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哭神」（第1 / 17页）

许毅飞也出现得少了。陈宁只剩下黄胖和自己做伴。没有了谢敛在中间，芮支书对他们来说，又恢复了领导的距离感。不再有一起喝酒吃肉的畅快。

安红石再一次见到傅丹萍，是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底。马年春节在二月头上，这也是多年来第一次，安红石和妈妈一起过年。复旦附近的住房尚未归还，母女俩寄居在长宁区的表舅家，等待政策落实。表舅家是两室户，一间住了表舅和表舅妈，客厅摆了张床，是表哥表嫂的。家里凭空添了两个人，表哥住到单位宿舍，晚上客厅搭起简易床，归表嫂，安红石和她妈妈睡大床。安红石感到表舅一家的好，却也没忘记，妈妈被下放之前，那时姨婆还在世，表舅家和她们断了来往，生怕受影响。等她去了云南，妈妈去了苏北，眼看着也不会有更坏的情况，两家人才渐渐恢复了联系。

苏怀殊多年来早已荣辱不惊，一点点善意都会让她感动，更不要说亲戚的照拂。她把工资的一半悄悄塞给安红石的表舅妈，并说，你看我也不会买汰烧，我们两张嘴在这里呢，就当是小菜钱。

位于娄山关路的临时居所，成了安红石和朋友们通信的地址。隔几天有一封盖着云南邮戳的信。苏怀殊说，你写信像人家写文章，这么用功。还是要抓紧时间多看书。安红石说，一直在看啊，去年考不上，也不能怪我。当妈妈的被戳到软肋，闭了嘴。

后来大家听说，邓小英跑去找谢敛谈了一次。许毅飞在场部瞧见的。具体谈的什么，没人知道。想想看，她一个搞不正当关系的妇女，去找人家未婚男青年谈心，也很怪。就算大家都是上山打野食，难道就能一概而论。

总之，不久后，谢敛和傅丹萍的婚事定了下来。很难说邓小英的多管闲事没起作用。

和少数民族的婚礼相比，他们的婚结得可以说是简陋的。领了证，小夫妻和一群熟朋友，加上老芮和曹会计，一起到小街吃了个饭，然后弄了辆马车，从四连的女生宿舍把傅丹萍的行李搬到谢敛在分场的宿舍，婚就算结成了。谢敛要离开的事，众人也已经听说了。等手续办下来，他就会带着傅丹萍回弥渡。

安红石觉得周遭的变化太快，快得她有些赶不上节奏。直到傅丹萍离开西双版纳过了半个月，她夜半醒来，还会以为另一张床上睡着好友，以傅丹萍惯有的静极了的呼吸。

她闷闷地想，怎么这么快就结婚了呢？可能是那次被关在招待所，让两个人有了患难与共的底子吧。

再一次见到那个“逃犯”，是在电视上，距离之前见到他，有二十年了。安红石难得坐下看个电视，没想到会在屏幕上撞见有过一面之缘的人。那是一九九六年的冬天，她到虹口家里送冬天的进补膏给妈妈，是她在同仁堂排队开的，隔了一周去取熬好的药膏，半透明的膏体装在陶罐里，闻起来甜甜的，不大像药。坐堂的老中医说，本人不来把脉，只能开个普适的方子。医生写方子的手皮肤松弛，浮现青筋，让安红石想起为她治过肝炎的白医生的手。她甚至不知道白医生是否在世。小白医生的女儿明明有没有顺利长大。这二十年，和云南弥渡的人们不通音信，安红石心里不仅没有把他们忘记，反而时常在忙碌的间隙想起一些人和事。三姑。谢敏。当然还有谢敛，以及他和傅丹萍的儿子。那孩子比安玥大两岁，如今该是十七岁了。安玥跳过级，说不定他们只差一年级，甚至可能同级。

安红石盯着电视屏幕，男人是纪录片的主角，说是沉冤多年，前几年刚被放出来。他的左手缺了两根手指，要不是这一特征，安红石也认不出他。多年前只是匆匆一见。她带着药酒在街对面徘徊，想等医生出现。几个人从招待所出来，戴手铐的人被簇拥在中间。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下巴和两腮盖满黑色的胡子，等车开过来的时候，他百无聊赖地举起铐在一起的双手，抓了抓一侧的脑袋。安红石因此注意到他缺损的手指。她有种冲动，想上前问他，你为什么要连累不相干的人。正好医生骑着自行车出现了，她提醒自己正事要紧，朝医生走去。

那个形容狼狈须发浓密的年轻男人不见了，面对摄像头侃侃而谈的，是一个略微谢顶戴眼镜的中年人，腮帮刮得泛青，讲话带云南口音。他不是云南人，却在那里过了大半辈子，其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狱中。他出狱后写了一本书，关于他的前半生。十八岁插队落户，被分在景颇族的山上。没多久，他和一个景颇族姑娘谈起了恋爱。那姑娘本来有定亲的对象，被他一个外人插足，男方恼了，带着刀上门，砍了他两根手指。后来他上了大学，又被分到军队，山寨的过往被抛到了身后。有一年雨季，他不知哪根筋扯住了，想回去看看。当年砍他手指的人娶了他们为之争斗的景颇族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两个男人尽释前嫌，喝了顿酒。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主人一家七口，除了孩子，夫妻俩和公公婆婆都死了。死因大概是食物中毒，但当时他来不及细想，立即开始逃亡。

无期改有期，然后是翻案。我出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寨子，想给死掉的那家人烧纸。但整个寨子都搬走了。后来我承包了寨子旧址的整座山，开始种茶。

男人谈往事的口吻几乎有点像在炫耀。安玥在身后说，妈我出门了，不等安红石回答，传来关门的声响。女儿和自己几乎没有交流，倒是和外婆很亲。母女关系仿佛复制了自己十六七岁时的状况。要在往常，安红石会为安玥懒得多说一个字的模样感到焦躁，但今天她无心管那么多。她恨不得揪住电视里的男人问，你还记得为了你，东风农场有人被关起来的事吗？

安红石还记得她抱住谢敛那一瞬间的感触。她在小街上等到他出来，脸上存了几日胡茬的他，看起来狼狈又陌生。但更多的是亲切。她想都不想就冲上去抱住他，如同抱住失散多年的亲人。她真的曾经以为会永远地失去他。害怕他像邹暮桥那样被带走，然后时运不佳进了监狱。经验告诉她，没有什么坏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好事发生的时候，比起惊喜，她更多的是惶然。直到抱住他，她才感到巨大的安心。

不过也只有那一抱而已。过后，他们又回到了朋友的状态。谢敛开始以一种不像他的张扬作风，围着傅丹萍打转。

如果安红石不是因为好友婚事的消息太过黯然，她就会注意到傅丹萍的寥落，不大像婚期接近的年轻女孩。陈宁注意到了。他的理解是，傅丹萍其实并不想嫁给谢敛，只是现在名声坏了，不得已而为之。陈宁不止一次想就此和傅丹萍深入地谈一下，可每次触及她无法被看透的双眼，他又退缩了。

总觉得那双眼睛比过去藏得更深。

陈宁有种不断被抛下的感觉。先是傅丹萍走了。转年的六月，安红石的家里给她开了长病假证明，她收拾行李回了上海。据说安红石的妈妈先一步从农场回到上海，不知是否已经平反。但既然能开出病假，说明人家毕竟是有办法的人。

直到二十来分钟的纪录片结束，男人没有谈到他的逃亡和被捕。给生活带来重大转折的，对一个人来说是某件事，经历同一起事件的另一个人，可能只看作是短暂的插曲。不值得记忆，也不会被提起。

要不是你，要不是你……安红石对着她最后也没记住名字的男人，在心里恨声念叨。然而已发生的事无可改变，二十年匆匆如一梦，还有什么可说呢？

和当年的逃犯意料之外的“重逢”，让安红石忍不住想起一九七六年的混乱雨季。那之后没多久，秋天，谢敛和傅丹萍结婚了。

婚礼在十月，本来定的是九月，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来，婚事便显得不合适了，往后挪了挪。在连队的人们看来，谢敛和傅丹萍结婚也算是顺理成章。几个月前，逃犯的事闹得风言风语，他俩被扣了几天才放出来。到最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和逃犯有关，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在山上约会，除了当事人，谁也没个定论。

只有安红石觉得，谢敛在疟疾康复之后开始追傅丹萍，方式有些奇怪。八月头上，谢敛买了辆自行车，差不多隔一天就会骑车下到连队。来了也没什么特别的事，一群熟人说说话，晚上他又回去了。谁都知道他是来看傅丹萍，可是两人之间有种气氛，让人觉得待在旁边也不算妨碍，甚至好像他们都更乐于和朋友们混在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