爱拉斯普京一事引起流言蜚语，使她成了众人调侃的对象）。这里，他身上的创作才华盖过了历史学家的真实叙事：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有关皇后那部分的详细述说，是依照了施泰尔恩伯格曾经赋予他的公正、“明净”和理智的灵感而创作出来的。像伟大的古希腊剧作家们一样，他追求的是像狄刻<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女神那样的明净的正义。皇后的确是双重不公正的牺牲品，即无耻的诽谤以及后来的被杀害。很多在照片上见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人都说，它“面上一副邪恶女巫似的冷漠表情，就连结婚这样的喜事也不会招呼她参加”。因此，非常有必要为她恢复名誉，这是长篇小说中一个最重要的插叙。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角来“立体”地观察皇后，特别是在莫吉廖夫大本营传闻说米留科夫已“证实”她叛国的那一刻。第64章里她的独白澄清了她同“我们的朋友”拉斯普京之间的关系。这段话取材于苏联发表的她与尼古拉二世之间的通信，她那真情实感的坦诚令人震惊。就是在沙皇的独白中，我们也可以按照同样的原则来立体感受“我们的这位朋友”。但是，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重要的是恢复皇后的声誉，揭示其神秘本性，她救助伤员的美好愿望，基于这一点她承担了护理员的工作，安慰士兵们并和他们一起祈祷。这个被大家恨之入骨但总体上却目光短浅的女性在家里确立起了与母权制类似的管理方式，她企图以同样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但她却是一个认真细心的母亲，儿子患的无法医治的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她是一个牺牲品，她的死早已注定。所以，作家在小说中让她做了一个梦：“好像她的右手被人割了下来，她没有疼痛感，但是感到非常遗憾，要知道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做出的任何努力都非常需要右手。现在该怎样祈祷呢？”

但给人一种感觉，似乎索尔仁尼琴预见到了这个批评意见，且间接地给出了自己的答复，例如，他讲到普希金时作了如下的表述：“……仅仅说普希金的历史感是紧张的还远远不够，这种感觉还出奇地均衡：他可以一方面对他同时代的俄罗斯的内在缺陷表示气愤（如他1836年写给恰达耶夫的信），另一方面也不会忽略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你那左右摇晃的三角桌》）当然，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是如此。

1974年在胡佛市，索尔仁尼琴意识到，想要理解革命这一现象必须要将时间刻度往前提，因此他加上了篇幅不少的引言，它大大增加了《1914年8月》的容量。首先添加的是有关1911年刺杀斯托雷平的描写，占了150页的篇幅。在西方，索尔仁尼琴得以与斯托雷平的儿子阿尔卡狄见面，于是与“现实”的接触为他的写作带来了新的创作冲动。按照索尔仁尼琴的想法，斯托雷平的改革措施本应防止俄国发生革命。然后补加上的是有关1905年革命的描写，在这场运动中，帕尔乌斯起了很大的作用。紧接着，又追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共党的创立过程。《日瓦格医生》使用了类似的手法：故事发生在1905年，结束于1945年，索尔仁尼琴同样认为，自己的历史叙事应该写到同一年。

如果皇帝本人是个优柔寡断的庸人的话，又如何使航船驶入正确的航线，在哪里才能找到那颗指路明星呢？——上校几乎是在茫然地思索着。如何才能像普希金那样大智大慧，他从原来的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信徒，他从一个反抗者变成了一个指责革命的人？像历史学者普希金那样，正确地理解普加乔夫暴乱和叶卡捷琳娜女皇文明统治这样的事实？在闷热的莫吉廖夫的夜晚，在离沙皇及其患重病的皇子宿营地近在咫尺的地方，沃罗腾采夫碰到了涅奇沃罗多夫，这位威武的将军、保皇党人兼神秘论者突然间向上校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在阔叶树拱形树荫的遮蔽下，市政大厦的钟楼清晰可见（它是临近波兰的标志性建筑），涅奇沃罗多夫对上校的悲观主义深感恐惧。紧张的疑惑感控制住了这两个有着自由思想的人，他们渴望行动，但却为自己国家里发生的事情感到惊慌失措：如何才能做到——双眼紧盯着俄罗斯而却不感染上优柔寡断，却不变得意志消沉呢？……

一切会呼吸、有生命、生长的事物都会面临审判，用火来审判。火是最后的法官——审判一切并毁灭一切<a id="noteBack_14" href="#note_14">[14]</a>。

“很清楚应该说什么……但说出来却很困难”，沃罗腾采夫在申加廖夫家这样想道，他还没有从罗马尼亚战场上的失利中回过味来，他想讲述总司令部里的胆怯，讲士兵的困惫不堪——即“民众的心死状态”。但怎样讲呢？如何吸引谈话对象的注意力呢……叙述矛盾起来，时而政治性很强，时而有股形而上学的味道：应该讲一讲由于指挥官的无能，军队被消灭的事实，讲一讲“由尸体堆成的掩体”，但是怎么说才能够表达那些鬼门关亲历者们（就像萨尼亚的朋友科加一样）压抑的冷漠感受呢？……“整个俄罗斯人的生活就是一个精神枷锁”——索尔仁尼琴如此评判道。从涅恰耶夫<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起就是这样，而且《群魔》的作者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但是如何把想要表达的思想告诉谈话对象呢，他有其他的想法并且是透过自己与政局的抗争经历来看待所有这一切的？……

与索尔仁尼琴相比，列米佐夫更加大胆地磨压现实，而且同前者一样，也描写了普通民众带来的以及给它造成的各种苦难：“就像削铅笔一样，把人身上的肉切成碎片”。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进一步补充说道：“……这场强风正是我赖以存在的基础”。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中，反复出现一个单词“紊乱”。这类似于列米佐夫作品中的“朝向四面八方”。大家奔向何方？大旋风要把他们抛到何处？抛向四面八方……

这一发现并没有使索尔仁尼琴丧失研究者的理性，也没有缚住历史学家那清醒的手脚。回忆录作家和政论家的表述总是比小说家要极端。例如，在《二月革命沉思》<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这篇文章中，作者简要、深刻地表达了自己更为全面的思想，它是透过长篇小说那内在万花筒般的叙事渐渐地、费了很大周折得出的成熟的想法。长篇小说写作需要参照方方面面的因素，作家要深入每一位主人公内心深处。多重视角，三位、十位、二十位主人公对同一人物和事件做出的多重评价，这一切使小说叙事具有一种紧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