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 / 2页）

我不知道我在“罐子”里待了多长时间，与我同在的是那三个人的面容和那堵墙。想必时间很长。几周，也许几个月。但在那里，在集中营里，日、周、月，这些字眼毕竟毫无意义。时间算不了什么。

到达集中营时，大家无一例外都得去 “罐子”里。那是看守们对那个地方的称呼，一个小小的石头笼子，长宽都是一米五，在里面谁都不能站直也不能躺下。

时间，它已不复存在了。

我正在脑子里搜索词句时一抬视线，看到的竟是墙壁，于是我想到，也许我不应该把桌子放在靠墙的地方。墙壁太人格化。它太能引起联想。它在跟我谈集中营。我在那边也曾遇见过与我这堵墙壁相同的墙壁。

<a id="m1" href="#w1">[1]</a> 普鲁士通过几次对外战争，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于1871年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

这个女人从不缺席晨间的吊人活动。她慢慢走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净水、香皂、护肤霜使她的双颊格外红润，有时她的香味会随风飘到我们这里，一种紫藤的香味，自那以后，我一闻到这种紫藤花香就必定呕吐，必定哭泣。她穿的衣服很干净。她的打扮无懈可击，并且衣着入时，而我们，在她几米之外，却衣衫褴褛，破衣无形也无色，浑身跳蚤虱子，光头垢面，满头疮疥，臭气熏人，骨瘦如柴。我们属于与她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但这块围起来的地区里有一个去处他经常光顾，而且对我谈了好长时间，这个地方于我是那样亲切，今天再提起它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心跳加快，就让我内心里禁不住微笑起来：施蒂皮斯皮尔，一个小剧院，它的舞台很小，只有四排座位。在那里上演的戏剧当然是全城最差的，但门票几乎不花钱，而且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那些寒冷的日子，小剧院非常暖和温馨，有如一垛干草。

她从不只身来到这里。她怀里总抱着自己的孩子，一个裹在漂亮襁褓里的几个月的婴儿。她安静地摇晃着孩子，在孩子耳边说话，还小声唱着儿歌，我记得有一首儿歌的歌词这么说：“世界，光明的世界/人类的手将一切包揽/ 世界，光明的世界/ 啊，我的孩子睡得那么香甜。”

我先问他我上学期间熟悉的“首都”的消息。在那个时期，我们省的人往往越过边界去那里。哪怕这个城市属于“同根兄弟”的国家，由于在帝国时期<a id="w1" href="#m1">^[1]</a>，有好几十年我们那个地区都是它的一部分<a id="w2" href="#m2">^[2]</a>，所以我们当时去那里还有宾至如归一样的感觉。克尔玛对我谈到一些咖啡馆，大学生们常去那里喝热过的酒，吃撒了芝麻的桂皮蛋糕；还谈到散步场所埃尔西，埃尔西围着一片美丽的湖泊，夏天，大家邀请一些年轻姑娘在湖里划船，冬天则在那里溜冰；他还谈到格洛肯施皮尔街的大图书馆和馆藏的几千册金边精装书；还有施蒂普食堂，食堂里那个名叫弗拉格里克的胖胖的女人，她自认为是我们的母亲，总爱用大勺大勺的浓味蔬菜炖肉块和红肠面包片把我们的菜盘盛得满满的。然而，每当我问及一些我过去熟悉而且喜欢的地方时，大多数时间克尔玛都回答我说，他已经起码三年没有再见过那些地方了，自从他和所有被他们诨称为“外来人”的人被他们安置在已经变成犹太人居住区的“首都”旧城区之后，他就再没有去过那里。

孩子一直很安静。他不哭闹。有时他会睡过去，于是，她便用非常温柔的动作让他醒过来。当他终于睁开眼睛，用小胳膊小腿乱舞乱蹬，朝天上打哈欠时，她便动动下巴，向看守们示意，仪式可以开始了。他们当中的一个看守便朝梯凳使劲踢一脚，那“你”的身子往下一滑，立即被绳子接住。那女人注视他几分钟，嘴唇边随即掠过一抹微笑。她从不放过任何细节：惊吓中的哆嗦、喉咙的响声、在空中寻找土地的双脚、肠子排空时发出的呱呱声、全身动作最后的凝固、绝对的静默。于是，她给孩子的额头一个长长的吻，孩子有时会哭两声，显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饿了，要求吸吮她的奶头，她也就安静地离开了。三只乌鸦已经就位。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天看见的那几只，它们是那样相似。看守们互相也很相似，但他们不吃眼睛，他们只吃我们的生命。跟她一样。跟集中营营长的老婆一样。她，我们私下里用这个绰号叫她：“吞噬生灵的女人”。

我在贮藏室紧里头面壁而坐。打字机就摆在我的前面。天很冷。不光是我的手指冻得像石头，还有我的鼻子。我已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a id="m2" href="#w2">[2]</a> 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迫使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该地区于1919年一战结束后归还法国，1940年二战初期被德国兼并，1945年二战结束重新回归法国。

克尔玛讲的是费多琳的语言，费多琳把那千年古语存放在我身上，这语言在刹那间突然顺畅地从我嘴唇里冒了出来。他博览群书，还知道许多花卉的学名—甚至知道长在溪涧间的长春花，在我们那一带，那是一种神话般的花儿，而他却一直生活在“首都”，也就是说，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离山区非常远。他从未去过高山，认为那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他手指纤细有如年轻女人，还有一头柔滑的金色美发，一张娇嫩的脸。他穿一件曾经洗得很白净的漂亮亚麻衬衫，衬衫硬胸上绣有螺旋形的花饰，那是一件参加舞会或幽会时穿的衬衫。

后来，我常常想到这个孩子，她的孩子。他是否像她一样死掉了？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与我的小波朴切特岁数相当。那小家伙在那些日子里，每天清晨吃他母亲乳房里温热的乳汁，同时将几百个人吊死的场景尽收眼底，他如今情况如何？他在梦里都看见过些什么？他说些什么话？他还能微笑吗？他有没有变成疯子？他是否忘却了一切，或者在他年轻的脑袋里一再回想那些接近死亡的身体如何抽搐，那些即将窒息的喉咙如何发出呻吟，眼泪如何在土灰色的瘦脸上流淌？还有乌鸦刺耳的聒噪？

在我旁边有一个名叫莫施·克尔玛的大学生，他在列车上与我待在同一个车厢。在那六天里，我们俩一直在聊天，而当时我们都堆挤在那大金属钳子当中闷得喘不过气，金属钳子像鼻涕虫一般在我们看不见的原野上爬行，我们的喉咙干得像八月末的干草，我们周围的人群呻吟着，哭泣着。没有空气，没有坐的地方。人群中有老人、年轻姑娘、男人、女人。紧靠我们俩的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和她只有几个月的孩子。一个非常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婴儿。我会终生记住他们。

到达集中营的头几天，在“罐子”里，我不停地同克尔玛说话，仿佛他还活在我的身边。所谓“罐子”，其实就是没有窗户的单人黑牢。阳光只能从包了铁的大门下边钻进来。我睁开眼，看见的是面对着我的墙壁。我闭上眼，看见的是克尔玛，在他背后更远的地方，远得多的地方，是艾梅莉亚，她的肩膀柔弱而单薄，再远些的地方是费多琳，她微微摇着头，正在哭泣。

他们一边吼叫一边用棍棒把我们从列车上赶下来。我们必须奔跑着赶往集中营。三公里的行程，路况极差，还有人吼狗吠伴随，有时还会遭狗咬。谁摔在地上，结果他生命的就是棍棒。我们已经很虚弱，我们六天没有吃饭，几乎没有喝水。我们全身僵硬迟钝，腿脚已经支撑不住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