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马王庙（第3 / 7页）
柯罗威教士莫名其妙，安抚了小满几句，很快就走开了。小满沮丧地靠在笼子旁边，不知该如何表达才好。忽然他感觉前方的阳光被一道影子遮住，一抬头，看到守园人走了过来。这个人肩扛铁锹，神色阴冷，目光锐利，似乎能读懂小满脸上的焦虑从何而来。
萨仁乌云忽然想到了什么，略带好奇地问道：“也就是说，你到现在还没找到受洗的信徒？”柯罗威教士抬起头，微微露出一丝苦笑，这的确是件让人头疼的事。
赤峰州的春天，比中原要来得更晚一些。到了草原的青草冒头之时，经过一冬困顿的牧民会结伴前来赤峰，购买紧缺的盐巴、茶砖、铁器和药物，采购完以后，他们还会顺便逛逛这座繁华的城市，好回去讲给自己的孩子听。
麻烦就在这里。
尤其是今年赤峰城里还多了一个动物园，就更值得多停留几天了。这个神奇的场所在各地已经成了传奇，每一位牧民都渴望能一看究竟。
在中国，很多教士会采取一些不名誉的手段强行拉人入教，他们觉得这是正当的。但柯罗威教士坚决反对这种方式，对此嗤之以鼻。因此在赤峰的诺亚动物园里，柯罗威教士没有急于劝诱那些在布道堂听讲的游客们入教，而是一遍一遍地讲述神创造天地的奇妙，诺亚、摩西、亚伯拉罕的行迹，弥赛亚与使徒们的作为。柯罗威教士的口才不赖，中文又很熟练，每次宣讲效果都不错，很受游客们欢迎。他们还会问出五花八门的问题，教士耐心地一一解答。他相信，疑问至少代表他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是通向信仰的第一步。
一位从锡林郭勒来的年轻牧民随着同伴进入赤峰城，他先办好了自己家的事情，然后扛着两个褡裢袋，又去看了诺亚动物园。他惊叹于万福的雄壮和虎贲的凶猛，又在虎纹马吉祥——现在已经改名叫巴特了——面前伫立良久，羡慕不已。
“别忘了祖狼的足迹。”幕僚在离开前特意又叮嘱了一句。
野餐会结束之后，动物园的三位成员把马王庙的两位僧人以及萨仁乌云一直送出了门，然后彼此道别。这些快乐的人与快班邮差擦肩而过，唱着歌离开了。
在动物园的工程进展过半时，楞色寺曾经唆使受伤的寺奴工人们蓄意阻挠，没想到当晚在工地四周就出现了祖狼的足迹。赤峰人相信这块地方一定深得庇佑，结果工人们主动复工。无论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始终是诺亚动物园的一层屏障。
总堂与柯罗威教士通了几次信，教士每次都洋洋洒洒地写上十几页信纸，从神学、哲学和中国现实的角度予以阐释，希望能得到理解，但对方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这就是为什么当萨仁乌云说起这个话题时，教士会报以苦笑。
楞色寺的老喇嘛干笑了几声，这八成是马王庙的和尚们在捣鬼，那些来历不明的酒肉和尚最擅长干这些。听说那些和尚经常去诺亚动物园，两边关系不错。看来如果要动诺亚动物园，就必须先扳倒马王庙。
柯罗威教士在美国时，秉持着一个不太正统的观念：他乐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大家吸引进教堂，激发他们的兴趣，但不必急于去洗礼和领取圣餐。个人的信仰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演变过程，而不是像上门推销割草机一样，只追求瞩目的数字结果。在柯罗威教士看来，让一群蒙昧之人对神产生兴趣，比诞生一个虔诚的圣徒还要重要。
这时一位和蔼的老喇嘛凑过来，对他耳语了几句。淳朴的牧人立刻露出诚惶诚恐的神情，听喇嘛说完以后，他先看了看远处的万福，再看了看近处的虎贲，眼神里放射出狂热的色彩。这位牧民垂下头颅，任由老喇嘛的手掌摩擦头顶，随后两人分开离去。
教士没有跟朋友们说，这件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麻烦。
远处的虎贲看到这一幕，野兽的直觉让它发出一声不安的吼叫，引起周围不明真相的游客一阵赞叹。整个动物园只有小满听懂了虎贲的意思，他找到柯罗威教士，“啊啊”地扯着衣角。教士见小满神色有异，以为是虎贲病了，可小满却总是摇头。
萨仁乌云说：“你需要信徒吗？”柯罗威教士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缓慢而坚定地摇摇头。造假这种事，没有任何意义，他不希望自己的信仰蒙上灰尘。肥方丈嘟哝了一句：“早说让你来马王庙里。”教士咳了一声，和尚低下头去，继续吃。
更关键的是，柯罗威教士至今也没有发展哪怕一个正式受洗的信徒（其实教士认为万福符合资格，她在武烈河里已经受过洗了，不过差会显然不会把大象列入信徒名单），这让最后一丝可以辩护的合理性也消失了。
哦，对了，还有沙格德尔。那个疯疯癫癫的家伙才是始作俑者，如果没有他，柯罗威教士从一开始就无法立足。
之前柯罗威教士坚持要带动物去赤峰，是因为他认为动物园更有利于传播福音。有这个理由在，差会中国总堂才算是勉强同意。但在动物园建成以后，总堂惊讶而愤怒地发现，这位可敬的同僚在二选一的情况下，居然选择先建起了动物园，教堂至今还没着落。这个本末倒置的举动让总堂非常恼火，他们简直不知道在年度报告里该怎样写，这会成为整个公理会的笑柄。
数来数去，老喇嘛有点儿困惑，这个动物园到底有什么来头，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奇怪的助力。想到这里，老喇嘛谢过幕僚，把抄件揣在袖子里，回到寺里。任何人问起来，他都摇头不语，似乎这件事就这么被淡忘了。
在大洋彼岸，公理会的教堂可以各行其是，并不存在一个上级权威来发号施令。柯罗威教士在伯灵顿的做法不会受到多少束缚。可是在中国，个人的行事却没有那么自由。公理会差会对在华教士有着很强的管辖权——这可以理解，毕竟两国情况完全不同——因此他们对于各地所开拓的信徒数字格外看重，并据此进行褒美、建议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