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医生与法官（第1 / 3页）

简而言之，霍夫鲍尔大概与布夏尔处在相同的理论状况之中；不过，他的策略与布夏尔不同。通过以法医学为基础，并指出其使用范围，基于这种工作意图，霍夫鲍尔创建了一种状态的范畴，“对于这种状态，我们不能把它命名为疯癫；在这种状态中，我们无法克服疯癫的冲动或者疯癫行为的冲动。”<a id="jzyy_236_236" href="#jz_236_236">⁽⁵⁾</a>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宣布某个主体免于责任，而不能说他是疯子。这是一个特别模棱两可的脱身之计。毫无疑问，霍夫鲍尔把这种状态等同于如下状况，在此一个人被超越他的力量所控制，从而不再享有他的自由意志（根据《刑法典》第64条，这不包括狂怒或精神错乱的习惯性状态，也不包括由法国的法律认定的免除责任的其他理由）。然而，这里的约束，它涉及“暂时的精神失常”和“异常的冲动”，它不是一种在事实上取消了自由意志的外在约束。按照霍夫鲍尔本人所说，它也不是一种在法典中免除责任的内在约束，此即疯癫。从那时起，霍夫鲍尔就被禁锢在这种只能借助于强大的力量才能脱身的矛盾之中。

意味深长的是，在对霍夫鲍尔的这一章进行翻译的时候，埃斯奎诺尔正在全力撰写他的名篇《单狂症注解》（Note sur la monomanie）。这才是逃离这个矛盾的不二法门。为了把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与精神病理学相结合，我们就必须并且只需扩展疯癫概念的外延，摧毁从18世纪继承而来的理智主义的僵化外壳，因为它使疯癫成为理性的谵妄。我们必须敢于构想一种没有明显理智混乱的情感和意志的病理学。基于对“无谵妄的疯癫”（folie sans délire）<a id="jzyy_237_237" href="#jz_237_237">⁽⁶⁾</a>的留意，皮内（Pinel）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它还是有某种保留。这是一个现实的疑难，由法医学鉴定书的具体问题所强化，该鉴定书激发了问题，并使之向前推进。

在此，我们可以如实看到，一个行为是如何随着精神病学知识的发展而“成为病理学的”。今后，精神医学拥有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单狂症（la monomanie），以便能够对某些行为的一个新方面予以解释，这些行为已经脱离了精神医学，并被抛入司法之中。

——瓦斯泰尔的鉴定书，或者对疯癫的一种特殊的符号学使用，疯癫的那种相对过时的特征，无法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把一个犯罪领域纳入精神医学之中。

——巴黎的大专家们的鉴定书，或者是最大的精神病学知识和权力的一种组合，以便在一个新战略的背景中，把里维耶并入一个新的医学机构，此举也激发了对1838年法律的立法权改革。

其一，布夏尔

布夏尔在此表现出一种“非专业”（non spéciale）医学的知识水准（我们没有用“一般医学”这一术语，因为它涉及的是在精神医学专业诞生之前的学科状态，如果我们把外科排除在这一特殊状况之外，那幺精神医学就正好是这种专门学科的第一个。）布夏尔很可能是基于他在当地的声望，被从同僚中选出担任初审法官，如果他得出结论说里维耶负有责任，这只是基于他所表述的知识——当时的非专业医学培训的知识——没有关于疯癫的特定的症候学。

布夏尔首先引用了古老的体液理论，该理论贯穿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医学。他也寻找了直接的器官病原学，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可能“以损害大脑机能的方式作用于大脑”：如出血、器官疾病、跌倒、头部遭受打击等等。最终，他并没有在能够直接观察到的里维耶的行为举止中发现任何一种可以宣称偶尔可见的病理学证据（例如，按照时期的分类，在发狂中，或者精神错乱或者白痴）。里维耶的行为——这就是为什幺该“病情/案情”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必须要有三份鉴定报告，而且最终的诊断结果依然是歧义丛生——提出了一个关于解释（interprétation）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布夏尔并没有一个逻辑严密的观念框架，以便破译这个解释；即，以便把他所观察到的不同特征与一个病理学的整体加以关联，根据这一整体，他们将会得到各种症状的含义。

罗贝尔·卡斯特（Robert Castel）

“皮埃尔·里维耶必须被拘禁，这个年轻人病得太重了，他无法享有自由。” <a id="jzyy_232_232" href="#jz_232_232">⁽¹⁾</a>

这是卢埃（Leuret）所得出的结论，它写在有关皮埃尔·里维耶的75页的《法医学与公共卫生年鉴》的“文末附言”之中。这句话也给被告人的医学档案画上了句号。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这也是对打开它的意图的一种说明，我们要感谢《年鉴》为我们传递了这组文本。这个医学刊物的主编把该分册的三分之一篇幅都给了这个杀人犯，也并不是因为有什幺古怪的癖好。此外，瓦斯泰尔作为第二份鉴定书的作者，他得出了与卢埃相同的结论：

“社会有提出诉讼的权利，而不是对疯子进行惩罚，因为没有道德自由，他不能建立起罪恶感，但是，基于行政措施的关押和监禁，作为唯一的解决方案，能够使社会对这些疯子以后的行为放心。”<a id="jzyy_233_233" href="#jz_233_233">⁽²⁾</a>

如果皮埃尔·里维耶被认为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话，那幺按照医生所告诉我们的判断，这就是对里维耶的社会命运的仅有的（seules）两次暗示。它们对治愈和治疗的可能性都不置一词。治疗师的这种显然令人震惊的沉默，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谨慎态度，都使我们回想起，对疯癫的归罪并未导致放弃对危险个体进行管控的社会手段，这就使我们能够描述这些努力的真正目的，它们试图把犯罪行为的一个领域进行病理化处理，正是在这种犯罪行为中，“里维耶案”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片段。

但是，在所有的专家中，布夏尔曾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观察里维耶。他记录了里维耶的一些主要特性，而那些认为里维耶是疯子的支持者们却由此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然而，由于解释者缺乏足够的医学框架，他把自己限定在一种通俗的现象学之上，这使他尽力把这桩罪行理解为一些独立的因果系列所发生的几乎纯属偶然的结合：比如父亲的不幸、孤独在其中得到滋养的抑郁气质、暂时性亢奋状态等等。就常识而言，各种原因和结果的偶然相遇都会产生一个意外的“不幸”，而其中的每一个原因和结果都表现出一个“正常”的序列。

因此，与其他专家相比而言，布夏尔的“不足之处”不是没有看到，而是没有理解。他只不过是缺少一些范畴，以便对他所看到的一种专门知识进行再认识。下面是他的结论：

“我想，我们只能把他所犯下的三桩谋杀案归因于一种由于其父亲的不幸而导致的暂时性亢奋状态。”<a id="jzyy_234_234" href="#jz_234_234">⁽³⁾</a>

限制性的使用

霍夫鲍尔的《论法医学》（<i>Traité de médecine légale</i>）于1827年刚刚被翻译为法文<a id="jzyy_235_235" href="#jz_235_235">⁽⁴⁾</a>，该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论能够成为精神医学之研究领域的灵魂的暂时性诸状态”（<i>Des états passagers de l'âme qui peuvent être du ressort de la médecine mentale.</i>）。它包括四章：第一章“论醉意”（<i>De l'ivresse</i>），第二章“论睡眠与觉醒的中间状态”（<i>De l'état intermédiaire au sommeil et à la veille</i>），第三章“论暂时的精神失常”（<i>De l'égarement momentané</i>），第四章“论一种特定行为的异常冲动”（<i>De l'impulsion insolite à une action déterminée</i>）。尤其是最后两章，特别含混；因为霍夫鲍尔并未把这些行为归于他对疯癫的经典定义，在他看来，疯癫必须以精神官能的明显障碍为其前提。

社会管控

首先，我们概括地说，在当时刑事部门和医学部门之间发生的竞争中，竞争的首要关键是用一种管控方法来部分地代替另一种管控方法，这不是两者相互替换。在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可以合法杀人，即对弑亲者处以死刑。不过，认为从仲裁到诊断转移的后果是很重要的这一事实，并未允许我们在其中看到一种逃避了权力制裁的病态主体的新知识。

法律和精神医学对里维耶行为的争论不休，首先提出了一个涉及知识的两个核心的贴标签的问题：有罪还是疯癫。其次，理论上的关键，同样呈现为在行为人之间的一种竞争关系，他们在社会的分工中捍卫着自己的位置：他应该相信哪种类型的专家？根据仲裁或诊断来说，他的“职业”是什幺？第三，通过新生的精神医学的一致性，我们还见证了如下尝试，即尝试赢得一个能够在事后和事前之间介入，即在连续的镇压和判决前的行为之间介入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空间中，精神医学的未来才能展开。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游戏开始时，法律机器才能开启。至于精神医学，它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工具，卢埃的几句话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我们不能谴责干预来得总是太迟，因为它要基于一种能够在违法行为尚未发生之前就“预测其可能性”（anticiper la possibilité）的知识。

相对于这三个维度而言，“里维耶案”是一个尝试进行相当异常的示威行为的悲剧借口。里维耶罪行的深刻的歧义性，他给一种正处在草创阶段的知识提出的难题，他在1838年法律之前的司法和制度的装置中所指出的裂隙，都值得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样本，它涉及一种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可能采取的医学态度。那些不同的鉴定书所能调动的知识，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但是，关键也是社会控制手段飞速发展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种手段直到今天都仍未完成其网络的扩展。让我们简略做出如下区分：

——布夏尔的鉴定书，或者精神病学知识为零，它把里维耶弃于传统的惩罚权威，刑事司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