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的声音（第1 / 2页）
那种纯粹的快乐，那种激流般的欢愉，就像把插头插进插座时产生的电流。就是那种感觉。
除草机发出的刺耳嗡嗡声，淹没了路边白马的嘶鸣和每天清晨唤醒我的婉转鸟啼。可是，为了防止火灾，干草必须割除。埃迪打着赤膊，在炎炎烈日下干活，身上的皮肤日渐黝黑。他弯腰将修剪下来的橄榄枝堆在一起，在凉爽的夜晚再烧掉。橄榄枝一烧便着，灰烬又可以当肥料撒在树下。跟猪一样，橄榄树也浑身是宝。
我赶紧到集市上挑了块亚麻布，铺在屋后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接着到外面采了一把野花，插进花瓶里，摆在餐桌上。我精心准备晚餐但又力求简单：用鼠尾草和牛油做意式方饺、炒鸡丁、做意式熏火腿卷和新鲜果蔬。伊丽莎白来到的时候，埃迪正要把桌子搬到山边。突然，桌面和一条桌腿散架了，哗地掉在地上。主客之间的生疏是打破了，但晚饭到哪儿吃可就没了着落。伊丽莎白帮忙重新拼好桌子，埃迪拿来钉子钉牢靠，再次铺上桌布，放上杯盏，没想到效果还不错。我们一边带客人参观新居，一边谈论着水管、水井、烟囱和油漆等话题。伊丽莎白告诉我们，她到托斯卡纳的时候买的也是破房子，后来被她装修得漂亮极了。她初搬进房子的第一天，一面墙倒了，墙后跑出了一头脾气暴躁的老母猪——可能是先前的农家忘了带走。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位客人对意大利了如指掌，于是赶忙向她询问：去哪里检验水质？一罗马里等于多少英里？哪家肉铺价廉物美？买得到老式瓦片吗？申请长期居住好吗？自从一九五四年搬到意大利，伊丽莎白就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方方面面，对历史、语言和政治知之甚详。此外，她还知道不少优秀水管师傅的电话号码，认识会制作略带罗马北部风味面饺的妇女。晚餐在月光下持续了很久（虽然一直很担心饭桌会再次倒塌）。一顿饭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窗户上的旧玻璃有几处凹陷了，窗外清晰的景象也随即变为一幅水景般的印象派作品。换作在旧金山，如果把时间花在擦银器、熨衣服和扫地这样的家务上，我肯定觉得自己是“浪费时间”。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比皆是，记备忘录、备课、写论文和写作。大学的工作已让我身心俱疲，家务事早成了可恶的负担。我种的花草不是涝就是旱。可为什么在这里，我却能哼着小曲擦窗户呢？这可是十大恐怖家务之一啊！现在，我还想建一个超大的花园。此外，还想亲手缝一块亚麻布帘，挂在浴室玻璃门上。将来，这栋房子的每一块砖和每一把锁，都会像我自己或爱人的身体一样，为我所熟悉。
结束时分，伊丽莎白走到我面前，说：“我以为你会给我打电话呢。我找过你的电话可是没找着。伊比（我姐姐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在这里买了一栋房子。有一次我在罗马一个宴会上碰见过你姐姐。哦，不对，是在佐治亚碰见她的。”我推说自己忙于房屋装修，没空找她。接着在冲动之下，邀请她星期天到家里做客。我说自己是一时冲动，因为家里那时空空如也，没有家具，没有餐具桌布，只有一个配备不齐的厨房和寥寥几只碗碟。
修复。我喜欢这个词儿。房子、土地，或许还有我自己，都有待修复。只是修复成什么样儿呢？我们的生活非常充实，从早忙到晚，却乐在其中，这种热情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难道只要有个目标，就可以不管意义何在？还是因为高涨的兴致，阻止我们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抑或是巨轮在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奋力前推？但我清楚，把我们吸附在这些琐事之上的是一条巨大无比的根，可以与自石墙边挖出的在大石块上盘根错节的树根一较高下。
我们还在等装修批文，但仍希望八月底回美国的时候，能先完成房梁喷砂的任务。每个房间都有两到三根大梁和二十五到三十根小梁，任务很艰巨啊！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科尔托纳的邻镇湖堡镇的一个广场上，都有小型旧货集市。有一次，我们从集市里淘到一张发黑的旧照片，上面是一群面包师傅和几个栗色衣帽架。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走马观花，那些藏在旧车库里的旧家具价格高得令人咋舌，不敢问津。回家路上，我们看见一起车祸：一辆小型菲亚特在弯道上超车，却迎面撞上了一辆新的阿尔法跑车。超车似乎是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恶习。菲亚特翻倒在一旁，一个车轮还在转动。人们从变形的车身中抬出两个乘客。救护车呼啸着驶来。被撞毁的阿尔法没有翻，车门开着，前排座位空无一人。我们驶近那辆车子时，发现后座有一个十八岁左右的男孩，身体笔直，系着安全带，已经当场毙命。由于这起事故，道路拥堵得厉害，车辆只能慢慢蜗行。我们距男孩那双空洞的蓝眼只有两英尺远，鲜血从他嘴角一滴滴往下流。这以后，埃迪开车明显稳健多了。第二天，我们去湖堡镇游泳时，向酒馆老板询问那男孩是不是本地人。“噢，不是，他是从特朗托拉来的。”特朗托拉距离湖堡镇不过五英里。
在意大利，每年的八月十五日不仅是圣母升天的纪念日，还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在这一天前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该放下手中的活儿，好好休息。我们低估了这个日子的影响力。等石墙筑好想找人来喷砂时，才发现整个意大利就只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愿意接活。他说他会八月一日来，三天内结束活计。但是到了八月二日，也不见半个人影。我们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一个听上去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冲我们喊：他去海滨度假了。看来他终于还是选择了在沙滩上散步，而不是给黏糊糊的房梁喷砂。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他会半路折返。
伊丽莎白决定卖掉房子，改租一间十三世纪建造的温泉圣母教堂的侧室。那原来是神父的卧室。虽然她要到冬天才搬家，但已经开始整理东西了。也许是第一次在我家吃饭的经历让她念念不忘吧，她送了一张户外用的铁桌子和四把弯背椅给我们。几年前，她参与了一部专访意大利著名作家摩拉维亚的电视节目，摩拉维亚希望在拍摄的空当有个休息的地方，于是就买了这套桌椅。我为这张“摩拉维亚桌子”选了一块墨绿色桌布（类似巴黎公园中长椅的颜色）。她还送给我们好几个书柜和几个装满书籍的购物袋。即使是十四世纪在此隐居的雅士，也一定会对我们白色房间内的摆设赞不绝口：一张床、一堆书、一个书柜、几把椅子和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衣服就放在一些柳条篮子里。
尽管在中央供暖系统装好之前，不能给房子内壁上漆，但我们仍然决定把墙上的旧漆刮掉，为日后的油漆工作作准备。每个星期六或手头没其他活儿可干时，那三个波兰人就会过来帮忙。我和埃迪刮墙的时候，白色粉尘纷纷落下，落得一身都是。波兰人是用海绵或湿布擦漆，在他们的手下，掩藏于灰泥之下的一层更久远的鲜蓝油漆显露出来，这种颜色大概是受圣母身上的蓝衣启发吧。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只能靠从位于现今阿富汗的采石场运回的天青石，取得这种稀罕的颜料。在每面墙的顶端，依稀可见一圈业已磨损的叶形装饰。楼下的卧室墙壁被漆成一英寸宽的蓝白相间条纹图案；二楼的两间卧室则呈明黄色，这种颜色深受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钟爱。它是用烤过的黄玻璃、红铅和来自阿诺河岸的沙子提炼出来的。
理查德把他用马斯卡普尼干酪制作的柠檬冰淇淋端上桌的时候，宴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旁边的桌上，放了好几个空酒瓶。火辣辣的太阳，透过栗树枝叶的缝隙照着凉亭。这是老朋友之间的聚会，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经历，我和埃迪想插话都找不到什么机会。费妮拉说了她最近去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考察的经过。她丈夫则讲了从非洲出差回来时，在大衣口袋中夹带一只灰鹦鹉过关的趣事。辛西娅说了她们家人怎么争抢名人母亲的笔记本。麦斯讲述了他的一个经历，把我们全乐坏了。有一次，他飞往纽约时坐在一个电影制片人旁边，他抓住机会拼命向对方推销自己的剧本，终于说服对方，没想到后来对方主动拜访他并买下了版权。伊丽莎白好像听得很认真。
我想到了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的大作《空间的诗学》。这本书我没带在身边，只有在笔记本里摘抄的几句话。巴什拉把房子称作“分析人类灵魂的工具”。回想曾经住过的房子，我们学会了如何“安顿”（这个词我喜欢）自己。关于房子，我与巴什拉英雄所见略同。他在书中这么写道：一个人独守空屋，能听见太阳照射进屋的奇怪声音。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房子是梦的庇护所。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房子就是能够让人安心做梦的场所。在巴玛苏罗留宿的客人，往往第二天一大早就跑下楼，讲述自己的梦。通常出现在他们梦中的，是已经过世的父母。“我梦到自己坐在车里，父亲在开车。奇怪的是，我就是现在的我，可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去世了。他开得很快……”一个客人曾做过这样的梦。他们大都睡得香甜。我们每次回巴玛苏罗，睡眠也很好。在这个世界上，这里是唯一让我在早上九点还有睡意的地方。难道这就是巴什拉说的“深层梦境的睡眠”？在这里待上一周，我就能像十二岁时那样精力充沛。巴什拉让我们知道，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房子，总会把我们带回出生后的第一栋屋子，甚至是最初的自我。美国南方人身上都有一种无法从DNA中找到的基因，相信住所乃命运一说。你居住的地方决定了你是谁。你与自己的住所越息息相通，你的自我就越与它难分难舍。一个人选择居于何处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你内心的渴望。
“我倒希望不是。”她应到。她脸上掠过的是微笑吗？随即她转头与身边的著名翻译家攀谈起来。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沙拉。
我记得童年时的房间有六扇窗户，夏夜窗子都开着。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夜里家人睡得正酣，而我突然醒了，起床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如沙滩球大小的八仙花。吊扇的风轻轻吹拂着白色窗帘，把外面木樨的香味送进屋里。我摆弄着窗闩，不小心将它弄了下来。我至今仍记得它那金属的质感，我的小手指几乎可以塞进孔里。后来，我爬上窗台，跳进黑漆漆的后院，开始奔跑起来，一种奇怪的感觉——现在我知道了，那叫自由——涌遍我的全身。湿漉漉的草地、黑色灌木丛中绽放的白山茶、跟我当时一样高的小松树从身边掠过，我跑到胡桃树下抓着树枝荡秋千。那时，我刚学会上下用力晃动，又能荡多高呢？我绕着屋子乱跑，跑过每个家人的卧室，然后站在平时大人从不允许我穿过的街道上，再从不上锁的后门溜回自己的房间。
我倾了倾身子试着问了句：“听您的口音，像是南方人吧？”
我还为即将到来的女儿阿雪莉挑了一张床。这里没有弹簧床，我们买的是那种金属床柜、木头底板的床。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床上跳着玩儿，突然床板、床垫连同弹簧哗的一声全塌了。不过，我买给女儿的床肯定不会这样，它结实而舒适。星期六的集市上，有一位黑发黑眼的年轻女子，专卖旧亚麻织物。我挑了一条钩边亚麻床单和一个镶边格子枕套，配女儿的床铺。看那货色，肯定是哪个新娘的嫁妆。两件物品都非常新，我真怀疑新娘子有没有从箱子里取出来用过。不过床单和枕套在折叠处有些脏，我把它们浸泡在肥皂水中，洗完后晾在正午的大太阳下。阳光是天然的漂白剂，床单和枕套立刻洁白如初。
突然，从三楼传来克里斯托夫喊埃迪的声音，紧接着埃迪大声喊我，声音急促而兴奋。我跑上楼，看见克里斯托夫和里卡杜一边用波兰语说话，一边指着餐厅墙壁的中央。墙壁上画了一座拱门！克里斯托夫拿着湿布在拱门四周轻擦，慢慢地露出了一小片蓝色，然后是一个农舍，接着是杏绿色的羽毛状图案，应该是棵大树。老天，他们居然发现了一幅壁画！我们提来水桶，用海绵小心翼翼地擦着墙壁。每擦一下，画面就多露一点：岸边的两个人，湖水，远山。湖水的蓝色与底层卧室的蓝色相同。天空的蓝色比湖水的略浅，云朵是淡绯红色的。湿润的时候，壁画的颜色非常鲜艳，但水干了之后，就暗淡了不少。一根埋在墙上的电线大煞风景，破坏了整个古典画面。我们擦了整整一个下午，水顺着手臂流淌到地上。到最后，我觉得自己的胳膊就像没有弹性的橡皮筋，使不上一点劲。这幅画占了一整面墙，画中的风光看着有点眼熟，像是特拉斯蒙诺湖四周的景色。从朴实的画风可以看出，我们的新发现并不是乔托的大作，但还是相当不错。肯定有人不喜欢这画，所以在上面刷上了白石灰。幸亏用的不是黏性更强的漆，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就着柔和的湖光享用晚餐了。
我和埃迪对镇上的了解越来越多了。我们尽量在本地商店里买东西：小五金、变压器、隐形眼镜护理液、蚊香和胶卷。卡姆基亚有更廉价的超市，但我们并不愿光顾。从面包坊逛到果蔬店，再到肉铺，把买来的东西全部装进随身携带的蓝色帆布包里。玛丽亚·丽达每次看到我们，都会特地走到店后，把新摘的莴苣和精心挑选的水果拿出来。如果我们没带零钱，她就会说：“明天一起付好了。”好像我们只怀揣大钞票似的。在邮政局，女职员会一边跟我招呼“太太早”，一边使劲儿地往我的信上盖邮戳，好像与它们有仇。在拥挤的小杂货店，我数过，多达三十七种干面条可供选择，柜台上摆放着新鲜的意式面饺、阿尔弗雷德宽面和两种方饺。现在，这里的服务员好像都摸清了我们的喜好，知道我们要买哪种面包，知道我们要的乳酪是水牛乳做的，而不是一般牛乳。
要让这栋房屋和周围的梯田焕然一新，恐怕一百年都不算长。我用醋将一楼的窗户擦拭干净，蓝天下烟蒙蒙的青山登时清晰可见。埃迪站在第三层梯田上，挥舞着又长又大的镰刀。他身穿的红色短裤像旗帜一样鲜艳，为了防止荆棘划破双脚，飞溅的石子伤眼，还特意穿了一双黑靴，戴着眼罩。他就像一个强壮的天使，前来给圣母报喜。而事实上呢，他只是无数个在此间辛劳劳作的平凡人之一，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不让农场荒废成一片陡坡。伊特鲁里亚人生活在此之前，托斯卡纳还是一片茫茫林海之时，巴玛苏罗想必只是陡峭的山坡。
每天早上，伊丽莎白都会去镇上买报纸，然后拐进同一家咖啡店喝咖啡。我也爱早起，也喜欢散步到镇上，观看小镇苏醒的模样。我总拿着一本意大利语动词变化表，一边散步一边记忆。也会带上一本诗集，因为诗集和散步是绝配。有时会读上一两句，掩上书细细品味，接着再读一两句，有时仅仅是诗中的个别词句就足以让我琢磨一个早上。一边散步一边沉思，很容易把诗句从纸页中解放出来，因为我是踏着诗歌的韵律散步的。但埃迪觉得我这样走路很滑稽，恐怕会被当地人看作“美国怪人”。因此后来我走到镇口时，就把书收起来，看卖果蔬的玛丽亚·丽达整理水果，看用细枝扫把，（很像巫婆的扫把）扫地的商店老板和靠在理发椅上的理发师，他正在抽今天的第一支烟，一只带条纹的小猫睡在他的腿上。我常撞见伊丽莎白，这样的不期而遇一星期总能有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