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书”（第2 / 2页）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西尔维奥·佩利科：意大利诗人，爱国志士，烧炭党党员（1789—1854）。1822年，他被奥地利当局关押在斯皮尔博城堡。他在这个可怕的监狱里度过了8年时光，在囚禁期间他暗暗地在头脑中进行悲剧创作。出狱后，佩利科发表回忆录《我的狱中生活》。

俄罗斯人的命运很奇特，他们要比自己的邻居民族更有远见，但悲观，能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俄罗斯人，米希勒称他们是“哑巴”。

似乎人只有经历放逐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喊声，无论是精神放逐还是外在放逐。似乎这对于那些能够冲毁“真理大厦”致使其崩溃的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状态。是的，索尔仁尼琴最后回到了家乡，但即使是在自己的祖国，他仍像所有先知们应该做的那样继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它源自其被放逐的经历，源自那个已消失在历史深渊深处的无形的俄国。遭受了类似经历的赫尔岑也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他跑到欧洲后，依然在不断地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自私自利，为了不使自己深陷历史悲观主义的泥沼，接受了斯拉夫派看待俄罗斯的主张。赫尔岑最终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而另外一个伟大的“被驱逐者”托尔斯泰却一直待在俄国。这三个人有一个共性，即对西方没有好感。像赫尔岑一样，索尔仁尼琴也生活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几乎“不存在”的俄罗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或者另外一个语言环境中，必然要招致最高的惩罚——“失语”。于是，索尔仁尼琴仍然待在自己的荒漠里，作为一个永恒的宗教信徒和禁欲主义者，他从荒漠发出自己的吁请。这一“乌托邦”做法能把我们带到哪里呢？

如果不是这个具有敏锐记忆力且固执己见的数学教师兼天生的战术家，把反抗当作修士应尽义务的人，他们能否通过更为人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呼声？确实，索尔仁尼琴身上有许多地方令人无法忍受，比方说像新教徒一样的激情，危险的摩尼教信徒，对接受自己的西方（正是西方的新闻报道救了作家）怀有敌意，自负等等……但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反抗精神，他对记忆是治愈民族伤痛唯一良药的坚信不疑，他对确定不移的正义怀着天真但始终如一的信仰，这些特性不仅救了他自己的命，而且成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索尔仁尼琴的信仰，儿时教堂对他的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我注意到了所有发声的人和物，聆听圣歌，观察人们如何摆放蜡烛和圣像前的油灯，如何烧香以及香炉上反射出的太阳光，而最吸引我的是教堂圆顶下面大殿四个柱子上挂着的圣像以及使徒、上帝和圣灵的画像，我一边仔细地看一边思索。我丝毫不感到无聊，也没有在仪式还没结束就提前离开的想法。而且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始终（不仅单单是在领圣餐之后）会感到自己的心灵更加纯正，内心变得轻松，就好像身体的一部分触到了大地一样……整个仪式过程连同其全部外在的样式、教堂的光度和亮度还有东正教礼拜期间唱的歌声就这样进入了我的心田。”<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的确，作家在自己小说的某些章节里（特别是在《第一圈》和《1917年3月》）再现了这些活生生的回忆。但作家的信仰既体现了基督教的内容（包括加尔文宗和詹森派），也含有旧礼仪派的仪式（列夫·波利亚科夫继马克斯·韦伯写的论著之后，在自己1991年出版的著作《旧教派信徒史诗——俄罗斯的公正史》中详细地比较了两者的异同）。除此之外，作家对劳动充满了虔诚的崇拜，还把这种感情与个人禁欲联系起来，这都是纯正清教徒的信念。他反感“增值”（即没有发财的欲念），不贪私利，经常夸赞节制，对欧洲艺术那“异国的美”极为冷淡（比如，圣彼得堡显著的欧式建筑），摈弃生活中的舒适和“妥善周到”（但却热衷于复杂的计算和技术含量高的巧妙地解决问题），这一切与清教徒的生活观念十分接近，据马克斯·韦伯说，正是基于这种生活观念他放弃了自己的所得财富。这一谬论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作者的本性。

索尔仁尼琴成功地攀上了自己的第一个悬崖，因为他的呼喊冲击了世界上所有的古拉格群岛。于是他开始攀登第二个悬崖。但是，正像《西西弗的神话》中的阿尔贝·加缪一样，他认为抗争本身就是胜利。他经历了“内心的巨变”且登上第一块“巨石”后，开始向第二块巨石冲击，即1917年革命，他试图解析这一场民族灾难。囚禁生活让他感受到了脚下的土壤，这同托尔斯泰在自己翻耕的土地上劳作时的追求是一致的。索尔仁尼琴用他俄罗斯人素有的却又是先知般的嗓子高兴地、自由地、“畅快地”呐喊着，并找到了脚下那块被“死亡气息”掩盖的土壤。他所选择的第二项探索工作即他的第二项西西弗式的劳作，对于他而言成了无比困难的任务。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游泳健将一样在倾覆巨轮的碎块之间来回穿梭，目的是捞起飘落到水中的珍奇异宝……

如果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没有对这块保存完好的净土的描写的话，他的暴露就不会有批评作品固有的能量。正是净土为作家的创作赋予了某种高尚，尽管他抨击的是人世间的残酷和惨祸。宽广而诗意的感性世界，嘲讽和非同寻常的创作自由，使索尔仁尼琴迥然有别于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小说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当代俄罗斯写实作家。他只是众多作家中的一员，他们用语言向读者揭示了斗士独自反对专制国家的历程。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也远不像有些作家（如布尔加科夫）的作品那样充斥着各种文化引文。《废物系》（20词典——168页）的作者道姆勃罗夫斯基肯定会比索尔仁尼琴更加有力地表达受压迫世界的荒诞性，以及由此滋生的个人的神话和恐惧感。同样写的都是犯人在监狱内的囚禁生活，但是从美学意义上讲，西尼亚夫斯基的《来自合唱队的声音》反映出来的人文精神及宇宙意义要比索尔仁尼琴更精致<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但是，索尔仁尼琴就是索尔仁尼琴，他善于把自己悲剧且坦诚的抒情与历史进程和肆意的暴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暴力使人变得凶残无比，但作家会把人物放置在历史和未来的空间里进行评判。众多无名无姓的“数字编号”写满了受害者名单，发出各种各样的嚎叫声。从这些“号码人”栖居的森林深处传来了神秘的合唱声。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1984年，索尔仁尼琴读了西尼亚夫斯基那篇轰动一时的随笔《和普希金一起散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你那左右摇晃的三角桌》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他认为，阿勃拉姆·捷尔茨（西尼亚夫斯基的笔名）笔下的普希金“空洞”，“好色”，屈从于政权，在作家看来，这是知识分子堕落为“迂腐学者”的明显标志。捷尔茨书中的轻浮语调以及集中营惯用语更加激怒了作家。

索尔仁尼琴先知的角色一点也没有降低其作为作家的声誉。他的艺术观、世界观及有着非凡整体性的鸿篇巨著体现出了十分鲜明的“贝多芬式的”强大精神力。多彩的旋律、冷峻的嘲讽及争辩的激情使他与歌德或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欧洲人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意义，如对土地的全新眷恋之情，重新恢复尘世生活中万事万物的纯正感。这赋予了他对我们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暴力与卑劣行为的揭露的一种特别的力量。作为一个冷嘲热讽的人和揭露者，他始终以我们赖以生存的强大的“精神基础”为出发点，这使他的创作诗学格外厚重。我们觉得，似乎整个人类史连同其一切的卑劣行径都得到了详尽的描绘，而且是以一种凡人难以企及的、恒定的全宇宙背景来展开的叙事（在沙拉莫夫笔下，宇宙、大地都统统不见了，甚至也看不到小草的痕迹，托尔斯泰认为，就是在监狱的鹅卵石间也能顽强地生长出小草，这不取决于人类）。“没有我们，这些小岛从大海中缓缓升起；没有我们，岛上出现了二百多条生长着各种小鱼的湖泊；没有我们，岛上到处都是松鸡、兔子和鹿，从来不曾有过狐狸、豺狼和其他野兽。形成了冰川，又融化成了雪水；花岗巨石挤满了湖岸；湖水在索罗维茨岛冬夜中冻成了冰，大海里狂风怒吼着……云杉树慢慢长大形成了厚厚的一层，鸟儿在啼鸣，幼鹿发出低沉声。大地连同其所有的过往经历都在运动着，王国消亡了，又诞生了新的国家，而这里，原本没有任何野兽，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二章）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源自索尔仁尼琴私人档案笔记，Н. Д. 索尔仁尼琴娜把这段话写到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勇敢的作家”的展览手册里。

作家的一切想法源于一小撮“新十二月党人”，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监狱兼实验室里创建了一个自由人的新“科学院”。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男性的“方舟”决定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成了他力量的源泉，并使他成为了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靠奴隶为生的令人恐惧的原始工厂劳作状况，他重新使文学回归道德，缺少这种道德感，文学是不可能获得世界意义的。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Сахаров А.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2011. С. 295.

——А. И. 赫尔岑，《彼岸书》，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