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问题的天使（第1 / 52页）

他说：“我这么说一是因为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另一个你现在的技术也无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我说：“是啊，所以我还要回来继续学习。”

他摇着头说：“没机会了，就像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没机会回到从前一样，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做师生了，还是做朋友吧。”

他脸上露出一种伤感来，将我拥到他胸前抱了抱，说：“上车吧，祝你一路平安。”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仅仅是遗憾了。就在我把一切离校手续办完，准备落实回国火车票的前一天，我突然—又是突然—接到噩耗，说我妻子小雨出了车祸！她乘坐的小汽车被一辆大卡车撞出山道，跌落悬崖，车子坠毁，车上的人全都遇难。人死不说，连个尸体都见不着。据说车子在坠落悬崖时着了火，车上的人都烧得不成样子，肉眼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最后是医院根据化验确认死者。当我看到小雨时，她已经成了一只黑色的盒子。

骨灰盒呐！

我带着小雨的骨灰盒离开莫斯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莫斯科突降大雪，火车站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的心情就像这冰天雪地一样寒冷。一列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苹果、生猪等货物的闷罐火车停靠在月台上，苏方和中方的很多人员正在卸货、验货。这些货物是中方作为还债用的。正如人们听说过的一样，苏方对货物有严格的检查手续，月台上摆放着好几台滑轮机，卸下来的苹果都要经过滑轮机的检验—大小都有“科学而死板”的规定，过大的不要，过小的也不要。对生猪，苏方人员也一一检查，凡是猪身上有伤痕或青疤，都不要。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微妙，我的行李在火车站也受到严格检查，我的导师安德罗见此再一次劝我别回国。那几天，他一直在劝我留下来，就在头天夜里，我们曾有过一次长谈，他给我分析了中苏关系的前景和我个人可能有的前途，认为回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差的选择。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中苏关系必将交恶，怀疑我回国后可能会去破译他们苏联密码，把我俩深厚的友情玷污。他希望我留下来，读完本科读硕士，甚至读博士，今后专心做学问，不要卷入破译领域。导师说：这是意识形态的事情，说到底跟学问是没关的，我自己的经历应该成为你的教训。我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但你完全可能不步我后尘，做一个单纯的学人。可我知道，这不可能，可以说，我生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人”。我说过，我是个革命孤儿，是党把我培养成人，在党和国家需要我时，我不可能有自己的愿望和选择。

检查完行李，导师问我知不知道刚才检查我行李的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克格勃。我估计他对我的秘密身份可能已经有所觉察，故作惊讶，“怎么可能呢？”他笑道：“我的朋友，我认为你应该对我说实话，你除了中国科学院密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外，还有没有别的身份？”

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

嘿，她是一个有问题的天使。

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

在701，有关黄依依的传闻并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们因着自己的好恶和见闻，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讲述着同一个人的故事和传闻。他们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对这位701历史上唯一的女破译处长—黄处长—充满写作冲动。但我一直不敢贸然下笔，因为一个对黄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个像讲阿炳故事的钱院长一样的人物，我迟迟未能谋面，他就是701历史上的第四任院长，安院长。

安院长资格甚老，系701初创时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称。现在九君子相继辞世，他是唯一在世的，已经八十好几。但身体似乎还好，跟我握手时，我感觉他手上的气力很充足，说话的声音也有气有力，只是浓重的浙西土语让我听来有些吃力。他离休后一直生活在北方某个偏僻小镇，那里既不是他家乡也不是他的工作地，只是他刚满周岁的小孙子胡乱确定的一个地方。据说，安老这人颇为怪异，离休时面对北京上海等大好城市都不去，只要求组织上给他任意安排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里，只要陌生！这可把组织难住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他陌生的地方多着呢，怎么来确定呢？最后，还是他自己做主，让只满周岁的小孙子在一幅中国地图上随便丢一枚硬币，硬币停落之处，便为他归宿之地。这有点宿命的意思。就这样，这些年来，他有如一只失散的鸟，过着几乎与701人隔绝的生活，时间长了，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我说：“安德罗先生，你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

他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给我了很多秘密和疑虑。”

我说：“先生，我对你没有任何秘密。”

他说：“朋友，你没有说实话。”

他指着我抱在手上的骨灰盒，问我妻子小雨到底是怎么死的，他说他不相信只是一起偶然的车祸。我发誓事实就是这样。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只能这样说，哪怕我对他非常信任。最后，他郑重地要我记住他一句话：回国后，如果组织上要求我破译他们国家密码，无论如何我都不要接受。

后来当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见，要请他开口绝非易事。无疑，当初他选择“失散”的目的大概本身就是为了免开尊口。所以，我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后，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不是全胜，只能算半胜。他同意跟我讲关于黄依依的故事，但同时要求我，是签字画押地要求：在本书中不能写他离职前后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经有所耳闻，相信如果写出来，也许比阿炳和黄依依的故事还要好看。现在，我跟他签字画押过，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讳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点涉及。连暗示也不敢。他还要求我，关于黄依依的故事只能采用“他的说法”。这也是签字画押过的。所以，现在我只能以他的口吻讲述本故事。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十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样子，应该说，依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作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01

我的故事要从莫斯科开始讲起。我是个革命的孤儿，从小在莫斯科长大。一九三一年，我才四岁，就去了莫斯科，回国时已经二十岁，是一九四七年。我在莫斯科学的是无线电业务，回国后组织上安排我进了701工作。开始干的就是最基础的侦听业务，后来因为我俄语好，做过一阵子情报收集、整编工作。一九五七年，组织上把我和妻子小雨都派去莫斯科，我妻子小雨在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我则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编码研究中心学习破译技术。这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件事，我一生的功与过、荣与毁、幸与不幸都跟破译有关，包括现在，我走出人们的视线，蛰居在这里，也是它的后遗症。我的导师安德罗经常说，这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阴谋，一个阴谋中的阴谋。一个人长期从事这种阴暗、秘密、高智力强度的工作，身心都会受到某种伤害。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最后你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按理我应该是一九六○年七月毕业，但是这年三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组织上通知，让我迅速回国。是一个代号叫“飞机”的同志来通知我的，她是女性，长春人，长得很高大，皮肤像游泳运动员一样棕红棕红：一种健康的颜色。她是我在莫斯科期间的领导，当时我名义上是个留学生，实际上是有秘密身份，说白了就是间谍，主要收集当时苏联破译美国军事秘密的情报。我的导师叫列夫列耶·安德罗，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令美国人头痛的破译专家，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他身边，目的是要利用他的地位搜集西方军事情报。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友情与日俱增。他不但是我的先生、导师，也是我一生事业的“生身之父”，我后来所以改名为安在天，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和纪念。知道要走后，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尤其是我的学业尚未结束，突然走，眼看就要到手的毕业证拿不到，心里觉得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