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理性的断续（第2 / 4页）

我们在此所仔细地察看的全部内容即：徒劳无益的额外工作，毫无对象的话语交流，对行为的质疑及其固执地再开始。

事实上，里维耶似乎一直做得都有点过头或者非常过头：有他儿时的疯狂游戏，当他砍下卷心菜的头，有他对一般历史的谵妄的沉迷，有他对可怕凶器的制造，尤其是包括有他的行凶杀人；正是因为做了更多和太多的事，使得他能把理性错乱的行为和欲望自由的行为相互交换。

这或许是他的深层动机，谁知道呢；医生也看不见，法官也听不见，因为他们的知识对此是缺失的。

事实上，还真不完全是这样，还有其他情况。事实上，在里维耶的话语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在事实真相和思想真相<a id="jzyy_272_272" href="#jz_272_272">⁽²⁵⁾</a>之间的完全一致性，这些真理支配了全部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言说；从另一方面说，有一种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的连续且无限的反转，根据一个循环方程式，在其中，第二种关系的可能性恰好能够说明犯罪行为：

诸事实的真相：思想的虚假=诸事实的虚假：思想的真相

事实上，里维耶讲述了与那个时代相关的真实事件（并非伪装的），在那个时代我们把他视为疯子（由瓦斯泰尔强调并重新采用的意见），并且在犯罪之后，他说他已经恢复了理智，然而他并未说出任何伪装的事件（实际的或者可能的）；当里维耶想表现为可能的“疯子”时，他恰恰在最大化地使用理性；当他决定说出真相的时候，他却重新采用了那种已被证人们归咎为疯癫之征候的野蛮状态；最终——此处是该方程式的渐进极限——里维耶有理有据地写下了一份回忆录，可医生却只看到了谵妄，那幺，里维耶到底是疯了还是没疯呢？里维耶似乎自己提出了关于真理的真问题（如果有个人是疯子并且他假装没疯，如果有个人没疯但是他假装疯了，那幺这个人事实上又是什幺呢？），所以，里维耶到底是不是伪装者？他所引述的动机（把他的父亲从女人们那里解放出来）在他的体系里是非常合乎逻辑和严密的——极度的严密性以至于成为犯罪证据和犯罪考验——法官们的体系也是这样的吗？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证据是，我们只能矛盾地回答。归根结底，毫无疑问，里维耶的回忆录回答的是另一个疑问所提出的问题<a id="jzyy_273_273" href="#jz_273_273">⁽²⁶⁾</a>：“一个以矛盾本身作为真理之条件和标准的体系，一个能够容忍不可消除的犯罪行为的体系，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a id="jzyy_274_274" href="#jz_274_274">⁽²⁷⁾</a>

因此，关于回忆录的额外的知识——这些对我们来说是认识论和政治学的兴趣——没有给出问题的回答；相反，它只是表明如下内容：

1．从某种有关疯癫的特定概念来看，真问题和假问题依然是不可判定的；瘫痪的与其说是病人的意志，不如说是医生与法官的真理意志；

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个如此富有异议和争论的单狂症概念，不断地涵盖着一系列的事实（部分谵妄、谵妄失神<a id="jzyy_262_262" href="#jz_262_262">⁽¹⁵⁾</a>、间歇性清醒），在皮内及其弟子的体系中，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神秘的（mystérieux）和不可理解的（incompréhensibles），这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性（incertitude），但是最好称之为构成性（constitutive）。在这个体系中，理性化的疯癫和单狂症有某种缺陷、阴暗的区域和难以理解之处，正是在这些地方，同时地并必然地出现了：在征候层面的一种可见的外部征候学；在远因和症状层面上的机械决定论的病因论；在触发要素层面上的对盲目偶然事件的认识或无知<a id="jzyy_263_263" href="#jz_263_263">⁽¹⁶⁾</a>。

征候的可视外部性、症状与原因的机械决定论、触发机制的盲目偶然：因此，在精神错乱和痴呆的良好形式之间，单狂症的作用就像某种不良的形式，它就像一个合页，两方轮流接触但绝不包含，它还常常依法征用犯罪事件，以便显露和关闭一种在谵妄和清醒之间交替更迭的“无人区”，医生和法学家正徒劳地试图将其合并起来。因此，单狂症似乎只是划出了“神经”医学所能达到的边界，这种神经医学建立在一种具有双重和互补的前提条件之上，此即普遍理性的规范功能和社会秩序的内在善良。

对书写的求助

然而，在精神医学中，单狂症的这种“障碍”（obstacle）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效应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这是单狂症之构成的模糊性与医生之根本的不确定性的联合效应，它导致了精神医学的这种“社会学”的诞生；这种精神医学不再局限于对疾病分类学图表上的各种征候加以鉴别和定位；它是在欠缺的临床观察的补充内容中以及在它之外，在这个扩展的病例中，引入了一种定量的维度和空间的维度（按年龄、地域和职业进行分类的统计表），以及尤其是引入了一种时间的维度，这就构成了今后对疯子的家族史和个人史的回溯<a id="jzyy_264_264" href="#jz_264_264">⁽¹⁷⁾</a>。更重要的是——此处正是里维耶回忆录的最前端——它使得医生、法官和主体之间的话语的新交换成为可能，并最终实现了对书写的求助<a id="jzyy_265_265" href="#jz_265_265">⁽¹⁸⁾</a>。

事实上，由于不可能通过内在固有的征候来识别疾病，人们求助于社会坐标和病人的传记，作为病人的深层基础和遥远先例；而在突发事件、行为、犯罪之后，当事人即被要求写下相关内容，以便检验（伴随着日常的身体侮辱，比如淋浴、热铁灼烙、身体威胁<a id="jzyy_266_266" href="#jz_266_266">⁽¹⁹⁾</a>）这个仍旧是单狂症犯罪中最可怕的危险和最微妙的含混性效应的东西：即假装疯癫的可能性<a id="jzyy_267_267" href="#jz_267_267">⁽²⁰⁾</a>，它再次由疾病的模糊性和医生的不确定性所开启。

2．医生的知识并不是这样的一种知识，如果用一句话来证明，即它就只能是再次确认该证明的不可能性，如果需要的话；

3．更一般地说，只要医学知识——在某种特定的模式和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表明它不能思考疯癫的依赖关系和孕育形式；只要医学知识——基于一种共在的混乱——周期性地和间歇性地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和疯癫中（在一种理性和一种普遍而规范的社会秩序旁边），让疯癫落户入籍到这些“虚假的领土”（territorialités factice）上：偶然的原因，症状的外在性，理性领域的上升和下降，以及诸如遗传、退化、颅骨尺寸等等因素；那幺，在这种对医学知识之科学性的要求上，就有一种构成性的局限。

过犹不及

然而，所有的事情发生了，就像额外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剩余价值所要求的，非但不能被充公，相反，它指出了它们要去填补的空隙。根据拉里·比奈先生的证词，这种“做得多一点”，这种“再补充”指出了欠缺的一点，以及所有的质疑都似乎是关于里维耶“所作所为”的报告。让我们再读一下这惊人的一页：

“比奈说，我和里维耶的父亲在一起做工很久了（大概有五到六年）。我在采石场开采碎石，他父亲负责用车拉走，他儿子帮他把碎石装车。有一次，他父亲发现车已经装满了，于是就给他儿子说，不要装更多的石头了。被告人还是继续装，就好像没听见一样。他父亲再三说，这是白辛苦。不得已，他只好亲自上到车上，把他觉得多了的石头扔到地上。但是他才稍微远离了一下马车，比如忙着去调整马匹准备离开，儿子就把父亲已经扔下去的石头又装回到车上。”

最终，正是因为这种“障碍”，疾病会发作且必须发作出来，根据法医学，在调查、讯问和观察的过程中：调查是重建病人以前的状态，从与他接触的人那里收集证词，对先例的存在进行验证，对相貌的征候进行识别<a id="jzyy_268_268" href="#jz_268_268">⁽²¹⁾</a>；布雷耶（Brierre）把讯问定义为，“当人们怀疑疯癫是被模仿的时候，讯问就是获得真相的最佳途径之一”；最后，观察主要是基于写作的证据：“我们让他写下来，给他提出计划，并通过骗取他的信任，从他那里套出了其空想计划和无端的仇恨的话语，还通过获悉他们行为的全部动机，来准确地评估他的状态”，（布雷耶·德·布瓦蒙：《论单狂症》，第260—261页。Brierre de Boismont, <i>De la monomanie</i>, pp.260—261.），而且，医生让罪犯“写下书信或者回忆录，以便暴露他们辩护的方法以及对当局的抱怨”（奥菲拉：《法医学概论》，第一卷，第491页。Orfila, <i>Traité</i>, t. I, p.491.）。总之，“我们让他们讲述他们听到的事情、动作、做的事情以及仅仅是在病人所关心的观念之影响下所撰写的东西”（奥菲拉，同上，第492页）。

因此，我们给犯人设计了一个仁慈<a id="jzyy_269_269" href="#jz_269_269">⁽²²⁾</a>的陷阱，通过他们的话语和书写，他们就能说出其行为的真相。于是，犯人的话语，即“疯子”的话语，每当所有其他证据失效的时候，其功能就如同最后的证据。疯子和他的话语<a id="jzyy_270_270" href="#jz_270_270">⁽²³⁾</a>；疯子和他的书写：在最后的诉讼过程中，对于法官来说，它们是其动机的证据，对于医生来说，它们是真相与伪装之间的分水岭。正如我们所知，回忆录是在控告中应检察官的要求而写下的，不管其意图是潜在的还是显白的；因此，我们把里维耶的回忆录归因于一种医学知识在构成中的不确定性（当然，这或许不是唯一的原因），归因于通过疯子话语说出还是没有说出疯癫之真相的那种知识（医生和法官在此形成了一个密谋）。<a id="jzyy_271_271" href="#jz_271_271">⁽²⁴⁾</a>

不可决定性

因此，疯子的话语就处在学说的各种空隙之中，它在那里感觉到了陷阱并试图挫败它。事实上，所有的关联、所有的共谋、所有的回避都被束缚在这种构成性的空隙中，而里维耶的回忆录只不过是其神秘的外表。正是他将要去检验，将要填补空隙，将把知识建立在一种重新获得的确定性上。

不过，实际上发生了什幺呢？被困在陷阱中的主体反过来也设下了一个陷阱：他以一种对疯癫的普遍的不可判定性的方式，建立起医生和法官对疯癫的不确定性，而不是提供预期的关于真假的证据。事实上，一旦我们确信我们掌握了证据，那幺证据就会转向它自身。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我是带着弓弩被捕的，尽管我说我制作弓弩是为了装疯，但是完全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