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丧失甲马纸的男人（第1 / 9页）
不一会儿，她和丹萍就穿上了干净的高腰筒裙和短上衣，换下的湿衣服晾在人家的院子里。她对女孩们频频表示感谢，说今晚离开前一定过来还衣服。两个人回到还没散完的同伴们身旁，一个女知青说，脸皮厚就是好啊。安红石装作没听见，拉着丹萍走了。她俩在街上逛了两圈，躲过一次袭击，又被淋了一场。傣族姑娘的上衣厚实，不会走光，反正天热，晒晒也就干了。
黄昏时分，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走路必须在人群中穿梭。喇叭里放着傣语，丹萍问讲的是什么，安红石笑笑说，在念语录呢。她们站在高音喇叭底下的空地上，不断有几人一组的男人们过来，抬着竹子扎成的“高升”，当地的一种土焰火。每当有人抬高升进场，人群就传来一阵骚动。
至少那个负责人说对了一件事，西双版纳的冬天算得上暖和。不过，这里并非瓜果遍地的乐园，而是被崇山峻岭遮蔽的偏僻之地。知青们先坐火车，用了两天三夜到昆明。火车票四十二元五角，一笔巨款，好在可以报销。在昆明，他们被分派在云南大学的礼堂和教室里，席地而睡。安红石并不知道，她睡了几个晚上的那间教室，离母亲苏怀殊当年上课和居住的地方，仅几步之遥。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坐的是大卡车，他们的行李已被其他车辆运走。年轻的男孩女孩挤在车斗里过了四天，全都灰头土脸。车经过大勐龙的时候正是早上，安红石借着晨光看了眼贫瘠的街道，心想，真够破的。她不会想到，用不了一年，大勐龙在她的眼中就会成为遥不可及的繁华之地。休息天最多走到小街，买东西，寄信，如果没有顺风车可搭，谁也不会特意去大勐龙。
作为最早的一批知青，他们的房子是自己搭建的。在西双版纳盖房子很简单，粗竹做柱，竹片为墙。床和蚊帐架子也是竹片搭的。竹片墙在后来渐渐缺了口子，瘦的人可以伸进一只胳膊。要到几年后，连队人多了，才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带领下，由男知青们帮忙盖起土垒墙的房屋。
那时候还要开山。丹萍他们这些后来人比较幸运，不用经历最艰难的起始阶段。砍树，烧山。一点点刀耕火种，从森林的脚下抢土地。然后是为了种橡胶树挖穴。两个人一组，一天要挖十二个近一米的穴，刚开始的几天下来，手被锄头磨起了水泡，水泡叠加，又变成了血泡。老工人教知青们，晚上用自制的药膏敷手，说是等泡变成老茧，就不会那么疼了。后来安红石也用同样漠然的语气，教导丹萍和其他几个新来的知青。
安红石到云南后不久，收到妈妈的来信，才知道妈妈的去向确定了，是苏北的农场。说是接受再教育，实质是劳动教养。妈妈在信里写道，好在苏北离上海不远。而你去了那么远的地方，让人挂心。
她忍不住想，她那个连饭也不会做、每天靠食堂生活的妈妈，历经战乱和人祸仍保持某种天真的四十五岁的女人，能胜任农场的繁重劳动吗？比起担心，她更多的是一种茫然。不知道自己和妈妈的艰难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
一九七五年的泼水节，在安红石的记忆里鲜明如昨。泼水节是傣族人在四月的春节，她作为知青到东风农场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当地最大的节日。和其他知青一样，对她来说，日子几乎总是前一天的翻版，就像一条乏味的看不到尽头的直线。但似乎就是从泼水节的那天起，时间的密度和质地发生了变化，如同河流在雨季换上裹挟红土的浊流，汹涌地扑向下游。
那年，安红石二十三岁，也许是环境磨人，她偶尔会感到自己过早地老了，一颗心沉甸甸的，全无二十出头的活力。她最好的朋友傅丹萍二十一岁，也和她一道经历了泼水节的种种。回望一九七五年，安红石能分毫不差地想起傅丹萍当时的模样。齐耳短发，幽深的杏眼，笑的时候，一颗虎牙俏皮地闪现。多年后，叫作“游雅”的电台主持人矫正了那颗牙，笑容变得齐整，安红石却觉得好友因此少了些什么。当然，从傅丹萍到游雅，其间的变化远不止那一点牙尖。
在大勐龙参加泼水节的，是七分场合唱队的一伙人，他们原本在荒僻的乡下，进城过节纯属偶然。
就连合唱团的兴起，也是偶然。追根溯源，是傅丹萍促成了他们这支小团体。丹萍有副好嗓子，和她一起出工，听她唱歌，繁重的劳动仿佛也减轻了几分。尤其在雨季，穿着湿衣服在梯田上干活，周围被雨水和雾气搅得一片朦胧，视野中只有眼前的几步路，同伴的身影被雨帘隔绝在外，鼻孔里满是植物濡湿的气味。偶然有人扯着嗓子和别人交谈，隔着重重水雾和野草，听不真切。忽然间，丹萍唱起歌来。她的嗓音并不特别清脆，而是又圆又润，温厚得像酒，穿透了空气和植物的屏障，洒遍大半个山头。四连的知青们说，听见她的歌声远远传来，只想把锄头和十字蒿一扔，躺下来看天，看云。她有时唱《长征组歌》，“索玛花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她还爱唱外国民歌，《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些她只在连长不在的时候才唱。
有一次分场支书老芮在山脚下听到她唱歌，便一步一脚泥走上来，站在旁边听了好久。老芮说，有特长就要发挥嘛。于是七分场成立了合唱队，从各连队抽调成员，利用工余排练，还到其他分场搞巡回演出。排练占用了本来就不多的个人时间，好处则是，合唱队演出的日子，白天赶路，不干活也算全勤。换句话说，用唱歌抵开山挖土种树等重体力劳动，是桩好买卖。那些一开始嫌排练辛苦而退出的人，后来纷纷想回合唱队，老芮说，革命工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一律不批。
到了一九七五年，安红石比前几年心灰意冷得多。之前的探亲让她发现，妈妈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保持乐观的一个人。乐观得有点傻。妈妈还把多年前云南恋人留给她的那张甲马纸给了安红石。妈妈说，我不信神，可我一直觉得，这张纸上承载了他的精神。他是我见过最温和也最有韧劲的人，有善念，为人着想多过为自己。你不在我身边的日子，我希望他能在冥冥中护佑你。安红石不愿意接，她想说，真是的，也不想想我们家是为了谁被整成那样——可她想到那张破纸是妈妈在抄家中小心藏存下来的，便还是收了起来。
泼水节没有想象中的欢快气氛。他们吃完米干，刚走了几步，就遭到了一场袭击。冷水从不知哪个角落劈头盖脸地泼过来，合唱队的人全被浇了个透湿。安红石的第一反应是骂人。她环顾四周，发现袭击者是几个一丝不挂或只穿条裤衩的孩子，他们身后还有两个穿紧身上衣的傣族女孩，衣服凸显出胀鼓鼓的胸部，正在交头接耳地说笑。少女和孩子们的手里是盆盆罐罐，孩子们也在笑，露出换牙的粉色牙龈。
“说泼就泼都没个提示啊。”有个男知青感慨道。
“就当洗澡好了。”另一个人无奈地说。
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一群人目标太大，最好分头走。正午的太阳照着几个湿淋淋的人，更显出他们头发贴脑门的狼狈。女知青身上，的确良衬衫湿若无物，露出内衣的白色轮廓。安红石自己不大在意，同时注意到，丹萍的脸红了。她跑到那两个傣族女孩们身旁，问她们可不可以借身衣服。知青们当中，几乎没人有安红石这样的语言天赋，她不仅会说简单的傣语，彝族话、哈尼族话和布依族话也能讲个几句。安红石自己也认为，要不是生在这个无法念大学的年代，她一定会学几门外语，做个专门的人才。
安红石属于“坚持”下来的人。她的初衷也只是和丹萍一起玩。她的音色窄，不太适合唱歌，只是因为音准咬得紧，倒也成了合唱队的中坚分子。
泼水节的前一天，他们在大勐龙附近做了演出。离分场场部最近的商业区叫作“小街”，从安红石他们的四连走过去，需要两个小时。小街名副其实，仅有一条小小的街，开着几爿店铺，最重要的是有间邮局。从小街再走大半天，便是大勐龙。到大勐龙才算是进城了，虽然也不过是个路口，有几排砖房，用作商店和办公。带队的老芮说，明天是泼水节，难得过节的时候在城里，批你们一天假，大家玩一下，晚上再坐车回连队吧。
可以玩，人人开心。在招待所睡了个难得的懒觉起来，中午在街上吃了八分钱一碗的米干，汤是盐巴水，米干上面有一勺花生碎，一勺辣椒油。换成是几年前，没人看得上这样粗陋的食物。在连队待久了，对吃的标准降到不能再低，合唱队的众人吃得欢畅极了。要知道，连队里一年到头是盐水煮蔬菜，所谓蔬菜无非是茄子、南瓜、白萝卜。中间有几个月连蔬菜也断档，只有被称作“玻璃汤”的盐巴汤。偶尔汤里漂着几根蔫巴巴的韭菜，男知青们戏谑地取名为，九菜一汤。六八年到农场的安红石，比丹萍多喝了两年玻璃汤。安红石经常觉得，来自市三女中的丹萍，适应力比自己好得多。还记得丹萍刚来的时候，被夜里在蚊帐上散步的老鼠吓得惊叫。现在就算有一群老鼠在床底下和头顶上打架，她也只是翻个身，继续睡。
丹萍她们那批知青是“一片红”，初中毕业后没有选择，全都要作为知识青年奔赴东北或大西南。安红石自己原本可以赖在上海的，她的一些高中同学也是那么做的。病假，托关系，办法有的是。她当时纯属意气，不想留在空荡荡的家里。妈妈在隔离审查，家已经分崩离析，不知什么时候会有决定性的一击落下。前些年，家里一次次被抄，妈妈被那些造反小将逼着念毛主席语录，中间不给水喝，念到喉咙干哑神经衰弱。那时候安红石就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家，离开充满痛楚的回忆之地。
可是命运和安红石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在表格上填的是安徽，却被分派到云南西双版纳。她在出发前去申请换地方，负责人对她说，云南多好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头顶芭蕉脚踩菠萝。她在心里气愤地说，你肯定没去过云南吧！我的亲妈就是从那里回来的。冬天也冷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