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1 / 42页）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进步，开始把更多的活儿交给我。无须开口直说，范妮就接替了玛丽来指导我。“仔细点儿，亲爱的。”她轻轻抚摸着我做的针线活儿，说道，“慢慢来，让针脚又细又平。记住，这件衣服总会穿在某个姑娘身上，也许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贫是富，哪个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她哼了一声，把腿上的餐巾重新叠好：“还是觉得很怪，我有点想让你取下来。”

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人们就一直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向我敲警钟，眼下我开始感受到它是多么厉害了。金瓦拉终年阴雨，爱尔兰的冬天又冷又湿，纽约则会一连数月凄冷泥泞、灰蒙蒙的，但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这里。目前我们已经遭遇过两场暴风雪。气温越来越低，做针线活儿时我的手指僵得够呛，不得不停下来揉一揉，才能继续干活儿。我发现其他女人都戴着露指手套，于是打听了一下这些手套的来历。她们告诉我，手套是自己织的。

我告诉她，我的祖母如何在第一次领圣餐时得到了这条项链，又如何在我来美国之前传给了我。“握在一起的手象征着友谊，心象征着爱，皇冠象征忠诚。”我解释道。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范妮说。

“碍到我了。”她说，“这姑娘用不着到处告诉人家她是个天主教徒吧。”

离开的只有琼一个人，但整整一下午，我们全部战战兢兢。要是双手不停发抖，做起缝纫活儿可就难了。

我瞥了伯恩先生一眼，很惊讶他会为我说话。他朝我眨眨眼睛，好像在玩游戏。

很难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开始摸出了一些头绪。很显然，伯恩先生在股市里投资了一大笔钱，现在全泡汤了。定做新衣的订单日渐减少，人们开始自己补衣服——毕竟，这是笔很容易省的开支。

“姑娘们，”她用手掩住喉咙，说道，“姑娘们！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盘了。股票暴跌，很多人连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气。

十月末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当伯恩太太出现在缝纫室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事情不对劲。她显得饱受打击，十分憔悴。她那黑色的波波头平素梳得服服帖帖，眼下却翘得乱七八糟。柏妮丝跳了起来，伯恩太太挥手将她打发走。

“夫人，您要先坐下吗？”柏妮丝说。

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1930年

伯恩太太没理睬她。“人们倾家荡产。”她紧紧攥住玛丽的椅背，眼神在屋里游荡，仿佛正在寻找焦点，嘴里喃喃说道，“如果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那就更没法儿雇你们了，对吧？”她的眼里噙着泪水，边摇头边出了屋。

“又没有碍到任何人，不是吗？”

伯恩太太变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们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楼去，在厨房台面上留一只干巴巴的鸡腿，要么留一碗烂乎乎的冷肉，还吩咐我吃完务必清洗盘碟。感恩节也跟平日没什么两样。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们一家子爱尔兰人也从不庆祝这个节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声嘀咕：哪个基督徒、哪个美国人不在感恩节放假回家过节？

“也许是时候把那些故国旧事扔一边了。”

也许是因为别的出路都暗淡无光，我开始喜欢上了缝纫室。我盼着每天见到那些人：好心的范妮，单纯的柏妮丝，不爱讲话的莎莉和琼（只有玛丽例外，她依然视我为死敌）。我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来越灵活有力，以前一个多小时才能做完的活儿现在只用几分钟。以前我还有点害怕新针法和新花样，眼下却来者不拒：无论打细褶也好，缝亮片也好，缝制精致的蕾丝花边也好。

“行啦，洛伊丝。”伯恩先生说，“不过是件家人给的小玩意儿，不碍事的。”

后来伯恩先生告诉我，天主教徒都不讨他太太的欢心，尽管她自己嫁的就是个天主教徒。他从不去教堂，那倒是有点用处。“我俩总算相安无事。”他说。

我们听到前门开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阶。

“对姑娘家来说太不雅观了。”伯恩太太小声说。

柏妮丝让大家回去干活儿，但衣服上印着胜家字样的一个女人——琼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须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们还继续工作干什么呢？”

伯恩先生放声大笑：“瞧瞧她的头发，她明明就是个爱尔兰人，还用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