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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2 /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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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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