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第2 / 14页）

还在俄勒冈时，索尔仁尼琴就收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a id="noteBack_60" href="#note_60">[60]</a>的邀请；参观完胡佛研究所后，索尔仁尼琴动身前往华盛顿拜访米尼，并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一次是6月30日在华盛顿，另一次是7月9日在纽约），两次讲话是对“骗人”的西方民主制度的警告，并呼吁对共产主义对抗要有耐心。参议院为他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

9月，《共青团真理报》（它与当时其他苏联报纸一样，发行量达数百万份）刊出了索尔仁尼琴的随笔《我们应当怎样安置俄罗斯？》。“共产主义已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但共产主义的水泥构架尚未坍塌。那我们该怎么办，这并不是要获得解放，而是不被共产主义的废墟砸得粉身碎骨。”索尔仁尼琴赞同将12个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赞同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发展，赞同摆脱“帝国麻醉剂”，认为应鼓励在地方实行民主，对中央政权遭到限制（但仍很强大）表示欢迎。

6月，为了全家搬迁和寻找居住地，索尔仁尼琴和妻子一起横跨了整个加拿大，从蒙特利尔到温哥华，然后又到了阿拉斯加<a id="noteBack_52" href="#note_52">[52]</a>，之后是俄勒冈<a id="noteBack_53" href="#note_53">[53]</a>，他们在俄勒冈的一位旧礼仪派教徒家里做客。随后，他们又去了圣弗朗西斯科<a id="noteBack_54" href="#note_54">[54]</a>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a id="noteBack_55" href="#note_55">[55]</a>，那里有很多私人基金会，如克伦斯基<a id="noteBack_56" href="#note_56">[56]</a>基金会、利沃夫公爵<a id="noteBack_57" href="#note_57">[57]</a>基金会、邓尼金将军<a id="noteBack_58" href="#note_58">[58]</a>基金会及俄罗斯其他许多政治活动家和白卫军运动<a id="noteBack_59" href="#note_59">[59]</a>时期的基金会；他们在档案馆里工作了几个星期（“用四只手”）。

3月末，他在西班牙国内旅行。西班牙左派对索尔仁尼琴关于佛朗哥<a id="noteBack_61" href="#note_61">[61]</a>温和独裁的说法表示愤怒。

1986年。М. С. 戈尔巴乔夫执掌了政权，苏联出现了改革的最初症候。准许А. Д. 萨哈罗夫从流放地高尔基返回到莫斯科。第八届苏联作家“改革”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苏联领导停止了改变西伯利亚河流流向的工程：这是俄罗斯根基派作家的胜利（主要包括谢尔盖·扎雷金、鲍里斯·莫扎耶夫、瓦连京·拉斯普京等人）。他们都是索尔仁尼琴的朋友或战友。

1976年。3月，因为根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拍摄的挪威电影要放映，索尔仁尼琴又来到了巴黎。

1987年。作家继续创作《红轮》、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和《俄语扩展语词典》。这部词典作家编了40年，该词典后来于1990年首次出版，后来又再版了两次（1995年和2000年）。但却可以说，他几乎直到逝世前仍在补充新词，因为在1998—2004年出版的《文学汇编》的所有文章里，他仍在记录那些恰当（在他看来）的新词语。

索尔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的俄语版回忆录在莫斯科出版，目的是想使其传到西方。

由此可见，这几年间的所有事情与这项几乎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写作相比，都是次要的。这项工作规模巨大，在文学史上尚无前例：单单的创作构思就用了十七年，而且几乎是在与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度过的。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向自己的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斯维特洛娃即“阿丽娅”表达了感激之情，她不仅在这段非常时期一直陪伴他左右，而且还挖掘相关文献、收集各种证明、打印手稿，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他的编辑：“阿丽娅（Н. 索尔仁尼琴娜）用IBM电脑把每一章都输入到电脑里——在每一次排版时，在排版页的空白处还写有大量的反驳意见、建议，提议对顺序进行调换、压缩语句，有时还建议删除多余的内容。她做的这些标记保证了作品的质量，有时让我激愤，有时令我赞叹，但对我这项任务繁重、规模空前的写作而言，却总是给予非常及时的帮助与不懈的支持。后来，阿丽娅排版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写作的速度……有时还提出新的反对意见，我就重新按照她的建议进行修订——而她则将那一章工工整整地誊写一遍。这种共同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由此我们两人都变得年轻起来。”（《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四部，第十四章）

1983年。索尔仁尼琴与妻子一道去了英国一趟，这几乎成了正式访问，在白金汉宫<a id="noteBack_81" href="#note_81">[81]</a>索尔仁尼琴因“在世界的道德危机面前，为增强人的精神做出特殊贡献”获得了邓普顿奖<a id="noteBack_82" href="#note_82">[82]</a>。他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a id="noteBack_83" href="#note_83">[83]</a>、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会面，戴安娜王妃还给他看了自己的长子——威廉王子，索尔仁尼琴还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见了面。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记者托马斯·马尔科姆·马格利什问索尔仁尼琴能否再次回到祖国。索尔仁尼琴回答道：“我不仅仅是希望，而且我内心深处对回国深信不疑。我就靠这一感觉活着，即我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回到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知道，要想“再现俄罗斯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应该心无旁骛。“我经常祈祷：‘上帝啊，给我条明路吧！’于是，只要我需要，上帝就会指点迷津，我过着平静的生活。”（《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

在卡文迪什，索尔仁尼琴接受了贝尔纳·皮沃的再次采访，他详细地讲述了《红轮》的构思（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产生了写作这部书的动因）。法国《解放报》<a id="noteBack_84" href="#note_84">[84]</a>记者达尼埃利·隆多也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了采访，在访谈中索尔仁尼琴谈的更多的是文学，包括写作《红轮》的经历。

从1976年至1991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创作《红轮》。在卡文迪什，作家开始了新一轮令人吃惊且富有成效的创作阶段。常常是索尔仁尼琴一整年的时间都禁止自己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任何事上，不论是电话交谈还是接待访问者。“我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成不变的作息已经持续了两千多个日夜，我总是处于一种沉静之中，这是我在苏联生活期间一直都幻想的那种沉静。”（《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创作六千页的史诗巨著需要投入巨大的准备工作。作家阅读了一些移民作家写的许多未出版的手稿、书籍（这些资料是通过附近的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馆际业务借来的）及当时的俄语报刊，是从美国各地给他寄来的。叶莲娜·安娜托利耶夫娜·帕希娜<a id="noteBack_63" href="#note_63">[63]</a>从胡佛研究所给他寄来了一些微电影。他制作了成千上万张卡片，这些卡片完全能够再现他要刻画、他想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各种场面、人物、习俗和事件。正房里通常住的是他的妻子、儿子们、岳母，偶尔还有一些临时的助手，如伊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伊洛瓦伊斯卡娅<a id="noteBack_64" href="#note_64">[64]</a>（她1979年离开美国，去巴黎负责《俄罗斯思想》报社），后来是塔吉亚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瓦尔沙夫斯卡娅<a id="noteBack_65" href="#note_65">[65]</a>，她们都曾为他做过文秘工作，把大量信件进行分类整理，或是应索尔仁尼琴的请求翻译一些历史资料。索尔仁尼琴成年累月地沉迷于创作。“当你全神贯注于唯一一项工作时，你就不知道，也不会理解还有其他的任务。”（《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

1988年。8月，《新世界》杂志总编谢尔盖·扎雷金请索尔仁尼琴同意出版《癌病房》。索尔仁尼琴提了一个条件，即要先出版《古拉格群岛》。编辑部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第二年夏天，《古拉格群岛》还是发表在了《新世界》杂志上。

10月，《列宁在苏黎世》一书出版，这是史诗性巨著《1917年的革命》中的第一、二、三卷的选集，现在这本书叫作《红轮》。

1989年。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举办各种纪念活动隆重庆祝罗斯受洗1000周年，决定推选几位候选人进入最高苏维埃，报刊和出版机构大量印刷移民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戈尔巴乔夫派谢尔盖·扎雷金来到卡文迪什，并让他把1945—1946年间对索尔仁尼琴大尉进行调查的案宗转给了作家本人。

索尔仁尼琴徒劳地在美国寻找一处他们能买下的房子。当他们已经回到欧洲后，阿拉克谢·维诺格拉多夫帮他们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城找到了一所房子。索尔仁尼琴夫妇没有在买房之前回到美国看看房子的情况，就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买下了它。

1990年。8月，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重新获得苏联国籍。

《俄罗斯东正教通报》（第139期）刊登了《我们的多元论者》<a id="noteBack_85" href="#note_85">[85]</a>。法国刊物上刊出了西尼亚夫斯基一篇怒气冲冲的文评。

4月2日，作家将全家留在瑞士，只身前往美国，1983年才返回欧洲，后来于1993年又回到了欧洲（是来告别的）。索尔仁尼琴在胡佛研究所工作了两个月。他办理了正式移居美国的手续，7月30日全家抵达他的住处。他们搬进离卡文迪什城不远的一处购置的房子里。除了正房外，整块地的面积有20公顷，索尔仁尼琴建了一个图书室，用于收藏有关俄罗斯的手稿和书籍，还盖了一间书房。很多记者对索尔仁尼琴拒绝接待他们而感到不满，他们在美国报刊上撰文说出现了一个“用带刺铁丝围起来的新古拉格”。“五溪谷”庄园可供他居住、工作十八年，这里还是他的潜修室和家的港湾。

1984—1987年。作家在卡文迪什继续创作小说《红轮》，只是偶尔因记者来访而中断。比如，1984年，在《1916年10月》第二“节”出版后，索尔仁尼琴就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记者和法国《快报》的尼基塔·斯特鲁威的采访，他阐明了自己写作这部史诗性巨著的意义；1987年，借出版《1917年3月》第三“节”之机，英国广播公司对其进行了采访。参议院开始调查通过《美国之音》“收听”《红轮》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报刊界仍然就“反犹太主义”而激烈地抨击作家，他们认为，《1914年8月》里面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4月，在面对英国电视采访时，作家把《列宁在苏黎世》一书的体裁定为“艺术调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鲍里斯·苏瓦林在《东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部著作在描写历史事件方面不准确<a id="noteBack_62" href="#note_62">[62]</a>。索尔仁尼琴的答复发表在1980年的《历史》杂志上，文中反驳了这位“共产国际老党员”苏瓦林的观点。“现在，当世人都明白了他们那次可怕的流血事件的最终目的时，您作为一个亲历这一切的人，还想企图向读者灌输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肤浅表述，说‘列宁是在优秀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帮助下才夺取了政权’（滑稽可笑的战斗力）。您几乎无法掩饰对这个大恶魔的赞叹。”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及孩子们获得了美国国籍，但索尔仁尼琴却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