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第1 / 14页）
1982年。奥莉加·卡尔莱尔的起诉被驳回，这在某种程度上让索尔仁尼琴恢复了对西方的信任。
孩子们起初在家里受教育，于是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又教起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了。索尔仁尼琴全家去邻近的东正教教区参观，教区里的神甫教孩子们宗教基础知识和历史知识。
索尔仁尼琴一口气读完了反对他的所有文章，并写了《我们的多元论者》一文，他认为，这是对憎恨俄罗斯人民的“蟑螂会战”的回应。在又写完了一“节”《红轮》后，他才允许自己“活动活动筋骨”，动身游历亚洲各国：这个想法两年前就有了。后来，他将这次旅行作为一章写进了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他津津乐道、自我嘲讽地描写了这次出行中的许多细节。索尔仁尼琴游历了日本、台湾，在东京和台北发表了演说。在接受曾经的苏联犯人、教授Госуке Учимура（内村光良）采访时，他指出日本在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这要比西方国家做得好，但这种平衡仍然不稳定。
索尔仁尼琴文集第五、六、七卷出版，即《古拉格群岛》连同一些很大的改动，这些新补充的资料都是以作家在西方的亲身见证为基础写成的。
这场演说引起了激烈的论战。一些人认为其与丘吉尔<a id="noteBack_70" href="#note_70">[70]</a>1946年发表的“和平砥柱”演说或者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a id="noteBack_71" href="#note_71">[71]</a>1948年发表的演说相似：索尔仁尼琴提出了要援助西方，但这不是物质上的援助，而是道德精神层面的援助！其他人批评索尔仁尼琴“无知”（这也是他对西方媒体的态度），批评他的“神权论”，批评他对美国看法狭隘。索尔仁尼琴收集相关的文章，只是在后来当他着手创作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时才阅读它们。相反，面对一些法律性质的攻击时，索尔仁尼琴被迫即刻弄清楚并会运用这个他不太熟悉的知识领域。
奥莉加·卡尔莱尔控告索尔仁尼琴诽谤，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索尔仁尼琴夫妇忐忑不安，更何况他们又需同时处理与佛列贡的官司，他是一名卑鄙的伦敦出版商，在法律诉讼方面既狡猾又经验丰富。但是，尽管处于反对自己的“第二条战线”，创作仍使索尔仁尼琴感到“身心自由，如释重负”。
5月，索尔仁尼琴打破了自己离群索居的生活，同意在哈佛大学毕业生典礼（Commencement Day）上进行演讲。他在高高的讲台上向西方发出庄严而隆重的警告，西方国家宣称“幸福”是最高价值，且对其他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他把“英敢精神的丧失”与“西方人道主义”看作是恶的主要根源。索尔仁尼琴既谴责东方国家像一个“党的集市”，同时也批评西方国家像一个“商业集市”，他声明，唯一的出路在于个人英勇主义，俄罗斯就是其榜样。
1981年。巴黎出版了索尔仁尼琴文集第八、九卷，这两部是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卡文迪什这段时间整理好的。这包括《胜利者的欢宴》（这部作品曾于1965年少量出版过，仅“供内部使用”，是祖博夫使其免于被查抄的命运）、剧作《囚徒》以及《坦克知道真相！》和《寄生虫》这两部电影剧本。
4月28日，亚历山大·金兹堡及其他四位持不同政见者被官方释放，用他们交换了两名苏联间谍。金兹堡住在了索尔仁尼琴的家里。
作家警告西方国家，他说：西方不曾料想，它正在为“新的1917年2月革命”做准备，它自己也成为这次革命的牺牲品。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论断，由于俄罗斯拒绝谎言，所以真正道德个性自由的国家是俄罗斯。他不承认自己是“侨民”，还强调指出，如今“全人类历史的中心”是在俄罗斯。
7月，索尔仁尼琴作品文集第四卷面世。
时值作家被逐出苏联五周年纪念日，索尔仁尼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阐述了自己对1917年革命的新见解：“我急于写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只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但后来我明白了，二月革命不幸的经验，这一点对于当下我国的人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索尔仁尼琴否认一系列的“传说”，如说二月革命是一种正面现象这一推断。这种随处可见且是灾难性的向左派靠拢的趋势几乎说明了一切，即不仅是自由派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甚至是沙皇在自由派分子面前的“自我堕落”：“他<a id="noteBack_73" href="#note_73">[73]</a>正是被那种自由派圈子中蔓延的疯狂的好战主张所吸引”。
9月至11月期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指责索尔仁尼琴盲目信奉伊玛目<a id="noteBack_74" href="#note_74">[74]</a>霍梅尼<a id="noteBack_75" href="#note_75">[75]</a>（即“霍梅尼主义”）式的宗教狂热主义。他们中有作家的老朋友、批评家和翻译家叶非姆·伊特罕德，后者曾在列宁格勒档案馆里帮助索尔仁尼琴收集相关资料。索尔仁尼琴揭穿了这一“波斯人的把戏”（这是他本人的表达）。西尼亚夫斯基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名字叫《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的危险》。
1978年。4月，娜塔莉娅·索尔仁尼琴娜飞往巴黎，去公开为亚历山大·金兹堡<a id="noteBack_67" href="#note_67">[67]</a>、尤里·奥尔洛夫<a id="noteBack_68" href="#note_68">[68]</a>和纳坦·夏兰斯基<a id="noteBack_69" href="#note_69">[69]</a>辩护（金兹堡是援助政治犯基金会的负责人，索尔仁尼琴将出版《古拉格群岛》的稿酬都投入到了该基金会）。
罗纳德·里根<a id="noteBack_79" href="#note_79">[79]</a>当选美国总统后，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新总统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援引作家说的话，甚至邀请索尔仁尼琴到白宫做客，然而，总统顾问、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获悉此事后，改变了早先定下来的会见形式，他决定邀请十几位客人举办一次小型且隆重的早餐会，索尔仁尼琴婉拒了这次邀请。
1977年。9月，索尔仁尼琴呼吁俄罗斯移民帮助他出版一套《全俄回忆录文库》。第三批移民（查理泽<a id="noteBack_66" href="#note_66">[66]</a>、西尼亚夫斯基）频繁指责这位“佛蒙特的隐修士”。作家本人并没有作出回应（因为他没有读到这些消息），然而他的妻子却非常担心。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父不断为索尔仁尼琴进行辩护。
“第二条战线”的战斗仍在进行：出现了新一轮攻击，这次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亚诺夫<a id="noteBack_80" href="#note_80">[80]</a>。
1976年，索尔仁尼琴暗地里背着所有人参观了几所美国大学，如胡佛研究所、耶鲁大学，在那里他偶然遇到了叶非姆·伊特罕德，他们两人在苏联的时候，叶非姆曾帮助他收集过历史资料。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与几所美国大学俄罗斯档案馆里的负责人一直都保持联系，那里收藏着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文献，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档案馆，特别是斯坦福大学及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所有的资料他都是通过图书馆馆际服务业务获得的。
1979年。《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的第一部第五章《透过烟雾》发表了。在这本书中，索尔仁尼琴对来自苏联的对他及其家人的诽谤做出了回应。
1980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时代》周刊上撰文再次提醒美国和西方国家，把苏联和俄罗斯混为一谈就意味着把罪犯和受害者混为一谈。
12月，巴黎YMCA-Press出版社出版了经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校对过的俄文版作家文集前三卷。前两卷是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定稿，共有九十六章（这取代了之前的八十七章版；索尔仁尼琴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之后，又回到了小说原初的“原子”版本）。
神甫、持不同政见者杜特科<a id="noteBack_76" href="#note_76">[76]</a>和亚库宁<a id="noteBack_77" href="#note_77">[77]</a>被捕。“勃列日涅夫连神甫都无法忍受”——3月27日作家在《俄罗斯思想》上面写到。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索尔仁尼琴写的一篇长文，他又一次对自己的一切美国论敌们作出回应，这些人当中包括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a id="noteBack_78" href="#note_78">[78]</a>。
6月8日，索尔仁尼琴戳穿奥莉加·卡尔莱尔<a id="noteBack_72" href="#note_72">[72]</a>在其《回归神秘的圈子》一书中的各种“谎言”，书中讲述了她给作家提供了很多帮助，但他却“忘恩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