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战士（第1 / 3页）

由此可见，这本书并没有完成，或说得更准确点儿，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开诚布公地讲清楚。显而易见，这里指的是作者的宗教经验甚至包括神秘主义经验。索尔仁尼琴沿着书中指引的道路前行，他在创作一部生活本身的书，他异常清醒地发现：有人在指引他，帮助他，仿佛是先知伊赛亚和丹尼尔，又仿佛是路德和阿瓦库姆。此外，这部未完结的书里体现出来的统一性使其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书中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战斗的气息，即使这样，该书似乎是在永恒者（指上帝）的指点下写成的。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能够从中发现上帝旨意的作品：“我相信，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他在我的生命里，也在所有人民的生命里。”（《致苏联领导人的信》）

在塑造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一“肖像”时，索尔仁尼琴在第四章结尾处得出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一位苏联的主编和一位俄罗斯的小说家，我们今后不能够再手挽手了，因为我们的文学大相径庭，无可挽回地分道扬镳了。”于是又一次面临抉择，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索尔仁尼琴的思想都源出于这个形象）。勇士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1967年，为了争取能在莫斯科出版《癌病房》，索尔仁尼琴进行了属于自己的“波罗金诺战役”。这一年的12月，已经开始排版，但马上又搁置了。作家不得不直面苏联作家协会的最后通牒和来自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压力。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英国《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刊载了《癌病房》的长篇摘要。难道作者也会遭受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一样的命运吗？两年前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监禁。“但是预感引导着我在棒打不回的路上前进，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斗争更加激烈，索尔仁尼琴像安泰乌斯一样又在伊斯季亚河边的圣诞城汲取到了力量，在这条小溪边的一小块大地上，春汛的水流声是那么美妙。复活节即将到来；耶稣圣诞大教堂<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的圆顶被拆除了，整个教堂也被废置了。但索尔仁尼琴通过BBC广播听到了受难周六的晚祷，他清理了自己那块地产上面的“废物和枯枝”，因为河水刚刚从那里退去。这里是如此的平和，如天堂般静谧。还有那个上帝赐予的激励着先知不断前行的永动力：“上帝啊，你是多么智慧而有力地引导着我！”

在《牛犊顶橡树》中，可以随处发现作者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同情之心：“可怜的特里丰内奇！他对我是如此坦诚，但我却不配他这样做”，因为不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他实在是没法控制好自己！顺便说一句，这也不单单是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个人的问题：“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人身上的这种不能保守秘密的弱点，我就无法把自己这些隐秘的故事（甚至是《第一圈》）拿给别人看，包括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她是我的同时代人！想象一下吧，怎么能不给她看呢？！因为我不敢。可惜了。她就这样没读就去世了。”

伊斯季亚河岸边的圣诞城，连同这里诗意的白桦树、被遗弃的小教堂和明亮的林中旷地，成了作家的圣殿。这正是俄罗斯的圣殿，亦即小河回弯处那块神奇的白桦林：“过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这样顺利地创作过，以后也不会有了。不论我怎样备受折磨，心潮难平，六神无主和孤独，只要来到这里，接触到这绵芊的绿草、清澈的河水、白桦和垂柳，还有橡木的长椅和小河沟上的桌子，我就又能够写作了。”（《牛犊顶橡树·遭遇战》）

索尔仁尼琴式的嘲讽与书中有关“诗人的最后挣扎”内容的悲观色调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包括“高层领导”为他准备的长长的钢丝绳，当局周密策划的秘不表态的阴谋，失去声望的杂志社及其“幕后编辑部”的曲意逢迎等。同情中带着辛辣的讽刺，而敬意则被冷酷的评判所淹没。与萨姆索诺夫一样，特瓦尔多夫斯基（承受着癌症之苦）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的，但他依然纯正。而后就是弥留时刻：全身瘫痪，已不能说话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具活尸）在病床上仍在读着《诺贝尔奖》一章的内容，并朝护理员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胜利了！”。

《牛犊顶橡树》中很多章节都集中描写了这段时期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当一些新的内容被补充到回忆录的时候，那本俄罗斯革命史诗的第一卷《1914年8月》（主要描写了萨姆索诺夫部队全军覆灭的历史）也出版了。这位将军诚实、善良、高尚品德，甚至可以说是道德权威的化身。萨姆索诺夫将军信仰上帝、作战勇敢，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由于他执行了大本营的命令（那里都是一些平庸和追名逐利的人），他使自己的军队面临着灭顶之灾。特瓦尔多夫斯基读了这些章节后非常兴奋。小说立意深远，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充满了悲剧性但又有含蓄适度的警示，这个“肥大的祭羊”指挥官宽宽的额头，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这一切都让特瓦尔多夫斯基爱不释手。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特瓦尔多夫斯基愈来愈明显地发现，这位被当作祭品的军事将领与自己受当局迫害的情形很相似。两个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长篇小说虚构的情节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景（即诗人正面临失宠的境遇）。一次失败的故事同样可以解释一场文学镇压运动的源起。特瓦尔多夫斯基性格刚毅，但却一败涂地，他顽强地承受着打击，将发生这一切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即使这样，他在这次失利中表现得无可挑剔——这与那个迷失在茂密的普鲁士森林迷宫里挣脱不开、年纪不轻的萨姆索诺夫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一切临近结束，当特瓦尔多夫斯基最后一次巡视《新世界》杂志的办公室、旧大楼（这栋楼见证了苏联文学近16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这次值得纪念的漫步让人想起了萨姆索诺夫临终前的那次巡视。“不时可怜巴巴地看着上方，等着悬在高处的大粗木棒随时砸在自己的脑袋上。或许萨姆索诺夫是在等待整个生命的结束，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总之在一刻，所有的猜测都将会有答案。”在《牛犊顶橡树》的补记里是这样说的：“当我打算写萨姆索诺夫和军队最后告别的场景时，有人向我讲述了这一幕——我立刻意识到，这两个场面很相似，而且我突然发现这两个人物性格也是如此相似！——他们同属于一个心理和民族类型，内心都很伟大、包容和纯正，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都孤立无助，同样落后于自己的时代。还有同样的贵族气质，它在萨姆索诺夫身上是天生的，而在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则是相互矛盾的。于是我开始通过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解释萨姆索诺夫，或者相反，这样我就能更清楚地解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被迫害致死的诗人就这样从书中消失了，而战斗却还在继续，从此索尔仁尼琴不再妥协，而开始了公开的抗争……现在，特瓦尔多夫斯基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他的结局同萨姆索诺夫的结局很像：“一切紊乱、含糊的行为都停止了。现在及所有以往岁月的那种祥和安宁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可怜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像坐在“大自然赋予自己的低矮的林间宝座——树墩上”的萨姆索诺夫一样，“只想能更好一些，可结果往往是一团糟……”

1969年11月4日，索尔仁尼琴在梁赞的“同行”将他从作协开除。斗争愈演愈烈。于是，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他们两个人，一个遵循斯大林教诲的谨小慎微的行事原则，另一个期待新的“战线”和“突破口”。他们又一次处在了“秋千”的两头：一个使劲摆动秋千，另一个则千方百计地不让秋千荡起来。而此时只是评价的程度不同罢了，谈话是在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或许特瓦尔多夫斯基将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因为他领导的杂志和他这个主编正面临着被扼杀的境遇。

这位从天蓝色眼睛里透着灼热的“叶赛宁”<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之光的诗人，他淡定沉着、天真善良，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之于索尔仁尼琴就像萨姆索诺夫之于沃罗腾采夫，就像农民的古罗斯之于有着“炽热思想”的古罗斯一样：成了与邪恶抗争的典范（尽管他过于弱小无法抵御恶的侵袭），道德纯正的代表（尽管因深深的误解而有所消减）。这是勃洛克诗作中的那个俄罗斯，污垢中纯洁的俄罗斯；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被魔兽偷走的那个俄罗斯。1967年11月24日，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别墅里，索尔仁尼琴对正在散步的诗人这样写道：“他的样子很像一个农夫，而且是一个不怎么识字的农夫。他摘掉了帽子，雪落在他那光秃的大脑壳上，这脑袋也像是农夫的。但他的脸色苍白，一副病态。我的心中一阵苦楚……他，像个拄着手杖的农夫，就那样伫立在雪中。”僵化不动、脸色苍白、毫无作为——所有这些都是俄罗斯民族的典型特征。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俄罗斯文学中另外一个无所作为的人物，亦即那个动荡的、旧时代（但他却醉心于艺术）的典型——在闷热的电车里静静离世的日瓦格医生……

一幅精致的画作展现在眼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受政府庇护的农民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下所进行的战斗，是上帝派来的勇士的斗争。这是场旧约式的战斗，却不是新约式的战斗。在索尔仁尼琴身上萌发出一种无法撼动的自信心，而且越来越强，亦即他是上帝的火炮。“另一个时代”到来了。“另一个人”开始了战斗，“另一个盾牌”掩护着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在这种神奇的力量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是为了当一个见证者吗？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犹疑之后，索尔仁尼琴几乎已决定从远方的手稿保存人那里取回《古拉格群岛》，让特瓦尔多夫斯基认真“看一看”，不想让这本书销声匿迹，于是就邀请他来圣诞城。然而这次两人没来得及见面：“我们已经商量好，11月份我把《古拉格群岛》带给特里丰内奇。但是就在我快要到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出发，反而出现在某个人的庆祝会上喝起了白兰地，他又变得很虚弱。后来因为要为自己的别墅添置家具——一个书柜，他就没去编辑部。于是我就把《古拉格群岛》藏了起来……。”（《牛犊顶橡树·扼杀》）

在写于1973年12月（即后来那些关键性事件的前夕）的《补记之三》的结尾处，作者大声宣布，先知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他勇敢地发起了最后一次猛攻，但“上帝会在许多方面纠正我”。他就在上帝的手中。他是上帝手中紧握的一把剑。“我只是磨得非常锋利用来对付妖魔的宝剑，会砍杀魔鬼、驱走它们。”而赞颂之后则是祈祷：“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的手中跌落！”

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而言，忠于苏联体制是一种很大的束缚。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相信这“唯一正确的学说”，于是当自己的“同胞”试图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发生激烈争论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宣称道：“我原谅您。而我们——还要坚持列宁主义。这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巨大的让步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学说（？！），这是不被允许的。”

可怜的同行者一辞世，就再也没有谁能阻止这位战士了，他怒气难消，挥动手中的宝剑，一剑一剑地刺向敌人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小牛犊的犄角了，而是上帝手中的钺。

似乎在我们的身旁总有……那个不喜欢鼓掌和欢呼的人……他的形象永恒且鲜活……父亲柔顺地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导师……

在《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二》（1971年2月）那篇简短的前言里，作者对该书及其整个创作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表白。尽管不喜欢回忆录这一体裁，但索尔仁尼琴发现，这一“不必要的”、“先前没有计划要写出来的”东西却一直在吸引着他，并被他的知己们所喜欢。这位天生的建筑师发现这本书“就像一大堆附属建筑的堆砌，下一部如何全然不清楚：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都不知道”。换句话说，这本书有一种不确定性，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本书已经完成，也可以同样说没有完成。”这本书具有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和内在的动力、能量，这使得情节可以随时发生突变。它是由索尔仁尼琴的点点滴滴的生活串联而成，多年以来他的生活始终具有一个特征：既完整又不完整。在自愿接受死亡并冒着巨大风险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生时刻做好了完全终止的准备。“最好不继续写下去，只需要把鲜为人知的秘密写出来，详细地解释清楚这一奇迹：我自由自在地在沼泽地里行走，站在泥塘里，越过一个个深渊，毫无支撑地待在空中。”重要的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详实地描写战斗的过程，而在于隐秘思想的流露：作家的生命已不再属于他本人，能量从外从高处而来，“奇迹”的表征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索尔仁尼琴并不认为“上帝保佑，有朝一日安全了，我会写出来的”。

随着一些新的内容被补充进《牛犊顶橡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1968年初，“心情大好”的主编将《癌病房》交付排版，共印八章，为此索尔仁尼琴嘲弄地写道：特瓦尔多夫斯基表现出了“自己的强硬态度（顺便说，他的姓就带有这个寓意，真希望他一生都能这样强硬！）”。此外，“整个1968年……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快速成长的一年，他的观点甚至原则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扩展和深化”。这位文学界的老前辈、“手拄拐杖的庄稼汉”（贵族式的拐杖暴露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庄稼汉）待在自己的别墅，听BBC广播，阅读地下出版物。看到他尽管很胖，还是跑向收音机，讲述者赞叹说：“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劲儿，我从没有像现在一样感觉他这么亲近！从没有过！如果我们还能再肩并肩地战斗一段时间的话，我们之间的友情肯定会更为坦诚，永远也不会消逝。”但如果特瓦尔多夫斯基意志坚决，拒绝在1968年8月21日之后别人塞给他的侮辱性呼吁书上签字，那么他领导的杂志将自取其辱，像所有其他苏联出版物一样发表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索尔仁尼琴向我们展示了那个被自己的同事中伤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要想抗争，他需要表现出一种“只有在古拉格群岛集中营里待过才能培养出来的坚韧不拔”。特瓦尔多夫斯基内心的耿直在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首诗中，儿子仅为父亲而没有为那些“被没收了所有财产”的大多数人恢复名誉，他把责任推给了斯大林，然而却像以前一样相信党、尊重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