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 / 2页）

肯出生于韩国，但他是被一个美国老兵及其妻子养大的。到了他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决定到他那个小温室里面去一探究竟，结果却发现了一棵快要成熟的大麻。我把这事儿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了肯，然后那一天还没过完，那棵大麻就已经被一棵西红柿给替代了。当我就此质问肯的时候，他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最终说道：“这是出于药用，不用担心。”

当我告诉阿嬷自己打算去和父亲一起住时，阿嬷非常不高兴，其他所有人也是一样。没人能真正理解我，而我又不能说得太多。我知道，如果我把真相说出来的话，很多人都会提供自己家空余的卧室给我住，但是最终还是会听从阿嬷的要求，也就是一直和她住在一起。我也知道和阿嬷住一起的话会带来很大的愧疚，也会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和自己的母亲或是父亲一起住。肯定也会有人悄悄地跟阿嬷说她也该歇歇了，也该享受自己退休后的“金色岁月”了。那种自己是阿嬷的一个负担的感觉可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来自很多细小的信号，来自她的低声耳语，来自她身上那种像是一件黑色衣服的疲惫。我不想要那样，所以我选择了看起来是最不糟糕的一个决定。

肯家的三个孩子——一个小女孩，还有两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和我一样不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最大的那个男孩经常和我母亲吵架，因此——出于我们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荣誉感——也就是经常和我吵。有天晚上，正在我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下楼梯时正好听到他骂我母亲是婊子。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乡下人都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立马就准备把我这个新弟弟结结实实地揍一顿。我当时的暴力冲动简直难以遏制，以至于母亲和肯决定得把我和这个新弟弟分开。其实我并没有多么生气，我想要打架的欲望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但是那种责任感是那么的强烈，所以那晚母亲和我就到阿嬷家去睡觉了。

母亲看待世界的方式存在一个巨大的盲点。母亲之所以会让我和她一起搬到代顿，之所以看起来对我的反抗感到非常意外，以及之所以会单方面地把我介绍给一个心理医生，说明母亲根本不理解琳赛和我的生活方式。琳赛有次跟我说：“母亲就是不理解。”我刚开始时还不同意她这么说：“她当然理解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也没法改变。”这次心理医生的事情过后，我知道琳赛才是正确的。

我觉得阿嬷能理解我当时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虽然我从来没和她明说。我们经常在电话里交谈，有一天晚上她告诉我，说我应该知道她对我的爱远超过一切，而且她想让我在准备好的时候就回家。“这儿就是你的家，J.D.，永远都是。”第二天，我就给琳赛打了电话，让她过来接我。她有一份工作，一个家庭，一个丈夫，还有个小孩。但是她的回答是：“我45分钟后就到。”我向父亲道了歉，因为他对我的决定感到非常伤心。但是他能理解我：“我知道你不会离开你那个疯狂的外祖母的。我知道她对你很好。”对于一个阿嬷从没说过一句好话的男人来说，父亲此举让我大吃了一惊。这也第一次说明父亲能理解我心中复杂而又矛盾的感情。这对我意义重大。当琳赛和她的家人过来接我的时候，我到了车里，叹了口气，跟她说：“谢谢你来带我回家。”我在襁褓中的外甥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在到阿嬷家之前一句话也没说。

如果我向父亲问起这些问题的话，我不太相信他会因此而生气，但是我一直没有问过，因为我不知道他会如何作答。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当成撒旦之子并把我送走。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新感情有多少是建立在他对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的感觉之上。我不知道，如果我在他家里当着弟弟妹妹们的面听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专辑的话，他会作何反应。这种不知道折磨着我，终于我再也承受不住了。

那个夏天剩余的时间里，我大多是和阿嬷一起度过的。和父亲一起度过的几周并没能让我顿悟：我仍然觉得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既渴望和阿嬷住在一起，又恐怕自己的存在会破坏她晚年的安逸。所以在高一入学之前，我告诉母亲，我能跟她住在一起，但前提是我能在米德尔敦上高中，而且随时都能看望阿嬷。母亲提到在我高一之后应该转学到代顿的高中，不过我当时想那也得是一年之后，而一年之后的情况还不一定呢。

我也不敢告诉父亲自己在玩一种叫作“魔术”的卡片收集类游戏，因为我害怕他会觉得这种卡片是邪恶的——毕竟教堂里的小孩子们经常提到“魔术”这个游戏及其对基督教小孩子的恶劣影响。而且正像大多数青少年那样，我对自己的信仰有着太多想知道的问题，比如说这种信仰与现代科学是否兼容呢？或是这个和那个教派在某个教义问题上的争论是否正确？

和母亲以及麦特住在一起的日子，就好像坐在开往世界末日的列车的第一排似的。对于我（以及母亲）来说，那些争吵早已是司空见惯，但我敢确定可怜的麦特肯定一直在问自己，该怎样以及何时才能脱身跳下这辆开往疯狂城的特快列车。家里面只有我们三个人，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明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麦特是个好男人，而正如琳赛和我开玩笑说的那样，好男人们早晚会受不了我们这一家人的。

然而，我从来没有卸下那种防备的感觉。当我搬到自己亲生父亲家时，我已经认识他两年了。我知道他是一位好人，有点沉默寡言，还是一个遵循严格的宗教传统的虔诚基督徒。当我们第一次重新取得联系时，他很明白地表示自己不介意我对经典摇滚乐的喜爱，尤其是齐柏林飞艇乐队。他对此并不小气——因为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也从没不让我听自己喜爱的那些乐队的歌。他只是建议我去听基督教摇滚。

由于母亲和麦特之间这种感情状况，所以当我刚上高二时有天从学校回家时母亲告诉我她准备结婚的时候，我会感到那么惊讶。我想，或许他俩之间的事情并没有我期待的那么糟糕。“我真的以为你和麦特早晚得分手，”我说，“你们每天都在争吵。”“呃，”她答道，“我不是准备和他结婚。”

我在父亲家度过的第一个周末——这是我第一次和他在一起时知道等周一的时候不会到别处去——我弟弟邀请了一个朋友来过夜。我们在父亲的鱼塘里钓鱼、喂马、晚饭时烤牛排吃。那天晚上，我们看《夺宝奇兵》（<i>Indiana Jones</i>）系列电影一直看到了清晨。那里没有争吵，没有大人们互相辱骂对方，没有玻璃器皿和瓷器被愤怒地扔到墙上或地上。那是一个无聊的夜晚。而这正是父亲家吸引我的地方。

这个故事就算在我看来也难以相信。母亲在当地一家透析中心当了几个月的护士。她的老板，肯，差不多得比她大10岁，有天晚上约她出来吃饭。她答应了。由于自己与麦特间的感情状况一团糟，一周后她就答应嫁给他了。她告诉我时是在周四。等到那个周六的时候我们就搬到了肯的家。这已经是我两年内住过的第四个家了。

在某些方面，我挺喜欢和父亲一起生活的。他的生活正是我当时一直想要的那种正常。我的继母有份兼职工作，但经常在家。父亲每天都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下班回家。每天晚上，他们当中的一个（通常是我的继母，但偶尔也是我父亲）做晚饭，然后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吃饭。每顿饭前，我们都会饭前祷告（我那时一直喜欢饭前祷告，但还没在肯塔基州之外的地方做过）。在工作日的夜晚，我们一起观看一些家庭情景喜剧。而且父亲和谢莉尔从来不互相大喊大叫。有次，我听他们争论钱的问题时嗓门声音大了一些，但是稍微大点的音量与大喊大叫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