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战士（第2 / 3页）

所有这一切不同程度上都与寓言相似，更确切地说，是像那些讲述城里和田间老鼠的寓言故事。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像一头待在城里的老鼠，它为了荣耀和特权不惜出卖自己，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位伟大的自由派分子把《新世界》编辑部同事们对自己的崇拜当成了理所当然，习惯用“领导”的姿态不慌不忙地作出相关决定：“……这些人生活得懒散，并不急于去锻造正在逸去的历史，这究竟是因为历史不会溜走？还是因为反正也不是由他们来锻造？（《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用设法去弥补那白白浪费的八年，甚至是十一年的生活，他的良心也不受那些渴求自由并希望借助文学进行赎罪的苦命人的折磨。由于阴差阳错，他成了一名声名显赫的人物。对自己这个长着一脸大胡子、衣衫陈旧、头发乱蓬蓬的谈话对象，他抱着袒护的态度，而并没有把他平等看待。1962秋，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短暂的友谊（“蜜月”）。

任凭触犯我的躯体、骨骼，保持泰然自若，有如犯人被押送刑场，神色不惊，从容不迫。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善良但不太灵活的庄稼汉形象，他脱离了自己的土地，被抬升到了一个过高的位置。他在进行着一场必要的战斗，但因为这条路前人已经走过而缺少创意。他还保留着正确的判断力和农民式的幽默（当特瓦尔多夫斯基1963年在皮聪大<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给赫鲁晓夫读《焦尔金游地府》时，引得后者哈哈大笑，当时这首长诗尚未开禁）。特瓦尔多夫斯基赞叹索尔仁尼琴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及淡泊名利，但又不得不经常周旋于党所宣称的真理和真正的事实真相之间。“他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需要这两种真理不要分家，而是合而为一”（《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特瓦尔多夫斯基创作的主题与索尔仁尼琴相同，都是农民的世界、农村虔诚的教徒。他“反复念叨”的是《玛特廖娜的家》里所表达的思想，亦即苏联农村物质生活的匮乏特别是精神道德的堕落，民间创作传统甚至那悦耳动听的民间语言遭到了遗弃。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玛特廖娜的家》中的语言进行了细微的修正，因为和他不同，索尔仁尼琴并非农民出身。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无法接受索尔仁尼琴的结论，或者，至少想减弱这一结论的尖锐性。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相信善遭到了彻底的丢弃，不相信这个词已不再具有道德意义，于是他就像一头公牛围着木桩转来转去一样兜了个大圈子。

直到最后一刻，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直接的、活生生的联系仍然是亲切的，相互信任的。作者讲述了自己的被捕，但“遗嘱”立即就发生了效力：《古拉格群岛》还要写两卷；还有这本《牛犊顶橡树》……很少有作家会让读者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在他和读者之间流淌着跳动着的生命之血。索尔仁尼琴的讲述就像血液一样是跳动的动脉，在一场场战斗、一篇篇文章、一次次遭遇中流淌。没有哪一名伟大的斗士——不论是米希勒、赫尔岑、雨果还是托尔斯泰——能给后人留下如此直接的语句、文章，这本书就像盾牌一样，以其神奇的力量捍卫着作家并把他推向战场。这是对顽强抗争过程的记叙，这是一部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编年史，这是一部充满了大声嘲笑的讽刺中篇小说，这是一部斗士的日记，里面尽是战争之神的祷告，《牛犊顶橡树》——不仅仅讲述了战斗，它已然成了斗士手中必备的工具。

我们面对的是三个人的对话（这一手法索尔仁尼琴经常使用）：当时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的讲述者和现在的叙述者。作者多次使用讽刺（它藏匿在括号里，或是一种隐秘思想的流露，或是冷峻地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性格鲜明突出。“我喜欢上了他的乡下人的秉性；他那诗意的童稚的种种显现（这是一种被绅士风度掩饰得不好的稚气）以及他在敌手面前（有时是在身居高位的人面前）能够表现出天生的个人尊严（当然是面对面时，如果是打电话时常常会举止失措），这就使得他摆脱了可笑或卑下的处境。可是我和他的过去毕竟是天悬地隔，由此引出今天的地位更是判若云泥。”索尔仁尼琴这里想强调的是，在电话交谈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个性特征不会表现得那么鲜明，因为电话是像鲁萨诺夫这些官员们惯用的手段。

非常有趣的是，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由他自己亲自记录下来）都同东正教的主要节日相符合。例如，1964年复活节的那三天，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了梁赞，读了《第一圈》的手稿后喝得醉醺醺的，试图以此来减轻由该书造成的伤害（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完全不记得这个复活节期间发生的事情了）；1968年6月圣三一节期间，索尔仁尼琴得知《第一圈》在美国出版，就在当天制成了《古拉格群岛》的缩微胶片。“当你感到不够坚强和心情不好的时候，求助于上帝是最好的办法。在娇柔的白桦林采些树枝，装饰心爱的木房别墅。几天以后将会怎样？是牢狱还是创作小说的幸福劳动？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这一点。我祈祷。可以喘口气、休息一番，那会是很好的，但是在死者面前的义务不允许我有这种软弱：他们死去了，而你还活着，你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让世界了解一切。”（《牛犊顶橡树·发作》）。

我们愈是深入地阅读《牛犊顶橡树》，我们就愈是被文中前后发生事件的紧密节奏所吸引。对战斗的渴望攫住了所有人。文中到处都是战争的隐喻，它们贯穿了全文。牛犊不断地施加打击，但与谚语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折断自己的犄角……

一切都像作家预先设想的那样吗？在这部书总的构思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形象十分必要，甚至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下，与其说牛犊在顶橡树，不如说在顶这位与之对话的中间人，他刊发了作家的作品，将之带入文学界并对他不断施加各种诱惑。《牛犊顶橡树》中的某些情节向读者透露了这些不为人知的诱惑，包括来自当局的诱惑。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古拉格群岛》中描写的另外一个诱惑：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可以找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萌芽。或许，这就是作者之所以无情的原因，也可能正相反。另一方面，特瓦尔多夫斯基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正是他挽救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使他放弃了各种“诱惑”，如荣誉、顶礼膜拜、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彻底放弃真理。当时索尔仁尼琴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就是距全部真相只有一毫米（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毫米！），而且要成功地触及到真相。他将分别揭露集中营体制，苏联贫穷的农村，受到污染的俄罗斯大自然……渐渐地他也被束缚住了手脚。在一些小事上他同样面临着诱惑，如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与官员的蛮横、受贿和不公正做斗争。但当时还不可能发出主要的喊声。于是索尔仁尼琴宁愿使所有的人都失望，使亲人和远朋遭受心灵的创伤，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放弃这声主要的呐喊。

文中不多的抱怨及对休息的渴望也更加强调了这场战斗的紧张程度。作者在自己的指挥所里决定着战役的进程，根据敌情进行反攻，回应敌人的打击。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时还会看到作者的表白：“而当这些战斗的喧嚣过后又怎样呢！我要离开几年到荒凉的远方，在原野、天空、森林和群马中，而且要从容地写小说。”在另一处他这样写道：“从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而我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躲进静谧的角落，进行写作，然后让作品流水般地源源不断地出版。”

我们是逐渐才知道这些隐秘的创伤。《牛犊顶橡树》的作者多年以后认为，自己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做了过多的让步，承担了过多的义务（他认为对这个把自己当孩子来袒护的老爷，他理应感恩戴德）。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可以感到索尔仁尼琴明显的怒气及略微的不悦。在国外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不设法安慰那些关心索尔仁尼琴命运的西方记者，而在这位昔日古拉格犯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谎言。当然，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没有直接说谎。他始终会在距谎言“一毫米”的地方停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毫米，索尔仁尼琴对这位头上戴满各种桂冠又被当局宠爱有加的诗人始终怀有敬意。但同时还指责他。重要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他人对他阿谀奉承，又怕得要命，把他捧上了天，而索尔仁尼琴却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孤立无援，没有真正的朋友……他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人厚道、天真淳朴、心地单纯，但他的双手双脚却被人带上了“镣铐”，受到了别人的利用。当我们读到作者笔下这位极其复杂矛盾的肖像时，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两位作家之间充满了误解，都到了快要断交的地步了，我们能够感受到，对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索尔仁尼琴的视角——即以一位昔日集中营犯人的角度来审视营区里的监狱长——是无法容忍的。“我们好比两条有各自特殊方程式的数学曲线”。索尔仁尼琴试图去理解对手，“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这两条曲线有着共同的切线，甚至是共同的导数，但它们走过的路却始终无法相交。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据《圣经》传说，是腓利斯人中的巨人，与大卫战斗时被杀。——译者注

这两名作家都热爱俄罗斯农民，都歌颂过农民身上的优点，正是基于此，才使得他们的会面成为可能。“在农民麻木不仁的缺少文化和艰难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儒雅持重令我惊异不止。”（《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那个仍在营房里打盹的伊万·杰尼索维奇是焦尔金的兄弟，两个人都一样地憨厚淳朴，心地纯正！这时候《新世界》杂志正逢“特瓦尔多夫斯基时代”，他大胆地破除各种禁忌，鼓励作家们说真话，让他们敢于展现自己，甚至敢于抒发自己的感触……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形象引起了争论（这一点本书第二章已有涉及），这种争论本身似乎可以当成是《牛犊顶橡树》的附录。这个形象是逐步刻画出来的：作者是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揭示”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本质性格特征，他谈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起初无关紧要，后来却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后导致这位受共产主义熏陶的自由派作家与他的那位完全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作家同事之间的关系彻底地破裂。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上帝赋予了索尔仁尼琴力量，甚至连他的命运都做好了安排，对面的这个交谈者一动不动，就像被一群小矮人围住的格利佛一样。他们两人中有一人留在了岸上，而另外一个已经游离岸边，去寻找新大陆去了。

1967年写于梁赞的第一篇补记是致第四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信里揭露了书刊审查制度的弊端。这是首战告捷。橡树被顶伤了。第二篇补记写于（1971年）2月，在茹科夫卡的罗斯特洛波维奇家里，“以波罗金诺为名”：并不清楚，谁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这场战斗却是空前的。《第一圈》和《癌病房》都在国外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的手稿则被秘密地送到了西方，这是一个真正的秘密武器，作者为拥有它而欣喜若狂：“多么自由！多么让人心情愉快！拥抱整个世界吧！”这是个“突破”，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却被“摧残致死”了。补记之三是1973年12月写于别列杰尔金诺的楚科夫斯基的家里，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包括《诺贝尔奖》，秘密的遗嘱，对大牧首皮缅的指责，与“当局机构”打的游击战，《古拉格群岛》的手稿被查没和沃洛尼扬斯卡娅的自杀事件，授权巴黎发表《古拉格群岛》。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也很突然，但作家的心中却毫不慌张，镇定从容。它就像在关键战役之前的那种轻快之感。写作这部有关战斗过程的回忆录缓和了战士的紧张心情。他挺起腰板，发出了一个最大胆的挑战！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复存在了。取代他的是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成了作者的同盟者，他成了众多的“可以交易的，毫无原则的机械的知识分子”中一个关注受迫害人命运的神奇人物。

索尔仁尼琴把剧作送到了他的家里，于是“两个萨沙”（他们都住在科捷利尼奇沿岸街同一栋楼里），即杰缅季耶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开始读它。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这个剧作写得一般（他的观点不无道理），而且还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没有必要“反复挖掘同一类的集中营素材”。对于他来说，古拉格题材已经没有多少新意了。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这才仅仅是个开始，以后他还想发表《古拉格群岛》呢。此外，特瓦尔多夫斯基还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读完短篇小说《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在发表的时候，车站的名字叫克列切托夫卡，这是因为《十月》杂志的主编叫弗谢沃洛德·柯切托夫，而《新世界》与《十月》杂志之间素来不和），他认为特维利季诺夫这个形象有些脱离现实，因为他还没有体验过磨难的滋味，却仅仅是“出于品味不同就不喜欢斯大林”。怎么能不喜欢斯大林呢？既然索尔仁尼琴不喜欢他，那么他特瓦尔多夫斯基就要同样受到别人的指责吗？

第四次补记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作家被驱逐出苏联后，1974年6月写于苏黎世。数学家伊戈尔·沙法列维奇继承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和萨哈洛夫的使命，是一个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需要重新靠近大地获取力量。沙法列维奇不仅仅是同盟者，他还是索尔仁尼琴忠诚的帕特洛克罗斯<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他们共同创办了《在巨石的重压下》地下文集，它后来成了新斯拉夫主义思想的阵地。而且在讲述“战斗”的过程时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抒情语气。在指挥部里笼罩着一种“消极的防御情绪”。主要的行动已经完成。索尔仁尼琴在等待敌人的回击。他想为孩子们写一部“语言明晰，情节真实的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的俄罗斯历史”，但不同于1913年涅奇沃洛多夫将军写的那部书，索尔仁尼琴感到不满的是，涅奇沃洛多夫的书质量低下、过分鼓吹爱国主义，令人难以信服。在回忆录的尾声，尽管还能够感受到战斗余韵带来的紧张感，但它首先写的是俄罗斯的历史和未来。在写到沙法列维奇时，作者说道：“对俄罗斯的未来所持的共同观点把我同他联结在一起了”。他们长时间地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里散步，它紧挨着菲尔萨诺夫卡，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和妻子在苏联的最后一个夏天在这里租住的别墅：“我们沿着利哈乔夫村与谢列德尼科沃村之间松软曲折的河谷，穿过明净的小溪，站在颜色已经变灰的小桥上，这座小桥每天都有许多到教堂祈祷的人经过，他们穿过小桥登上丘陵，前往教堂。我们望着青草与灌木丛之间奔流着的清澈河水，我说：‘将怎样回忆这一切呢？……如果……有朝一日不住在俄国的话。’”不由得想起了康德拉绍夫在《第一圈》中所提到的生活的小溪：水很清澈，却总是难以琢磨。

在《牛犊顶橡树》中，作者还刻画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些不太令人喜欢的性格特征。特瓦尔多夫斯基经常酗酒；索尔仁尼琴却滴酒不沾（尽管他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喝酒，有时是在节日期间，甚至每天在午饭前都要喝上一杯白酒）。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优秀小说家的作品，但却很少发表杰出诗人的作品。这是出于嫉妒心吗？索尔仁尼琴曾向他建议刊登沙拉莫夫的诗歌（“……1962年12月，我说服В. Т. 沙拉莫夫从《科雷马诗抄》和《小长诗诗集》选出一些我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好诗，送给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装在一个密封公文袋里，经由秘书转交”），可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找各种理由推掉了。这位主编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对他言听计从，于是他就表现得像主子一样，但索尔仁尼琴却不是一个奴仆。《伊万·杰尼索维奇》发表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他找到了特洛伊<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古城。但特洛伊在谢里曼考古挖掘之前就存在了。同样，古拉格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不管他是否情愿还依然存在着。他甚至都不知道特别劳改营（особлаг，《伊万·杰尼索维奇》）与劳动改造营（ИТЛ，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герь，《鹿和小窝棚女子》）之间的区别。

1974年2月12日，终于下令逮捕作家：就像基督受难一样，这是他的抗争和一生为之奋斗做出的选择的必然结果。这让人想到了1945年的第一次被捕：又要被抓进囚房。他们不知道，命运已经决定：“现在一切都会自动公开”。文章会像飞镖一样，一篇接一篇的发表。作家在囚房里十分平静，他知道他会通过写作为自己报仇。但是在白天黑夜都亮着灯的监狱牢房里，在被关押的犯人和那个从侧面分析、评判自己的作家的家里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分化。就像中世纪的道德剧<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似的，《牛犊顶橡树》以讨论肉体和灵魂的问题而结束。灵魂自言自语道：“我要为自己的作为而感谢上帝！”橡树放弃了，牛犊的犄角保留了下来。这位曾经的集中营犯人想起了《小路》中的诗句，于是就又获得了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