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千年帝国的陷落（第2 / 6页）

<a id="note_28" href="#noteBack_28">[28]</a>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此之前，正是希腊方面挽救了教皇的权威。1431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十七届天主教教会普世公会议，会议讨论了限制教皇权力的问题，普世公会议主义者们要求赋予普世公会议最高的权力，当时的尤金四世教皇面临很大的困境。而恰好这时，希腊方面派来使节，希望与拉丁教会沟通，结束长达几百年的大分裂状态。这使得教皇得以重振声望。于是就有了接下来在费拉拉与佛罗伦萨继续举行的普世公会议。而部分顽固的普世公会议主义者则继续在巴塞尔开会，直到1449年才向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表示屈服。不过，后来的尼古拉五世手中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只能求助于在拜占庭当地有着很多利益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是这两座城市也都表现得相当犹豫，动作迟缓。

<a id="note_23" href="#noteBack_23">[23]</a> 普世公会议(Konzil，东正教方面叫Synode)，是传统基督教中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负责审议或表决重要教务和教理争端。

无需探子和倒戈投诚者，被困在城里的人们就很清楚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知道，穆罕默德已经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那种肩负巨大义务并且面临巨大危险的不祥预感，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压在整座城市的上空。这些平时四分五裂、陷于宗教纷争的居民，在这最后几个小时里聚在了一起——总是等到大难临头之际，世间才会出现空前的团结场面。东罗马的巴塞勒斯<a id="noteBack_59" href="#note_59">[59]</a>也下令举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仪式，为的是让每个人都清楚地记住他们要去奋力捍卫的东西：基督的信仰、伟大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根据他的命令，全城的人——无论东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无论是僧侣，还是普通教徒；无论是垂髫孩童，还是白发老者，他们全都集合在一起，举行一次空前绝后的宗教大游行。谁也不许待在家里，当然，谁也不愿留在家里，从豪奢的富翁到赤贫的穷人，都虔诚地排着队，唱着“Kyrie Eleison”<a id="noteBack_60" href="#note_60">[60]</a>的祈祷歌，进入庄严的行列之中；队伍先穿过内城，然后经过外面的城墙。从教堂里取出来的圣像和圣人的遗物被举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凡是遇到城墙有缺口的地方，就贴上一张圣像，人们相信它比世间的所有武器都更能抵抗异教徒的攻击。与此同时，君士坦丁皇帝把元老院、贵族以及指挥官们召集到自己身边，向他们做了最后一次讲话，以激励他们的士气。虽然他不能像穆罕默德那样向他们许诺无数的战利品，但他却向他们描述了，如果他们击退了这最后一次决定性的进攻的话，他们将为全体基督徒和整个西方世界赢得何等的荣耀；而如果他们屈从于那些杀人放火的强盗，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危险。穆罕默德和君士坦丁，两个人都知道：这一天将决定今后几百年的历史。

<a id="note_24" href="#noteBack_24">[24]</a> 此处茨威格的记述似乎有误，当时的牧首应当是阿塔纳修斯二世(Athanasios II，1450—1453年在位)，而格列高利三世(Gregorius III.，1443—1450年在位)乃是其前任，但由于其与罗马教廷合并的主张遭到了极大的反对而不得不于1450年放弃牧首一职，然后逃到了罗马，并于1459年死于该处。

圣索非亚教堂里的最后一次弥撒

<a id="note_25" href="#noteBack_25">[25]</a> 指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Nik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被视为第一位文艺复兴的教皇。

<a id="note_18" href="#noteBack_18">[18]</a> 君士坦丁十一世(Konstantin XI.，1404—1453)，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1449—1453年在位，其结局后文将详述。

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距离真正进攻的地点不远，有几个土耳其人通过外层城墙中的某个缺口冲了进来。他们不敢直接向内墙冲锋。但当他们十分好奇而且漫无目的地在第一道与第二道城墙之间四处乱闯时，他们发现，内城墙的边门里面有一座被称作“凯尔卡门”的城门，由于某种无法理解的疏忽，竟然敞开着。就其自身而言，这仅仅只是一扇小门而已，在和平时期，当大城门关闭的时候，行人就由此出入。正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所以在最后一夜的普遍激动中，人们显然忘记了它的存在。这些耶尼切里军团的士兵惊奇地发现，在如此坚固的堡垒中间，竟然有这样一扇门正向他们敞开着，可以从容地进入。起初，他们以为这是军事上的一种诡计，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荒唐的事情太过不可思议：通常，堡垒前的每一个缺口、每一扇小窗、每一座大门前，都是尸体堆积如山，燃烧的油和投枪会呼啸着飞下城墙，而这里的凯尔卡小门，却像星期天似的一片和平景象，大方地敞开着，直通城中心。他们立刻设法叫来了增援部队，于是，整整一小队人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冲进了内城。那些守卫在外层城墙上的人丝毫没有察觉，根本没有料想到背部会受到袭击。几个士兵突然发现在自己的防线后面竟然有土耳其人，于是战场上就响起了那不幸的喊叫。在任何战斗中，这种喊叫比所有的大炮加起来都更为致命，那就是谣言的呼喊：“城破了!”然后，土耳其人也跟在后面大声欢呼：“城破了!”喊声越来越大，它瓦解了一切抵抗。东罗马的雇佣兵们以为自己被出卖了，纷纷离开自己的阵地，以便及时逃回港口，逃到自己的船上去。君士坦丁带着几名亲随冲向入侵的敌军，但已无济于事，他阵亡了，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人认出他来。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乱尸堆中从一双饰有金鹰的紫色靴子上确认，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已经战死沙场，以罗马人的观念来看，这是光荣的死法，而他的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不过烟尘大小的一次意外，凯尔卡门，一扇被人遗忘的边门，就这样决定了世界的历史。

<a id="note_19" href="#noteBack_19">[19]</a> 圣索非亚大教堂(Hagia Sophia，来源于希腊语，“神圣智慧”之意)，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教堂，拜占庭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公元532—公元537年由查士丁尼大帝在原先两座被毁教堂的原址上建造而成。1453年后被改为伊斯兰教清真寺，1934年后成为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

凌晨一点，苏丹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巨大的帅旗迎风一展，十几万人齐声高喊“安拉，安拉是真主”，他们拿着武器、云梯、绳索、挠钩向城墙冲去，战鼓阵阵，军号劲吹，大鼓、铜钹、笛子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杀声震耳，炮声如雷，汇成一场绝无仅有的大风暴。那些未经训练的巴什波祖克<a id="noteBack_61" href="#note_61">[61]</a>率先被无情地送到城墙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半裸的躯体，在苏丹的进攻计划中只是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目的是要在主力部队发起决定性的冲锋以前削弱敌人，使其疲惫不堪。这些被驱赶的替死鬼带着数百架云梯在黑暗中向前奔跑，向城垛和雉堞上攀登，被击落，然后再冲上去，又被打退，接二连三，周而复始，因为他们没有退路：他们不过是些毫无价值的人形炮灰，精锐的主力部队就站在他们的背后，不断地把这些替死鬼驱向几乎是必死的境地。守军暂时还占据优势，即便矢箭和石块如雨点般落下，也根本无法给身披锁子甲的他们造成伤害。但他们面临的真正危险其实是疲劳——而穆罕默德也正确地估算到了这一点。城墙上的守军全身穿着沉重的甲胄，不停地迎战一批又一批势如潮涌的轻装部队，他们一会儿在这里战斗，一会儿又不得不跳到另一处去战斗，就在这种被动的防御中，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被消耗殆尽了。而现在，双方激战了两个小时之后，天色开始破晓，由安纳托利亚人<a id="noteBack_62" href="#note_62">[62]</a>组成的第二梯队发起了攻击，战斗也愈加危险。因为这些安纳托利亚人都是纪律严明的战士，他们训练有素，并且同样穿着锁子甲。此外，他们在人数上占着绝对优势，事先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相比之下，守城的军队却不得不在多个地点之间来回抵御敌人的进攻。不过，进攻者所到之处还是不断地被击退下来。于是苏丹不得不动用自己最后的储备——耶尼切里军团<a id="noteBack_63" href="#note_63">[63]</a>，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主力部队和精英近卫军。他亲自率领这一万两千名精选的年轻士兵，他们是当时欧洲公认的最优秀的战士，齐声呐喊向着精疲力竭的敌人冲去。现在真正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城里所有的钟都已敲响，号召最后那些尚能一战的人都到城墙上来，水手们也被从船上召集而来，因为真正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开始。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出现了，东罗马军中英勇的热那亚人领袖孔多蒂热·朱斯蒂尼亚尼(Condottiere Giustiniani)被流石击中而身负重伤，被抬到船上去了，他的倒下，使守卫者的力量一时发生了动摇。但是，皇帝已亲自赶来阻挡这十分危险的突破，并且再次成功地把敌人的云梯推了下去：狭路相逢，果敢的对决，有那么一瞬间，拜占庭似乎得救了。最危急的苦难战胜了最野蛮的进攻。但是，就在此时，一次悲剧性的意外事故发生了，那是时间长河中神秘莫测的一秒钟，它偶尔会让历史做出令人难解的裁决，正是这个事件一下子决定了拜占庭的命运。

<a id="note_20" href="#noteBack_20">[20]</a> 桨帆战船(Galeere)，欧洲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使用的人力推动的战船，能荷载200~500人，主要依靠奴隶和战俘划桨推动。

士兵们用疯狂的欢呼声接受了这样一个狂暴任性的谕令。那雷鸣般的欢呼声，还有数千人高呼“Allah-il-Allah”<a id="noteBack_57" href="#note_57">[57]</a>的祈祷声，就如同一阵风暴向惊恐不安的城市卷去。“Jagma，Jagma”<a id="noteBack_58" href="#note_58">[58]</a>，这个词已经成了战场上的口号，它随着战鼓回荡，随着铜钹和军号齐鸣。到了夜里，军营里一片节日的灯海。被困者胆战心惊地从自己的城墙上看着平原和山丘上点燃起无数的灯光和火把，敌人吹着笛子，敲着战鼓和手鼓，在取得胜利以前就大肆庆祝胜利；那场面恰似异教徒祭司在献上牺牲之前举行的那种极其嘈杂的仪式。但是到了午夜时分，所有的灯火又都按照穆罕默德的命令突然一下子全部熄灭，几千人的热烈声响戛然而止。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与令人不安的黑暗，带着决然的威胁，对于那些心神不定、侧耳谛听的人来说，要远比那喧嚣灯火中的疯狂欢呼来得更为可怖。

<a id="note_26" href="#noteBack_26">[26]</a> 圣斯皮里宗(Spyridon，也可以写作Spiridon，而茨威格文本中误写作Spiridion)，公元270—公元348年，虽然隶属东部教派，却是同时受到东西两大教派承认的宗教圣徒，其遗体原本安葬于塞浦路斯，后在拜占庭与阿拉伯帝国战争期间被转移至君士坦丁堡，据传说在挖掘时发现其遗体不腐，并且散发出罗勒草的香气。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后，其遗体被转移至希腊克基拉岛(Korfu)，因此被认为是该岛的守护神。其纪念日是12月12日。

战斗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已经持续了将近六个星期，苏丹变得不耐烦了。他的大炮已经毁坏了城墙上的很多地方，但是，他所指挥的一切攻击，到目前为止都被顽强地击退了。对一个统帅来说，现在只剩下两种可能：不是放弃包围，就是在经过无数次小规模袭击之后，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总攻。穆罕默德把他手下的帕夏们召集起来举行作战会议，然后他用热切的意志战胜了一切顾虑。这次决定性的大总攻被定在了5月29日，苏丹以他一贯的果断作风进行着战前的准备工作。他下令举行一次节日庆典，十五万人的部队，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全都必须完成伊斯兰教规定的一切节庆礼仪——七种洗身<a id="noteBack_54" href="#note_54">[54]</a>、白天举行三次隆重的大规模礼拜<a id="noteBack_55" href="#note_55">[55]</a>。所有现存的火药和石弹都已运来用于炮火强攻，以便为攻城铺平道路。各个部队都被分配了攻击任务。穆罕默德从清晨忙到深夜，片刻不歇。他骑着马，沿着从黄金角到马尔马拉海的广大阵地，从一个营帐走到另一个营帐，到处亲自给指挥员鼓气和激励士兵。不过，作为一个通晓别人心理的人，他知道怎样才能最有效地煽动起十五万人的高昂斗志。他许下了一项可怕的诺言，后来他也完全履行了这项诺言，这既给他带来了荣誉，也给他带来了耻辱。他的传令官敲着鼓、吹着号，四处去宣读这一诺言：“穆罕默德以真主的名义，以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的名义和四千名先知<a id="noteBack_56" href="#note_56">[56]</a>的名义发誓，他还用他的父亲穆拉德苏丹的灵魂，用他自己孩子的头颅和他的弯刀保证，在攻陷拜占庭以后，他允许他的部队尽情劫掠三天，不受任何限制。城墙之内的所有一切：家什器具和财物，饰物和珠宝，钱币和金银，男人、女人、孩子都属于取胜的士兵们，而他本人则放弃所有这些东西，他只求得到征服东罗马帝国这座最后堡垒的荣誉。”

<a id="note_27" href="#noteBack_27">[27]</a> 即后来土耳其治下的第一任君士坦丁堡牧首金纳迪乌斯二世·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 II. Scholarios，1405—1473)，系当时反对派的主要领袖，后由于其反罗马教会的立场而被穆罕默德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1453—1456年在位，后于1458年、1462—1463年、1464年三次短暂出任牧首一职。

总攻前夜

被遗忘的边门——凯尔卡门

<a id="note_21" href="#noteBack_21">[21]</a> 费拉拉(Ferrara)，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历史上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城市之一。

在这样激动人心的仪式之后，皇帝再一次匆匆地返回皇宫，请自己的所有臣仆原谅他以往对待他们的不周之处。然后他跃身上马，正如他那位伟大的对手——穆罕默德此时正在做的那样，沿着城墙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去激励士兵。已经是深夜了，没有人说话，也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但是围墙之内的几千人心情激荡，他们正在等待着白昼，等待着死亡。

<a id="note_22" href="#noteBack_22">[22]</a> 佛罗伦萨(Florenz)，意大利中部城市。应希腊方面的请求，当时的教皇尤金四世(Eugenius IV.，1431—1447年在位)于1438年在意大利费拉拉主持召开天主教教会普世公会议，讨论罗马教会与希腊教会合一问题，有七百多名希腊教会代表参加，一年后会议移至佛罗伦萨举行，1439年7月6日通过两教会统一的决议，希腊东正教会确认罗马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首席地位。

接着，最后一幕开始了，那是欧洲历史上最感人的场景之一，那是灭亡之前必然出现的令人难忘的迷狂。濒临死亡的人们都聚集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富丽堂皇的总教堂——圣索非亚教堂里，自从基督教东西两个教派重修旧好以来，两个教派的信徒其实都很少来到这里。全体宫廷臣僚、贵族、希腊以及罗马教会的教士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士兵与水手，所有人都一律顶盔披甲、佩带武器，齐集在皇帝的四周：跪在他们身后的是成千上万个毕恭毕敬的黑影——那是饱受恐惧和忧虑煎熬的老百姓，他们低着头，口中念念有词。蜡烛艰难地与那低垂的拱顶所形成的黑暗抗争着，照着这群齐跪在地上祷告的人，几千人犹如一体。那是拜占庭的灵魂在这里向上帝祈祷。这时，牧首庄严地提高了自己的嗓音，呼唤着上帝，唱诗班则同他唱和。西方世界里神圣且永恒的声音——音乐，在大厅里再次响起。接着，人们以皇帝为首，鱼贯走到祭台前，去领受信仰带来的安慰，持续不断的祈祷声犹如澎湃的波涛在巨大的厅堂里回荡，在高高的穹顶上盘旋。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弥撒，它的安魂弥撒开始了。因为在查士丁尼大帝建造的这座总教堂里，这是最后一次有基督信仰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