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金刚嘴（第1 / 2页）
其实，他小小的时候，就得了这项教育。公鸡伏在母鸡背上，久久不动，如魂魄离身；交尾的狗，生死不离的团团地跳；阉猪时撕心裂肺地哀嚎；牛房里生产时地动山摇的低吟。这一切于他，犹如草木枯荣，日月起落，塘水融冻，冬寒夏暖一样的自然，一样的平常，一无隐讳，一无神秘。那小犊血淋淋地伸出一条腿，再伸出另一条腿，然后探出脑袋，于他自然得犹如本性。他不会像城里孩子那样的带了一种矫饰的愚蠢地发问：“孩子从哪里来?”他见过鱼在塘里撒种的壮观情景，尾巴一扫，顿时云水翻腾，上千上万的种子漫水布开，那终年混沌的塘水在这一瞬里神奇的清澄起来。生命的发生与灭亡，于他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再合情合理的事情，无须有一点怀疑和争辩。在他极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对孙大家的小蚊子说：“咱俩来拔秧子。”正叫她大听见，照脸一个巴掌，将他扇到了台子下，鼻子嘴里全淌出了血。孙大不会知道，这一个巴掌竟是彻底地改变了这男孩的世界观，改变了这男孩最初级的也最高级的对世界的认识。连男孩自己也不会知道，他的可能延续一生的，指导一生的世界观在这一个巴掌之下是如何大大地受了挫折。当他血糊糊，泪汪汪地从台子下爬起来，那世界在泪水与血水的蒙蔽下全改了模样与颜色，忽然地模糊了起来，他竟再也不认识了，他竟再也不敢说认识了。以往自然如本性的一切，皆蒙了谬误的遮蔽。他惶惑不安，又极度地害怕。他知是闯了大祸，便不敢回家。幸而是一个温暖的夏天，他在场上麦穰堆里藏了一夜，听见场上牛房里沉闷的牛叫，还有母亲远远近近的吆喝，心里充满了悲哀。等到第二天一早，他再耐不住饥饿，窜了回去。娘竟没有责打他，只让他喝稀饭。稀饭是芋干子掺了秫秫面，稠稠的，一喝一个坑。他一喝一个坑地喝着稀饭，不敢看娘的脸，只当娘是什么都知道，不料娘竟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出得门去，孙大正从门前走，与他身后的娘招呼：“吃过了吗?”娘便回答：“吃过了。”两人态度都很平常，没有一点异样，可他却总觉着隐了一个什么阴谋。后来，太阳升起了，小蚊子还过来与他说话，招呼他下湖割猪草。他不敢去，娘却叫他去，他只好去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合了一群孩子，背了草箕子，草箕子里搁了磨不利的镰刀，一起下湖去了。下湖去的道儿叫太阳晒得暖脚心，小孩儿们你撵我，我追你，有几个打了起来，还哭了起来。他很快就加入了进去，却总有些异样，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他不再是原先那个他了，可他浑然不觉，他以为一切都过去了，没事了，他自己便也将那事渐渐忘了。他渐渐忘了那事地继续做一个男孩。
假如他有足够的时间长大成人，有足够的时间强壮起来，那么他还是有力量对付一个女人的，他还足以有信心迎接这一个考验。可是母亲猝然去世，庄上长辈们的断然决定，将他的时间大大缩短，将这场考验大大提前了。他来不及长大，来不及强壮，就被推上了这一个战场，他是窘迫极了，害怕极了。
白日里柔顺的女人，到了黑夜便成了巨大的障碍，成了恶魔，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克服不了对她的恐惧。她那一具肉身，就如陷阱一样的柔软而又阴险。他的手在上面好比是在沙漠艰苦的跋涉。他本还是目的明确，而一进入那沙漠，他立刻便迷失了。他彻底地迷失了方向，他茫茫然伫立着，不知何去何从。而女人的肉身如沙漠一样沉寂没有一点回声，不给他一点点提示，那沉寂里似乎还含了一丝轻蔑与憎恨。他被这隐隐的轻蔑与憎恨所激怒，更觉自卑，更觉无法越过这障碍。他一无越过的指望，他几乎永远地消除不了对那肉身的因恐惧而起的嫌恶了。黑夜里的恐惧到了白日，则转变为强烈的怨恨。他恨他的女人，他以为她白日里对他的顺从，全是对他的轻蔑，对他的藐视，对他的嘲弄，是看不起他，讥笑他，耍他!他开始反抗了，他只有在白日里才有反抗的勇敢，到了夜里，那具女人的肉身，自己便可将他击溃，他是不战自溃的。于是他在白日里反抗，他骂她，她百般如何也侍候不了他了。他渐渐地开始打她，扇她的嘴巴，踹她的窝心脚，撕她的头发，捶她的肩和背。像一个真正的老爷们揍一个真正的老娘们。女人生就个肉头性子，大约也是从小没父没母，跟了哥嫂练就的这副又闷又犟的脾气，再打也不叫，也不哭，也没娘家可跑，只死死挺着。他便觉着更受了鄙夷，更加愤怒。他们这一对小小的夫妻，在做爱做不成功之前先做了恨家，做了仇人。他们永远也亲热不起来了，他们是开头就没有开好，开头就错了，于是便只得一路错下去了。
书记的初中毕业的大儿子，早已穿了军装，吃了半年的官粮，还寄来了照片，站在一片不见边的水旁，威武地挺胸，比走时长了二指高。用津贴费攒了，给娘买了双胶鞋寄了回来，他娘再不用借那俊俏的小马的胶鞋了。
俊俏的小马带了孩子，上拖拉机站里住了一月，回来时脸又捂得更白了些，棉袄外罩了她男人的工作服，学生似的。长了好些见识，还在公社交了个朋友——她很豪爽地说，男人似的。那朋友还是上海的，一个上海卫校的女学生，分在了公社医院做护士。她与小马说了好些上海的故事，小马便一桩一桩说了给金刚嘴的姊妹听。上海的楼，一二十层是常有的事，吃饭似的平常。上海的巷道叫弄堂。上海人顿顿吃干饭和炒菜。上海的小姊妹，最少各人也有二三件线衣，小姊妹们听得出神，听过了就十分向往那上海女学生，叫小顾的。有机灵的姊妹说，下回赶龙山集，特特地去一次公社医院，可不就能见到。小马听了却不高兴似的，说就是特特去了也不定能遇见，小顾也许回上海了呢!她不愿意大家都见着小顾，小顾就像是她小马的私有财产。小顾就像是小马的宝贝似的，她藏得严严的，却又不时地拿出来显摆，说道：“他回站上去，我让他给小顾捎了一包枣子。”他就是她的男人，那枣子是装在比烟荷包大一点的纱布袋里带走的。人要说：“这么几颗枣子，不够填小猫肚的。”她便立刻来了精神，抖抖地说道：“人家吃饭都用酒盅样的碗，这枣子够她撑的了。”她又让人看小顾送她的有机玻璃扣子，小小的，白白的，一粒一粒的。小顾教了她，把她男人站上发的纱手套拆了织线衣，她便成日成夜不停地拆，洗，漂，染，做成五色的纱线，一件一件地织衣服，用的竹针子，也是小顾借给她的。有时，她同了姊妹媳妇们一路去赶集，走到医院门口，就说，我去小顾那里，你们自己走吧!倘若有人提出要同她一起去，她便一脸为难的样子，说，人家小顾又不认识你，我先与她说说，还是下回再去吧。人们只得悻悻地走了，下一回的日子是永远不会到来。她苦心经营，将小顾保管得极好，至今也没有谁说见过小顾的。
第十五章
从前，这地方是山清水秀，风调雨顺，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后来，从东边很远很远的上海，来了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登上龙山，四下里一望，顿时大惊失色，他目瞪口呆地立了良久，日落之后才踉跄着下山，一路上慌慌张张留了一句话：若要平安，必在龙山头立一座塔，龙山尾打一口井。乡党们一商议，动了土木，一头造塔，一头打井。塔修到中路，井打到半腰，地方上却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饥荒，连粮草都成了问题，只得草草收尾。塔是座半截塔，井是口枯井。那场饥荒虽不大不小，影响却极悠远。从此，地方竟一蹶不振。山平了，水浅了，风不调，雨不顺，一年收，一年欠，一日一日地有些荒凉，往昔的热闹繁荣渐成旧事，虽然还不致挨饿受冻，日子却平庸了许多。很多日子以后，人们才逐渐醒悟，那上海来的风水先生定是眼红此方岁月，才想了法子将风水镇下。一座塔与一眼井，可不就是给座龙山扎了两枚钉子!此地本是倚仗了龙山的威势才兴旺发达，那风水先生用心何其恶毒!幸而塔与井均中途而废，否则，只怕是连普通的生计也难维持。那风水先生所来自的东边的上海，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乡党们无人知晓，无人去过那里，也无人从那里来，只以为是东海边上一个黄金岛屿。由此而恨恨的，似乎此地的精气全被那风水先生带去滋养了上海。
从来没见过的上海，是此地人的一个稔熟的话题。而没有一个上海人，会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
龙山早已成了一道缓缓的坡地，失了早年传说中的威风。枯井已被填满，堆成小小一丘碎石，塔也已推平，连遗址也难确定了。传说中龙山下的一泓清水，只残余了几眼混沌的无名的水塘，洗衣服，淘粮食，刷盆洗碗，全在此处。塘虽不深，却也不干，终年是绿绿黄黄的浑水，透露着龙山尚存的一丝生息。而龙山的威名却是再灭不下了，此乡便叫作龙山公社，近塔的那一庄，因大姓是张，便叫作张塔，靠井的那一庄，则叫冯井。张塔与冯井之间，正是龙山中段，传说驻着一金刚，那九百多人口的大庄叫作金刚嘴。
金刚嘴如今叫作金刚大队，有着九个生产小队，千把亩旱地，种的一季小麦，一季黄豆，间着再点些大小秫秫，拢数百行红薯趟子。那小麦与黄豆似乎专为了上缴公粮的，而秫秫和红薯则作了长年的口粮。各人还有着一二分自留地，可在家后补些好粮食，家前栽些瓜豆。院里种一棵枣树，圈里喂一口肉猪，再有几只鸡啄啄野食生生家蛋，只要会苦，日子便很苦得下去了。
这年的夏天很不妙，湖里雨水淹了黄豆，荞麦也赶不上种，到了秋后，缴不上公粮，还得吃返销。返销粮很不多，都想留作开春做活儿时吃。冬天的大雪一下，什么事也做不了，平白地吃粮，很亏心。于是，家家户户便都串连着，上东边或南边要饭。各家的女人带了孩子走了，剩下大老爷们，还有说好了婆家的姊妹们，守了个雪白的庄子。雪盖在树枝上，屋顶上，井沿上，墙头上，远远看去，粉雕玉琢，简直像一个童话的世界。可惜拽子从没见过一部童话，更不知童话为何物。拽子的女人也要出门讨饭了，拽子给女人打一张上蚌埠船票的钱，很放心地由她去闯荡了。女人挟了一只扁扁的包袱，还有一只碗一条口袋，包袱里放了两件贴身裤褂，换洗用的，碗是盛稀饭用的，口袋是装馍馍用的。照规矩说，要半个冬天，不仅能糊住一张嘴，还能带回来一袋半袋的馍馍。女人身上穿的是棉袄棉裤，蒙了件灯草绒褂子，黑的，做姑娘时嫂嫂穿剩了给的，已经摞了一叠子的补疤。脚上穿的是自家做的棉鞋，却是半新不旧。此外，肩上还挂了一双毛窝，里头塞了麦穰子，不走路时最暖脚了，赛过个烫壶。她给拽子蒸了一锅芋干面贴饼子，自己捡了两个用手绢包好塞在灯草绒褂子的口袋里，然后就走了。走到门前，又停了下来，转过脸瞅了瞅，忽然有些不舍起来。在她将要告别出门时这一刹那，这小屋忽然地温暖起来。那张靠了山墙下的红漆床，平平整整的，宽宽大大的，不知要过多少个夜晚才能再回到那上面睡觉。在那上面的每一个夜晚，忽然有了些纪念。其实，她才是个顶顶苦的苦孩子，跟了哥嫂过日子，不算有个家，她踏进这小屋的门时依然不觉得有个家，她起小小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才叫作个家，而当她这会儿要踏出这屋子的时候，忽然地明白了，什么是家。这，就是家。在这家里，她尽是干活，干了还不讨好，要挨这瘦猴样的男孩的打和骂，连那早已忘了模样的大和娘也要牵连着挨这瘦猴般的男孩骂。她也没尝到做媳妇的滋味，至今她也不知道做媳妇儿是什么滋味，她夜夜叫他闹得不安宁，却依然尝不到滋味。可是，这就是她的家。她手抄在袖口里，将包袱口袋抱紧在胸前，缩着脖子一步一步走了。
拽子站在门前，两只穿了单球鞋的脚插在雪地里。他望着自己的媳妇儿一步一步远去，望着自己媳妇儿那件摞满了补疤的黑灯草绒褂子在雪地上成了一点黑，眼窝湿了，落下一串泪珠。媳妇儿走了，没有媳妇儿的小屋是多么凄惨。他一个人慢慢地退回屋，将门顶了风推上，背靠了门坐倒在地上，木木地坐了好大一会儿。现在，只剩了他一个人了，他一个人呆在这小屋里了。就像娘刚走的那会儿，不过，娘刚走的那会儿，这屋子要比这会儿热闹得多。娘虽不在了，可哪处又都有娘的影子。床上有娘铺的麦穰子，娘缝的被子；锅台上，有娘成日价摸的锅碗瓢勺；缸里，是娘切的晒的收的芋干片；笆斗里，是娘牵了叫驴推的秫秫面；鞋，是娘纳的盘龙底；褂子，是娘走的细针长线，哪儿都有娘。而如今，娘没了，娘的影子也没了，叫另一个女人给撵出去了，另一个女人将娘撵出去，自己扎下了地盘。床上的麦穰子，是她铺的；被子，是她绗的；芋干片，是她切的，晒的，收的；秫秫面，是她牵了叫驴推的。她自己扎下了地盘，这会儿，又走了，这会儿，这屋里是只剩了他一个人了。他在地上坐凉了，慢慢地就爬上床去，拉开了被窝，埋住两只冻僵了的脚。被窝里少却了一个人的体温，竟是清冷了许多，因没了女人柔软的肉身，那床铺也是挺硬的。他心里凄凄惋惋的，他凄凄惋惋地坐在半截被窝里，被窝渐渐被他的体温暖热，又反过去温暖他的身体，血液渐渐流通起来。身上很暖和地揣了一怀凄凄惋惋的心情，他竟有些快乐起来。他快乐地有些啜泣，啜泣着想他的媳妇儿。
九个生产队，正中间的那一个五队里，有一个男孩，小名叫作拽子。他小小的时候就死了大，娘一个人拉扯他，拉扯不动，是可着力气拽大的。拽子十四岁那年，娘的正心窝里，长了个恶果，堵得心痛，痛起来就没命地吼，吼到夜半便没了人声。队里四个棒劳力扛了一架凉床子，披星戴月三十里，进得街上天已微明。到了医院，却不再吼了，还要回家。再顶了日头三十里往家走。一路上，她静静的，睁了眼睛看天。进了庄口，到了他娘俩那间快趴到地底下的小茅屋跟前，拽子开了锁，将凉床原地搁下，娘说道：“回家了。”一口长气吐尽，闭了眼睛。后事办完，庄上几位长老为孩子谋划。谋来划去，只有一条道，便是娶亲。大队书记心里想到了还有一条道，就是当兵。征兵的已在街上住了店，立马就开张招人，可他又想着自己那大儿年前就中学毕业在了家里，便把话咽了下去。咽下了，心里难免多了个事儿，就催着家里的赶紧去说亲。书记家里的娘家在东边枣林子，才二十里地，却隔了个县界。她换了身整衣裳，借了双胶鞋，起早去了。叫水洗过了的胶鞋又黑又亮又体面。此庄女人谁要有了双胶鞋便很豪华也很光荣了。书记的女人还没有胶鞋。春上，书记说割了麦就置，秋天，书记则说割了黄豆就置。麦子和黄豆割了几茬，书记的女人还没有胶鞋。书记是抗美援朝的兵，急着回来娶媳妇，丢了提升的机会，如今且有些后悔，可是儿子已到了当兵的年纪了。
书记的女人穿了一身整衣裳，穿了借来的鞋，迎了太阳，朝娘家枣林子走。手里挎了大巴斗，巴斗里装了小麦面馍，回来的时候便装了枣。枣林子的枣很不寻常，脆得像梨，甜得像冰糖。她赶着西下的太阳回来了，走到庄后的塘跟前，穿了胶鞋的脚替换着涮了涮，蒙了灰土的胶鞋重又乌黑漆亮起来，崭新的一般。书记的女人想：割了豆子一定要置一双，然后就快快地走进了庄。庄里的烟囱突地升起烟来，所有的烟囱都在这一刹那喷出白柱般的烟，好像在迎接凯旋的书记的女人。女人走到井沿上，见书记正打水，便也上了井沿。书记问道：“咋了?”她回道：“走家再说。”书记便将扁担撂了给她，说了声：“还有个会。”转身下了井沿。他说的有“会”，并不一定是开会，只不过有一桩或要紧或不要紧的公事罢了，说成“会”自然就严重了很多。书记将自己的职责看得很严重，活动起来也颇有紧张的气氛，那是从军队里带来的传统。女人自己担了一挑水，悠着往家走，走得极小心，生怕歪了脚下的鞋，鞋是借来的。借的是四队的小马，金刚嘴顶顶俊俏的媳妇，一过门就说金刚嘴没个像样的姊妹。她男人在公社站上开拖拉机，逢星期天就穿了工作服回家，种自留地。小马从不下地，她的脸很白，很嫩，出门要戴草帽，草帽檐还搭了块手巾，轻轻的一摆一摆。
吃过饭后，书记才开完了会回来，喝着稀饭听女人作汇报。女人说，枣林子有个小闺女，叫个小辫子，也是没大没娘，跟了哥嫂过活，今年十六岁，和拽子很合适。书记听了觉得很好，吃完饭又出去找人开会，当晚就将此事定妥了。割罢了黄豆，十四岁的小拽子就娶进了十六岁的小辫子。
拽子还不懂得怎么做男人，可他凭着聪明好学，照了左邻右舍的男人们做样本，就把个男人做将起来。大早出了早工回来，他再不到灶膛里摸温罐，而是蹲在门前，等着媳妇儿将温罐里的水倒在盆里，端给他洗，洗完了也不泼水，等媳妇儿摆好了稀饭，芋干面馍，叫他吃饭。倘若吃得不顺，他便骂骂咧咧的，还学了摔碗。第一回摔，没摔好，碗落了地，碎成了八瓣。那是娘手里端过的碗。碎了很心疼。后来慢慢地就练好了，碗在案板上原地打转，就是不掉地，很好。他还学着抽烟，用了烟锅儿在媳妇儿缝的荷包里使着劲儿掏，掏，好像要掏出个金娃娃似的。傍晚收了工回家，他则和所有的男人一样去担水，扁担在肩上结结实实地颤悠，水哗哗地进了水缸，他便去串门了。他去串大老爷们家的门。昔日的偷瓜摸枣的小玩伴们，他再不作理睬，犹如跨越了一个时代，一夜之间作了两代人。他坐在人家门里的板凳上，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掏金娃娃，等着媳妇儿叫他吃饭，好骂媳妇儿叫早了，或是叫晚了，骂过了才站起身，不情愿地走家去。用一只鸡爪般的手托了碗底，转了圈喝碗里的稀饭，筷子专留着挟臭豆子吃。白日里的一切事项完毕之后，上了床去，他的自信便一下子垮了。
他凭了最初的一股子雄心壮志，将他女人胡乱一把搂住。然而，一接触到女人那柔软温暖的肉身，他的勇敢便一下子退了。他胆怯到了嫌恶的地步，他浑身如打摆子一般战栗着。开始，他还咬咬牙挺着，一双手上上下下没有目的地胡乱活动，他几乎是被迫地动着。他必须这样动着，这样动着，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必要去完成。而他真正是害怕极了，他几乎要惊叫起来，那一具肉身于他贴近得可怕，怀了一股威逼与胁迫的意味；又于他遥远得虚渺，他几度恍惚，不明白这是什么，这将要对他做什么，他又须对它做什么。而那肉身是固执的沉默，不对他作出一点点启迪，对他的乱无章法的动作也不作出半点回应。于是，便更具有了一股神秘而凶恶的威慑力量。他的意志终于崩溃，从那具沉默的肉身上滚落下来，蜷在床的一角瑟索着。屋里是漆黑一团，黑暗沉甸甸地包裹着他，他蜷在窗洞下的一角，真正还原了一个十四岁男孩的形状。窗洞里塞着麦穰，麦穰里透进几丝丝月光，那月光穿不透浓厚的黑暗，断断续续地渗漏，肉眼无法看见那光，他只感觉到了那光。那光是沁凉的，落在他流着热汗的身躯上。他觉得孤单得可怕，他从未这样孤单过，即使是母亲刚刚去世的那几日里，他失了保护、失了依傍的一夜一夜哭着。而如今，失了保护的他却又多了一种威胁，他再没了安全。他一无安全地缩在黑暗的角落里，颤栗着慢慢睡去，直到鸡叫。然后，不远的场上便传来当当的出早工的钟声。他揉着酸涩的眼睛，拖了酸涩的身体，走出门去。天边已经白了，地平线微红着，渐渐地灿烂起来，然后，半个天空都绚丽了。五色的云霞如在欢歌乐舞，太阳喷薄而出。就在太阳跃出地平线的那一瞬间，屋顶上升起了炊烟。小孩哭了，狗吠了，女人骂了，汉子笑了，马车轱辘辘辘滚过了村道。露水干了，蚂蚱跳进了草棵，雀子醒了，秫秫睡了。他伸展着胳膊，可数的肋骨一根一根在咯吱咯吱地叫，力气重又回到了他的身上，精神重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信心也重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将小袄披在肩上，双手背在身后，端了一把锨，一步一摇地走在村道上，重又装扮起一个当家的男人。然后，一旦日薄西山，夜幕降临，他与他的女人，上了那一只靠了山墙，铺了麦穰，麦穰上再铺了线毯的床上，他的做一个男人的勇气和信心，便又消失殆尽。其实，这恰正是他临了真正考验的时刻，这是真正的考验。做不得一点儿假，无法虚张声势，要凭真刀真枪的时刻，逢到这时刻，他便无可奈何地卸下了伪装，还原了十四岁孩子的发育很不良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