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1 / 3页）

大家想一想：

杨健走到篮球场，向会场一看：当中悬空挂了毛主席的画像，四周贴了许许多多的标语，从工会办公室里搬来了一张写字台和三四张椅子两条板凳，都放在毛主席画像的下面，正好布置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他觉得钟佩文真有一手，很短的时间里就布置得这么齐全，可不容易。他和余静、秦妈妈她们走进会场，在板凳上坐了下来，看钟佩文站在写字台旁边像是一位指挥员，在调兵遣将，指挥队伍：他把细纱间甲班的工人都安置在前排席地坐下，其它车间的工人坐在细纱间甲班工人后面，科室的职工都在会场的左侧，早来的就坐在黄澄澄的沙地上，迟来的没有地方坐了，便站到进门的那一条宽阔的乌黑的煤渣路上了。钟佩文见夜校教室里的人都来了，回过头去，对杨健说：

地主和农民；

今天细纱间甲班召开诉苦大会，因为是全厂第一个车间召开的，杨健和余静都亲自参加，以便取得经验，好在其它车间推广，杨健并且亲自主持今天的大会。其它车间白班的工人下了工，像谭招弟、吴二嫂和郑兴发他们已经走出了工厂的大门，听说细纱间甲班要开诉苦大会，又走回来参加了。杨健看到出席的人越来越多，派钟佩文去布置新的会场。

资本家和工人，

“我们工人这样给徐义德拼命做生活，他一个号头给我们多少工钿呢？正像细纱间早两天讨论的那样，解放前一个号头的工资还买不到三斗黄糙米。就是这么一点工钿，徐义德还要在上面动我们的脑筋，他顶刮皮，不按时发工钿，每个号头的工钿他都要拖几天。那辰光钞票天天跌价，物价时时涨价，到饭馆去吃一顿饭，第一碗饭刚吃完，添第二碗饭，这碗饭比第一碗贵了一倍，涨价了，你得赶快吃，不然第三碗饭又要涨价了。别说徐义德晚发我们两三天的工钿，就是晚个一天半天，我们也吃不消。好容易等到徐义德发工钿，拿到手里一看：不是钞票，是本票<a href="http://127.0.0.1/5jlvdx_files/OEBPS/Text/part0845.xhtml">^[1]</a>。我们拿到本票，下工要到银行去排队，还要贴水，才能换现钞，这么一折腾，钞票少了，物价涨了，买到的东西更少了。本来每月工钿勉强可以买三斗黄糙米，这么一来，连三升也买不到，只够买一块肥皂一刀草纸，一个号头的生活白做了。这样的日子我们工人实在受不了，四八年冬天，为了配合迎接亲人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做斗争，我们在厂里摆平<a href="http://127.0.0.1/5jlvdx_files/OEBPS/Text/part0845.xhtml">^[2]</a>了，徐义德才不得不答应按时发工钿，不发本票发现钞。

“我们工人，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在旧社会反动派统治下，没有好日头，许许多多童工女工被折磨得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一条条年青的尸体从后门拖出去。童工侥幸不死，即使熬到满师，徐义德又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批又一批解雇，然后又一批批招收新的童工，再在新的童工身上压榨剥削。我们工人生活不下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跟徐义德斗。徐义德就去叫包打听和三道头来，用手枪威胁工人。包打听，我们不怕；手枪，我们也不怕，还是和徐义德斗，这样徐义德才不敢再随随便便开除工人了。我能在沪江纱厂细纱间做生活到现在，也是和徐义德斗争斗出来的。

“徐义德不单在工钿上扣我们工人，在劳动上更是压榨我们工人，一再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加速机器运转，提高劳动定额，减人不减活，车间生活难做，许多工人累倒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上工，缺勤率当然要增加，徐义德看出工的人少了，他就出了坏点子，要我们细纱间的工人放长木棍。汤阿英原来身体不好，又怀了孕，劳动强度这么大，身子自然顶不住，肚里的孩子就早产了，这都是徐义德压榨剥削我们的缘故。徐义德这个资本家从骨头里也要榨出油来，把我们工人身上的血汗榨干了，他就解雇开除，打发你走。我们工人真是‘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做工做到老，不及一根草！’

“第二天晚上，带工老板领着我们到上海来了。我们进了沪江纱厂一看，啥洋房白米饭，全是骗人的鬼话。三四十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两个人盖一床被子，连腿都伸不直，也看不见阳光，又黑又潮湿，臭虫虱子一大堆，伸手就可以抓一把。到了夏天，尽是蚊子苍蝇，嗡嗡叫，呜呜飞，老向你身上叮，闹得你白天疲劳得要死，晚上又没法闭眼。臭虫蚊子咬得身上斑斑点点，又痛又痒，只好拼命去抓，抓破了，生了烂疮，粘在衣服上，自己脱不下来，要靠别人帮忙，才能脱下。我身上和胳臂上到现在还有疤痕哩！”秦妈妈卷起袖子，指着胳臂上的斑斑疤痕给大家看，说，“冬天虽然冷，倒还好些，你靠我的身子，我靠你的身子，可以取暖；一到了夏天，在闷热的房子里就别想睡觉了。天不亮就给叫醒，连大小便也没有一个地方，几十个人只有一个木桶，得排长龙，一个挨一个。吃饭也要排长龙，一桶杂米薄粥，大家轮着盛，有的一碗还没有喝完，桶就见底了，臭咸菜也光了。吃不饱吗？照样得去上工。一天做十五六个钟头并不稀奇，累得我们精疲力尽，浑身动弹不得。

“我们全厂工人成年到头辛辛苦苦劳动，沪江厂一年赚了许许多多的钞票，都到啥地方去了？都上了徐义德的腰包了。有人说，徐义德拿钞票办厂，赚了钞票自然归他，他不办厂工人到啥地方去做工呀？我倒要问：徐义德办厂的钞票从啥地方来的？汤阿英问得好：是从他娘胎里带来的吗？不是，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吗？他父亲的钞票，又从啥地方来的？是生下带来的？不是；并且他父母原来也没有钞票。这厂是徐义德办的，开头只有一个车间，工人劳动赚了钱，才慢慢发展起来，越做越大，现在徐义德不单是一个沪江纱厂，他还有许多别的纱厂，印染厂，纺织机械厂……都是靠沪江发展起来的，都是靠我们工人的血汗聚积起来的。工厂的机器哪一部不是我们工人造的？哪一寸纱不是我们工人纺的？哪一寸棉布不是我们工人织的？徐义德这个资本家整年不劳动，我们工人在车间里做生活，累死了，连徐义德的影子也没有见过。他一不捏头，二不开机器，三不挡车，连地也不扫一下。工人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一个号头发那点工钿，养不活一家人，绝大部分都上徐义德的腰包了，都给徐义德剥削去了。啥人养活啥人不是清清楚楚吗？哪一个资本家的企业不是建筑在我们工人的白骨堆上？哪一个资本家不是靠我们工人的血汗养肥的？

又是一阵掌声，特别是教室外边的掌声更高，欢呼和感激杨健适时的安排，满足广大工人参加大会的愿望。挤在教室外边的人先走了，教室里的人也陆陆续续向篮球场上走去。秦妈妈跟在杨健和余静他们后面，也向篮球场上走去。

到底啥人养活啥人？

“教室地方太小，容纳不下这许多人，我刚才和余静同志商量，把会场搬到篮球场上去，特地要钟佩文同志带几个工人同志临时去布置，现在已布置好了，请大家到篮球场上去开会……”

三件事情吃穿用，

杨健鼓掌欢迎。整个教室的人都鼓掌欢迎，清脆的激越的掌声一浪接一浪地传出去，等掌声消逝，杨健接着说：

“……第二天，雪停了，我和娘出去讨了点吃的，先给爹吃了，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还是没钱治啊！这辰光，村里来了个上海人，头上戴顶草帽，身上穿着黑绸长袍，反卷两只袖子，里面露出雪白府绸袖子，手里拿了把黑油纸扇子，在村子里一摇二摆走着，东张西望，像是找啥物事。他说自己是上海的带工老板，逢人便说到上海做厂哪能好，进了工厂，住洋房吃白米饭，还有工钱拿，把大家讲得心痒痒的。我听到这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就问那人有啥手续。那人说手续很简单，只要听老板的话，吃包饭，一年十块，三年以后，工钿完全归自己。包洋三十块，先付五块，在契约上打个手印就行了。娘一听就动了心，那五块定洋可以给爹抓药治病，救人要紧啊。娘和爹商量，想让我去。爹躺在床上直摇手，他知道这叫包身工，等于把女儿卖了，说啥也不让我去。娘急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个不停，再三再四地说，就是包身工吧，过了三年，工钿归自己了。眼前还是治病救人要紧。我央求爹娘让我去，好拿五块钱请医生看病救命。爹起先还是不肯，见我一个劲哭，叹了一口气，摸着我的头说：可是苦了你啦，孩子！娘找到带工老板，在契约上打了手印。那上面写着：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五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特立此包身契约。娘把我交给带工老板，他却说：这两个小姑娘卖给我啦，每人五块钱，你们收下吧。原先说是三十块包洋，只付了五块，再也没有付过了。带工老板在村里又找了六个，我们七个小姑娘都成了包身工。

“我不会唱歌，上海刚解放的辰光，流行过一支民歌，我倒记得清爽，我说出来，大家也许还会唱哩。我念给你们听听：

杨健走到写字台面前，宣布继续开会，秦妈妈接着说下去：

大家看一看，

“都来了，是不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