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1 / 6页）
人心有时候真是古怪，像插在我家破桌子桌缝间那些竹签上的东西一样古怪。经过烟熏火烤，如果没人告诉你，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么。
一九八二年的神仙顶还没通电，也没通电话。1982年在中国那样的农村为数不少，多数在山区。
老支书走到桌前，后背双手，弯下腰细看着那排竹签子，又问：“也不全是青蛙肉吧？”
我父亲说是张家贵送来的青蛙肉。张家贵是当年的一名“老高三”返乡知青，在一九八二年，仍是神仙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从前他曾一心考大学，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肯定能考上，他自己也信心满满。但“文革”使他的理想彻底破灭了，返乡后一蹶不振，也一直不谈恋爱。恢复高考后，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又瘫在床上了。等他尽了最后的孝心，发送走了老母亲，已经到了一九八一年了。此时我大姐何小芹，一下子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颜值高得像一朵初放的牡丹花。老支书亲自替我大姐向他说媒，居然一说就成了。神仙顶的人普遍认为，他肯放弃高考夙愿，无非由于这么三种原因——那夙愿本身被生活磨去了光彩，如同败落了的宅院门上的一把锈锁，持有钥匙的人已懒得尝试那把锁还能不能打开；二是他刚被选为村长，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期望很大，而他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另一种能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大姐的姿色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吸引。
我二姐对我说，不仅她和我大姐觉得那“伞兵哥哥”一表人才，很帅，全村人都那么认为。
人们又普遍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才是根本性的原因。据我二姐说，张家贵以前并没太注意过我大姐，等他开始被我大姐的美所吸引，又有些自卑了。因为说到底，他不过是神仙顶的一个三十二岁的大龄光棍，相貌也一般般。至于曾是“老高三”，这一页已彻底被历史翻过去了，不再能成为优越于别人的资本了。而且，提亲时我大姐才十六岁多，他的年龄比我大姐大了一轮。
老支书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骑上村里的公用自行车到乡里去报告。那年已分田到户，生产队不叫生产队了，重新叫村了。公社也不叫公社了，重新叫乡政府了。好在打工潮还没正式涌动，村里的小伙子不少，争着去完成报告的任务。也好在神仙顶离乡政府不是太远，也就十四五里，并且是下山路。
都三十二了，就是考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四年后大学毕业三十六了，不论在学校里还是毕业后，他能找到何小芹那么漂亮的妻子？男人嘛，一辈子活得好不好，无非是由财运、官运、口福、艳福四桩事决定的。四桩事中，艳福是排在第一位的。哪个男人艳福不浅，当官的人有钱的阔佬也是嫉妒的。就他张家贵那么一个神仙顶的大龄光棍，能与何小芹订下婚事，他就别再做其他的梦了，一辈子知足吧！——村里的男人，特别是光棍，对我大姐与张家贵的婚事基本上如是议论。
伞兵在担架上向人们挥手告别时，我大姐何小芹站在窗口，望着远去的担架已是泪流满面。
乡政府有武工部，武工部派一个人跟到了神仙顶，还带了一套军装。或许，他们估计那伞兵的衣服肯定破损不堪了。其实他的衣服倒是好好的，但他还是换上了武工部的人带给他的军上衣，将自己脱下的空军上衣送给了我大姐——那是一件黑色的薄皮做成的上衣，连袖口上都有黄色的铜扣子。摸上去哪一个部位都非常柔软。
傍晚，老支书来到了我们家。
没人知道我大姐陪那伞兵聊了些什么，但当年许多人都听到我大姐为那名伞兵唱歌了，连唱了几首贵州山歌。我大姐不仅长得漂亮，唱歌也好听。聚在屋外的人，包括我父亲、我二姐和躺在屋里的我母亲，都听到了那伞兵的鼓掌声和夸我大姐唱得好听的话。
我父亲在做饭，我二姐在帮我父亲烧火；我大姐在我父母的屋里，替我母亲擦脸、洗手、洗脚。
那是一次两省军方空陆部队进行的侦察与反侦察演习，属于一次常规演习，并没什么重要的军事针对性。当兵的嘛，不经常演习演习怎么行？侦察机在高空遇到了不利的气流和风向，不得已飞过了云贵省界，侦察员们全降到贵州这边来了。他是最后离机的，自己也不承想会降到神仙顶这么一个地方……
至于我大姐心里怎么想的，对自己的婚事中意还是勉强，我从没问过我二姐，她也从没主动说。我认为那也是最不该问我父亲的话，我父亲同样没主动聊过，所以我至今一无所知。
那伞兵纪律意识特强，只对老支书何广泰一个人解释了他出现在神仙顶的原因——一架载着几名侦察员的侦察机自昆明的军事机场起飞，按原计划飞临云贵两省交界之处，一声令下，侦察员们都应声跃出机舱。而地面上，准确说应该是山林中，有驻扎贵州方面的陆军组成的搜捕队对他们进行搜捕……
我父亲倒是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神仙顶的何姓人家，对于张家贵终于没能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背地里是欣然相庆的，因为他不姓何，而姓张。如果第一名大学生产生在杂姓人家，将使神仙顶大多数何姓人家觉得没面子，会有集体的失落感。连何广泰也是这么想的，尽管他是支书。一方面，人们不愿看到张家贵成为神仙顶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另一方面，人们又集体地拥护他成为村长，集体地对于他寄予种种厚望。
一名伞兵降落在神仙顶，神仙顶的人们头一次遇到这种异事。那日我们何家分外热闹，大人孩子屋里屋外地进进出出，都是为了亲眼看到伞兵是什么样的兵。
两个多小时后，乡政府派来了担架队，将“伞兵哥哥”抬乡里去了。在我家那两个多小时里，老支书只许我大姐陪那伞兵说话，不许其他人进屋。他自己也不陪，坐在门槛上吧嗒他那一尺长的烟锅。连我父亲和我二姐也很自觉，与别人一样待在家门外。只有我母亲还躺在我家另一间屋里，因为我快出生了，她的行动已经非常不便。
我家吃饭的破方桌的桌缝，插着一排竹签子，每支签子上都穿着一串烟熏火烤过的古怪东西。
她对我说这话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快做年轻的姥姥了，聊起当年事，还“伞兵哥哥”长“伞兵哥哥”短的，我听着直心疼她。
何广泰瞅着问那是什么？
她还说：“如果你大姐与那‘伞兵哥哥’成了夫妻，那才叫天设一对，地产一双，生下的娃不知该有多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