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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 /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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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之前的一生当中,一直是在最坏情况下的恐惧感与最好时候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之间徘徊。我要么是被坏的终结者所追赶,要么是被好的终结者所保护。但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强大——从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去照顾那些我所深爱的人。虽然阿嬷一直在教导我要有责任感,要好好努力,还要有所成就,而且不要给自己寻找借口。但是任何鼓舞士气的讲话或是动员都不能为我展示从寻求庇护到庇护他人之间的转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得靠我自己去学到,而一旦我学到了,我就再也不会回头了。

每次教官对我大吼大叫而我依然昂首挺立的时候,每次我在跑步中以为自己要落在最后但却追上大部队的时候,每次当我学会完成一项自己以为不可能的任务,比方说攀爬绳子的时候,我都朝着相信自己迈近了一步。像我青春期时那样,如果有人相信自己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自己将来的人生,这就是心理学家所称的“习得性无助感”。从米德尔敦那个没什么远大期望的世界,到我们家无休止的动荡,生活告诉我,我什么都控制不了。幸好有阿嬷和阿公在,使得我没有完全陷入那样的感觉。而海军陆战队则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如果说我在家习得了无助感,那么海军陆战队则让我学到了希望感。

等到2005年4月,阿嬷就要满72岁了。在那几周前,我在一家沃尔玛超级购物中心的等候室里等着汽车技师给我的车更换机油,然后掏出自己买的手机给阿嬷打了一个电话。阿嬷在电话里和我讲了她帮忙照看琳赛家孩子的事。“梅根实在太可爱了,”她跟我说,“我让她把屎屙到马桶里,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就一遍一遍地说‘屎屙到马桶里,屎屙到马桶里’。我告诉她别再那么说了,否则我可就麻烦了,但她还是不停下来。”我听到这儿笑了起来,然后告诉阿嬷我爱她,并说这个月的300美元支票已经在路上了。“J.D.,谢谢你的帮助。我为你感到自豪,我爱你。”

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就是一个能决定人一生的挑战。从你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没有人称呼你的名字。你不能说“我”,因为他们教育你要怀疑自己的个性。每个问题都要用“这个新兵”开头——这个新兵需要去趟船头(上厕所);这个新兵需要去看下医护兵(医生)。有几个蠢货到新兵训练营来时身上还有海军陆战队的刺青,然后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新兵们每每被提醒在完成新兵训练营给自己挣得“海军陆战队员”的称号之前,自己是一无是处的。我们排刚开始的时候有83名新兵,等到结束的时候只剩下69人。那些半路退出的人——大部分是出于医学上的理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项挑战的价值。

两天后的星期天早上,我被姐姐的一个电话叫醒,她告诉我阿嬷的肺萎缩了,现在正昏迷着躺在医院里,并让我尽快回家。两个小时后,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我还带上了我蓝色的制服,以备万一会在葬礼上穿。在路上,我被一位西弗吉尼亚州的警察拦住靠边停车,因为我在77号州际公路上把车开到了94英里每小时。他问我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快,当我解释后,他又告诉我在进入俄亥俄州境内之前的70英里路上再没有车速监视区了,在这段路上我可以想开多快就开多快。那位警察只给我开了一张警告单,我对他感激不尽,然后就一路102英里每小时开到了州境线。最后,整个13小时的车程我只用了不到11个小时。

2005年1月,我得知我所在的部队将要在几个月后开往伊拉克。当时我的感觉是既兴奋又紧张。当我打电话告诉阿嬷后,她沉默了。过了死一般沉寂的几秒钟后,她只是说道她希望这场战争会在我们出发前结束。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我每隔几天都会和阿嬷打电话,但我们从不提起伊拉克,甚至冬去春来,所有人都知道等到了夏天我就要动身开赴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从不提起。我能看出,阿嬷既不想提起这事,也不想去想它,对此我不胜感激。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家,正式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而家里人的生活也在继续。我一有机会就会回家,算上长周末<a href="#m1"><sup>[1]</sup></a>和海军陆战队的休假,我差不多每隔几个月都能回来看望自己的家人。每次回到家,我都会发现莉姨和琳赛家的孩子又长大了一些。母亲在我参加新兵训练营后不久就搬到了阿嬷家,虽然她并没有打算长住。阿嬷的身体状况看起来也好转了:她走起路来轻松一点了,而且体重也增加了一些。琳赛和莉姨以及她们各自的家庭也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我在离开家之前最大的恐惧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我们家会发生什么不幸,而我又帮不上忙。万幸的是,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

阿嬷年事已高,身体又虚弱,而且还多病。我不仅没再和她住在一起,还即将奔赴战场。在我离开家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后,虽然阿嬷的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但她每天还是要吃一大把药,每个季度还要因为不同的病到医院去。当阿姆科—川崎——阿嬷作为阿公的遗孀享受他们的医疗保障——宣布要增加阿嬷所交的医疗保险时,阿嬷真的已经负担不起了。按之前的保险她也是勉强度日,现在她每个月还得多交300美元。她有天把这告诉了我,我当即表示愿意为她出这笔钱。她从未接受过我的任何财物——不管是从迪尔曼杂货店挣得的工资,还是在新兵训练营拿的津贴。但是她接受了我每个月给她300美元,这也是为什么我知道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但是这种改变有利也有弊。我曾经吃过的许多食物现在已经不符合我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健康标准了。在阿嬷家里,什么都是油炸过的——鸡肉、泡菜、西红柿。上面撒了一层土豆粉的大腊肠三明治看起来再也不健康了。黑莓脆皮饼,我一度认为这是用水果(黑莓)和谷物(面粉)做成的食物当中最为健康的了,但现在对我也失去了诱惑。我开始问一些之前从来没问过的问题:这里面加糖了吗?这肉里面的饱和脂肪多吗?这里面加了多少盐?虽然这些仅仅是食物方面,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米德尔敦了。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海军陆战队已经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

我自己挣的钱也不多——税后一个月差不多有1000美元,不过海军陆战队给我提供了食宿,所以1000美元也还够花。我还通过在网上玩扑克挣点外快。扑克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打我记事时开始,我就和阿公还有舅姥爷们用硬币玩——而且当时的网上扑克热也让我赢起钱来就好似探囊取物一般。我每周在小额注扑克房间里玩10个小时,这样一个月下来能挣到400美元。我本来是打算把这笔钱存起来的,但还是决定用来帮阿嬷交医疗保险。阿嬷自然会担心我对赌博上瘾了,怕我会沦落到在山区的拖车上和一帮以打扑克谋生的老手们打牌的境地。但我向阿嬷保证自己是在网上玩的,而且完全合法。“好吧,你知道我根本不懂什么他妈的因特网。但千万别赢了钱就去花天酒地或是一头钻进温柔乡。好多迷恋上赌博的蠢蛋们都那样。”

这对我来说是一堂重要的课,但并不是关于食物,不是关于自制力,也不是关于营养。如果之前有人告诉我,在接受这样的侮辱后,我还能老老实实地把蛋糕清理干净然后走回自己的座位的话,我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我在青春时期受到的这些历练让我对自己的怀疑越来越少。我不会为自己克服了什么困难而沾沾自喜,而是会担心自己会在接下来的困难中倒下。在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挑战让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我一直低估了自己。

当天夜里十一点,当我赶到米德尔敦地区医院时,我们整个大家庭都围绕在阿嬷的床头。阿嬷还在昏迷当中,没有任何反应,虽然她的肺已经膨胀了起来,但之前造成她肺萎缩的感染却没有任何因为治疗而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我们,如果阿嬷感染没好转的话,如果把阿嬷唤醒——前提还得是能唤醒她——那对她将是一种折磨。

在进餐过程中,唯一能让你自己决定的就是点心。点心放在流水线最后的小盘子里。在新兵营里的第一餐,我拿起摆在那里的蛋糕,然后大踏步走向自己的座位。“就算其他的都不好吃,”我心里想,“这蛋糕肯定能是个例外。”正在此时,我的教官,一个带着田纳西州鼻音的瘦瘦的白人,走到我面前。他用自己那小而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道:“你特别需要那块蛋糕,是不是,死胖子?”我正要准备回答,但没想到那只是一个反问,因为他一巴掌把我手里的蛋糕打落了,然后就走向另一个目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拿过蛋糕。

我们一连等了好几天,一直期待着阿嬷的感染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好转的迹象。但事实的迹象却恰恰相反:她血液里白细胞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其他身体器官看起来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的医生对我们解释道,离开了呼吸机和喂食管,阿嬷生存下来的概率实际为零。我们一家人商讨了一番,并决定,如果再过一天阿嬷的白细胞数量继续增加的话,我们就把维持阿嬷生命的设备拔掉。从法律上来说,这完全是要让莉姨做出的决定。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莉姨满脸泪水地问我是不是觉得她正在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时至今日,我仍然深信当时她——还有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恐怕没有百分百的定论。如果当时我们家有个家庭医生就好了。

在新兵训练营,进餐时间简直是一个效率上的奇迹。每个人在餐厅排队前行,把自己的盘子递到服务人员的跟前。然后他们就把当天所有的吃食扣到你的盘子里,这一方面是因为你不敢告诉他们哪道菜是你最不喜欢吃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你实在是太饿了,吃下一整匹马都没有问题。入座后,既不能看自己的盘子(那样就显得不专业了),头也不能动(那样也不专业),你只能一勺一勺地把食物送到自己嘴里,直到有人让你停下来。整个过程不超过八分钟,如果最后你还没感觉到很饱的话,那你肯定是消化不良了(那感觉差不多)。

在我新兵训练营结束后不久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当我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后的头几天——全都是在米德尔敦度过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让眼前的人大吃一惊。我体重减了45磅,所以很多熟人都几乎认不出我来了。我的朋友内特——他后来成了我的伴郎之一——当我在当地一家商场向他伸出手时,他愣了一下才认出了我。或许是因为我连举手投足都和以前有些不同了。至少我在米德尔敦的那些老朋友们是这样认为的。

阿嬷和我都特别喜爱《终结者2》(<i>Terminator 2</i>)那部电影。我们一起看了得有五六次。在阿嬷眼中,阿诺德·施瓦辛格就代表了美国梦:一位出人头地的强大又有能力的移民,但我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我自己生活的比喻。阿嬷是我的监护人,是我的保护者,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是属于我自己的终结者。不管生活向我抛出了什么困难,只要有阿嬷的保护,我都不会有事的。

回家后的第一天,我走进了我外祖父的一位老朋友开的理发店。按要求,海军陆战队员的头发不能过长,而我不想因为没人监督就放松这个要求。这位街角的理发师——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已经是个濒临灭绝的职业——头一次把我当作成年人来接待。我坐在他店里的椅子里,讲了几个笑话(其中大多数都是我几个星期前才学会的),并和他讲了一些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发生的事。这位老人在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也被征召进了美国陆军,并参加了朝鲜作战,于是我们交换了一些对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评判。那次理完发后,他不肯收我的钱,还叫我多保重。他以前也给我理过发,而我在长达18年当中几乎每天都从他的理发店前经过。但那是他第一次与我握手,也是他第一次把我当成成年人来看待。

为阿嬷付医疗保险让我在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保护者,而不是被保护者。它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从未想象过的满足——我又何以至此呢?在我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前,我从没钱去帮助别人。而当我加入海军陆战队后回家时,我能带母亲出去吃午饭,能为孩子们买冰淇淋,还能给琳赛买很好的圣诞礼物。在我一次回家时,阿嬷和我带着琳赛两个大孩子去霍金山州立公园游玩。那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在俄亥俄州的一处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与莉姨和丹碰头。一路上都是我在开车,我还付钱加了汽油,还请大家吃了顿饭(虽然是在温蒂汉堡快餐店)。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和自己最深爱的人们一起说说笑笑,看着他们大快朵颐自己花钱买的饭,这给了我一种言语难以描述的快乐与满足感。

我从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毕业的那一天,是我这一生当中最为骄傲的日子。我们整个乡下人大家庭都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总共18个人——其中还有阿嬷,她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好几层毯子,看起来比我记忆当中的她更为虚弱。我领着每个人在我们营地转了一圈,那感觉就好像是彩票中了大奖一样。第二天,当我获得了十天的假期之后,我们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地返回了米德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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