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屋子里的野蛮人（第3 / 5页）
每次我认真地批评他的时候，他就会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双眼直直地看着我的脸，脸上一副伤痛欲绝的表情，里面还夹杂着一丝警惕和警醒，这种表情土著人随时都能做出来。随后，他的双眼会慢慢蓄满泪水，然后大颗大颗地流出来，顺着脸颊滚落。我心里很清楚，这绝对是鳄鱼的眼泪，如果是别人，绝对一点儿都影响不到我。但看到卡曼特这样，我就会受不了。因为此时此刻，他那木刻般毫无表情的扁平脸庞，会重新陷入黑暗和无止境的孤独世界中，而他已经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了很多年了。在他幼年被羊群环绕时，脸上很可能就挂满了这种无声的、沉重的泪滴。看着它们，我感到很不安，就会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他的错误。而一旦我这么做，他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会降低很多，于是我也就懒得再追究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眼泪很容易让我放松警惕，让我丧失斗志。但不管怎样，我坚信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默契。他一定很清楚，我完全能看出他泪水中的悔恨，除此之外，我不会再想别的。而他其实也并不是想拿这些眼泪来欺骗我，他应该是把它们看作是面对更高权威时的一种仪式。
他总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他为这个称呼赋予了什么含义，所以就总是去问他。但问了好多次，他就只是说，我信仰什么，他就也信仰什么。当然，我自己很清楚我在信仰什么，所以也就没必要再去问他了。后来我发现，他这么说完全不是借口，而是他自己乐观向上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信仰声明。他把自己交给了白人们的上帝，并随时准备执行上帝的命令，但他不会主动去寻找某套工作制度背后的原因，因为这些工作制度很可能会和白人自己的一些制度一样，既不合理又不可理喻。
有时，我的某些行为会与苏格兰教会的教诲冲突。卡曼特是属于苏格兰教会的，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他就会问我谁的才是对的。
土著人很少会有偏见，这一点很令人吃惊，因为人们总觉得原始部落里会有许多严格的禁忌。我想这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他们与许多不同的种族和部落已经非常熟悉，二是因为非洲东部的人际交往活动比较活跃。这种交往活动的大门，首先是由旧时代的象牙商和奴隶贩子打开的。到了现代，欧洲的移民和大型野兽狩猎者再次打开了这道门。从高原上的牧童到成年人，几乎每个土著人都面对面地见过许多自己种族外的人。他们见过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人、卡维朗多人。这些人对于他们，就相当于西西里岛人对于爱斯基摩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而不是通常人所认为的土气的乡下人、粗野的居民或传教者，后者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群体内，脑袋里有一套固定的观念。白人和土著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很多误解或误会，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如果土著人把你当作是基督的代表，那你做事就要小心谨慎了。
卡曼特本来是很自由自在地在说话，听到我这么一说，突然就变得扭捏起来。他低下头小声问我，我会写关于他的什么事情。
“我可能会写你以前生病时出去放羊的事情，”我说，“你那时候在想些什么？”
他抬起头，双眼在屋子里上上下下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很含糊地说：“塞朱利。”意思是“我不知道”。
“你那时候害怕吗？”我问他。
他没有立即回答，停顿一会儿才肯定地说：“是的，大平原上的孩子都会有感觉害怕的时候。”
农场上有个从基库尤保留区过来的土著小孩，名字叫基塔乌。他喜欢思考，喜欢观察，做事情也很专注。我很喜欢他。刚来农场三个月，他就跑过来问我要推荐信，说想要跟着我的老朋友阿里·比·萨利姆工作。阿里·比·萨利姆是一位酋长，同时也是蒙巴萨沿海地区的一名官员。他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基塔乌见过他。但那时，他还刚到农庄不久，对这儿的一切才刚刚熟悉，所以我不太想让他离开。我说可以给他涨薪水。但他拒绝了，说自己想离开并不是想要高薪水，而是在这儿待不下去了。他告诉我，在保留区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好了，以后一定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或者伊斯兰教徒，但具体是哪种教徒，他还不确定。他从保留区来到我这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他在农场生活了三个月，已经见识到了基督徒的“特斯特德”，即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现在他想通过我，再到蒙巴萨的阿里酋长那儿生活三个月，去看看伊斯兰教徒的特斯特德，然后再决定自己到底要皈依哪个宗教。“我的上帝啊，基塔乌，你刚来这儿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大呼。我相信，即使是一位大主教，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时，他也会这么说，或者至少心里会这么想。
伊斯兰教徒是不吃动物肉的，除非这只动物是某个伊斯兰教徒以正统的宗教礼俗划破喉咙死掉的。但这在游猎过程中就很难实现了，因为大家几乎不带任何补给，都只能吃被枪杀的猎物。想象一下，当你端起猎枪打死了一只狷羚，你的伊斯兰教随从们立刻像长了翅膀一样奔向它，要在它死去之前用刀划开它的喉咙，而你只能两眼冒火地站在一旁等着结果。如果你看到他们站在狷羚身边，双臂和头无精打采地耷拉下去，那就说明在他们跑到之前，狷羚已经死去了。那你就得继续赶路，去猎杀另外一只狷羚，否则，为你扛枪的这些伊斯兰随从们就要饿肚子了。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一次准备赶牛车出去打猎。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我在偶然间碰到了一位从基贾贝来的穆罕默德后裔，我请求他豁免我的伊斯兰教徒，允许他们在狩猎开始和结束的过程中做平时不能做的事情。
这位年轻的穆罕默德后裔非常聪慧。他和法拉以及伊斯梅尔聊了聊，然后就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每次开枪，她都会说，或者至少会在心里默念‘以上帝的名义’这样的话，她的子弹与信仰正统的伊斯兰教徒的刀就是一样的了。在你们的游猎途中，你们可以吃被她的猎枪打死的动物。”
在非洲，各基督教会之间缺乏容忍和宽容，这一点降低了他们在非洲的威信。
每当圣诞节来临，我就会开车到法国布道会去听子夜弥撒。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一般都很炎热。开车穿过篱笆围起的种植园时，就能听到教会的钟声划破清新、温暖的空气，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到达之后，你会看到一群开心、活泼的人围在教堂周围。从内罗毕来的法国和意大利老板们携家眷来了，女修道院的修女们来了，穿戴着各色艳丽服装的土著人也来了。漂亮精致的大教堂被几百支蜡烛点亮，玻璃窗上有着各种图案，都是神父们自己画上去的。
“那你害怕什么？”我问。
他静静地站在那儿，表情慢慢变得镇定深沉，双眼凝视着前方。
然后，他说：“乌提斯，这儿的男孩们都害怕乌提斯。”
几天后，我看到他在跟其他仆人们聊天。他告诉仆人们，我写的书到了欧洲会被粘在一起，而且也可以做得像《奥德赛》那么厚，不过要花费一大笔可怕的费用。说完，他还把那本《奥德赛》拿给小伙伴们看。他表示他不相信这本书会卖得好。
卡曼特有一种独特的才能，这在我的房间里对他特别有用。那就是，他只要想哭，就立刻能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