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1 / 3页）

我是那种阿西乐走廊<a href="#m2">^[2]</a>地区的人会觉得不以为然的爱国人士。听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那首悠扬的《生为美国人我自豪》（<i>Proud to Be an American</i>）时我会哽咽。16岁时，我发誓每次见到老兵，我都要走过去跟他/她握手，即使突兀地这样做有些尴尬。时至今日，我仍然只愿意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一起看《拯救大兵瑞恩》（<i>Saving Private Ryan</i>），因为看到最后我会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大学第二年开学那天跟第一年很像，天气也是风和日丽，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有了新工作，我更忙了，但我并不在意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真正在意的是我以24岁的大龄还只刚读大二，这令我十分苦恼。但是四年海军陆战队的经历带给我的不仅是和其他同学的年龄差距，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不同。在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学术研讨上，我听着一个留着难看胡子的19岁同学对伊拉克战争大放厥词。他说那些当兵打仗的都是比那些上大学的（比如他）笨的人，这一点体现在士兵任意屠杀侮辱伊拉克平民上。

阿嬷和阿公教导我，我们的国家处在最好最伟大的时期。这一事实成了我童年的指路明灯。每次处境艰难的时候——当我被幼年的喧嚣淹没，深陷于精神创伤时——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我生活的国家可以让我做出别人尚未做出的正确选择。如今我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觉得我的生活真是妙不可言——我有一个绝美、善良、聪慧的人生伴侣，我实现了儿时就梦想的收入有保障，我还有好朋友和令人激动的新鲜体验——我觉得再怎么感谢美国也不为过。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老土，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一个周五的早上，我交了一张房租支票，我知道如果我再拖一天，就要交50美元的滞纳金。我的存款不够，但那天会发工资，这样我就可以下班后把工资存到银行里用来兑现了。然而，在参议院忙了一天后，我走之前却忘了拿工资。我到家才意识到犯了错，而议会大厦的员工也早已离开度周末去了。那天，幸亏一个利息几美元的三天的发薪日贷款，我才得以逃过高额滞纳金。那些质疑发薪日贷款的益处的立法官员并没有考虑类似这样的情况。从这件事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那就是，有权人有时候想做一些事情帮助像我一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需求。

阿嬷信奉的第二个神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我们群体里很多人却在失去某种信仰。把他们和邻里维系起来、像我的爱国情怀激励我一样激励他们的纽带好像消失了。

在米德尔敦的最后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我终于大学毕业，也知道自己很快会实现另一个梦想——读法学院。我打零工攒钱，也和阿姨的两个女儿越来越亲近。每天我在尘土飞扬中挥洒汗水，回家后便坐在餐桌旁听我那两个小妹妹讲述当天学校里的事情，聊她们怎么和朋友相处的。有时我会辅导她们的功课。大斋节的星期五，我在当地一家天主教堂帮忙做炸鱼薯条。我觉得自己挺过了十几年混乱不堪、痛苦心碎的生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这是我读大学时的感受，现在愈发深切了。

我知道明年我会去法学院（由于我是8月才毕业，所以当年就入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为了攒钱而搬了家。当时莉姨已经接替了阿嬷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她排忧解难，主办家庭聚会，把家人凝聚在一起。阿嬷过世后，她一直都欢迎我去她家住，但住10个月也太强人所难了，因为我不想打扰她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她坚持：“J.D.，这现在就是你的家，你唯一能住的地方。”

我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态度与我很多邻居的悲观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蓝领经济多年的衰退体现在米德尔敦居民的物质生活前景上。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小复苏加速了米德尔敦的下坡趋势。但整个群体的愤世嫉俗、悲观怀疑有其精神层面的深层原因，不同于浮于表面的短期经济不景气。

我继续这样下去，到2009年8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待了1年11个月后，我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双学位毕业。我想跳过毕业典礼，但家人不让。所以我在一个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3小时，然后走向讲台去拿我的文凭。那时的大学校长戈登·吉（Gordon Gee）和排在我前面的女孩拍照时间超乎寻常地长，于是我把手伸向他的助理，没有开口但意思是要我的证书。她给了我，于是我走到吉博士身后，直接走下了讲台。我可能是唯一没和他握手的毕业生。让下一个握去好了，我想。

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里没有英雄这个概念。政客肯定不是英雄——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当时全国最受钦佩的人（可能现在仍然是），但当全国都为其崛起而雀跃时，大部分米德尔敦人却对他持怀疑态度。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2008年就没什么粉丝了。许多人爱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但也有人认为道德败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离世已久。我们热爱军队，但现代军队中没有像乔治·S.巴顿（George S.Patton）这样的人，我怀疑我的邻居可能连一个高级军官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太空事业之前一直令我们自豪，现在也已经衰退，那些著名宇航员也成了明日黄花。于是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美国社会的核心层联系起来。我们觉得自己深陷囚笼之中，一方面，我们面临两场看上去赢不了的战争，其中绝大部分战士都来自我们的邻里，另一方面，如今的经济也无法满足美国梦的最基本前提——稳定的收入。

但对我而言，发薪日贷款商可以解决重要的财务问题。我的信用很糟，因为一系列糟糕的财政决定（一些不是我的错，但大部分都是），所以办信用卡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我想带一个女孩出去吃饭或需要买一本书来学习却在银行没有现钱，那么留给我的选择很少。（我可以问叔叔阿姨要，但我急切渴望自力更生。）

如今我们周围失去纽带的症状无处不在。极大量的白人保守派投票者——约三分之一——相信贝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在一次民调中，32%的保守派人士表示他们相信奥巴马是在国外出生的，另外19%说不确定——这意味着大多数白人保守派连奥巴马是不是美国人都不能确信。而且我经常听到熟人或远亲说奥巴马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有联系，或说他是个叛徒，或称他出生在世界某个偏远的角落。

我离开俄亥俄州参议院前不久，那里正在辩论一项会极大控制发薪日贷款的措施。我那个议员反对这个议案（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虽然他从没解释过为什么反对，我倾向于认为他和我有某些共同点。那些支持的议员和其他政客没有认识到发薪日贷款商在像我一样的人参与的地下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来说，发薪日贷款商是掠食的鲨鱼，他们放高利贷，收取巨额支票兑现费，这种人越快消灭掉越好。

我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只希望越早毕业越好。我遇到了一个辅导员，向他说明了我想要提前离开的计划——我暑假也要上课，而且有几个学期的全日制课时量还要翻倍。即使以我的高标准来看，接下来也是非常紧张的一年。在一个异常艰难的二月，我坐下来看着日历，数着我能睡4小时以上的天数是39天。

要理解这种文化隔阂的意义，首先要明白我家人、邻里和我们整个群体如果说对社会具有认同感，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爱国。我说不上来布雷西特县的县长是谁，那里的医疗服务如何，有哪些著名人物。但我可以告诉你：据称“血腥布雷西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该县一战中征的兵全都是自愿上战场的，全国独一无二。近100年过去了，这是关于布雷西特县我唯一记得最清楚的传闻，因为我身边每个人都是这么跟我说的，大家都信以为真。

这个同学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我想起我们当时一直在进行尊重伊拉克文化的培训——永远不要露出脚底，跟穿着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女性交谈前必须先跟其男性亲属说话。我想起我们给伊拉克投票站员工提供安保服务，并孜孜不倦地向他们解释其任务有多么重要，却从来没有把我们的政见强加给他们。我想起听一个伊拉克年轻人（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准确无误地说唱出美国歌手50美分（50 Cent）的歌曲<i>In Da Club</i>中的每一个字，我们和他还有他朋友们开怀大笑。我想起我的朋友浑身重度烧伤，“侥幸”挺过了加伊姆（Al-Qaim）地区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现在，竟然有个留着参差不齐的胡子的蠢蛋告诉全班我们这些士兵以杀人为乐。

一次班级作业中，我采访阿嬷对二战的看法。她在过去70 年中结婚生子、含饴弄孙，也经历过死亡、贫穷和胜利，但她确信无疑最自豪、最激动的是她和她家人为二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他事情我们只聊了几分钟，然而好几个小时都在聊战争时期的配给、铆工露斯（Rosie the Riveter）<a href="#m1">^[1]</a>、她父亲给她母亲的跨越太平洋的情书，以及“我们扔炸弹”的那一天。阿嬷一直信仰两个神：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美国。我也是，我熟悉的人也都是这样。

客观地说，这真是可怕的观点——我那些海军陆战队的朋友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战争的看法都合情合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我们的总司令乔治·布什，而且觉得我们牺牲太多换来的收获却太少。没有一个人如此口吐狂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