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2 / 5页）

“谈什么事情呢？”田守诚问。

田守诚从里间走了出来，把准备在厅局长会议上用的讲话稿还给了肖宜，说道：“肖宜同志，这篇东西我看过了，具体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见，只觉得说得还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调研室的同志们研究研究，结构再调整一下，语言再凝练一些，内容再充实一些。文字不能太严肃，可也不要太活泼；要站得高一点，但也不要太空。请你再辛苦一下。好不好？”

“不清楚，是他们两个人去的，没带秘书。我估计总是和将要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有关吧。”

还好，在对“凡是派”的问题上，他的表态还是明确及时的。这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看准了风向，该表态的及时表态。其他全是瞎扯淡。

“有什么事情吗？”田守诚问林绍同。

真可笑！好像谁会对他们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感兴趣。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诚和林绍同的关系亲昵得不正常。他立刻以送文件为由走了出去。肖宜正巴不得离这种不正常、没原则的东西越远越好。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绍同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需要他特别注意的事情。

这时，林绍同走了进来。默默地看了田守诚一眼，田守诚立即会意地走进里屋，林绍同随后跟了进去，并且随手把里屋的门关上了。

“早上碰到小纪，说昨天上午郑副部长和汪副部长上B大学去访问戴教授了。”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渐渐地，他感到被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紧紧地攫住。那东西用它看不见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挠他的心。

他把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锁进写字台最底层的抽屉。若有人问起来，像一九七六年对待揭发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样，用“找不到了”交账吧。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能不能改一改呢？往来信者的原单位一转了事。对反映问题的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推卸。

看着纪恒全走出房间，郑子云又从写字台里拿出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认真地再看一遍。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点头。

“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主持专案工作。许多干部的历史专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专案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结论的话，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会闹起来说你右倾、包庇，到处贴大字报，到“四人帮”那里去告状。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这个管专案的职撤了，还闹个右倾复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没什么。要是换上个“左倾”的老爷呢，那些干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还不如自己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呢，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他总能找出些理由拖时间，这里再查查吧，那里再外调一下吧。查来查去，讨论来讨论去，无穷无尽。最后把那些人磨烦了，水到渠成也就解决了。同专案组的关系也没闹僵，下一个专案咱们还是在一块好好研究。就这样穷磨，把他经手的专案全都解决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办法。

“还有，这几份文件我看过了，请你转给有关同志吧。”

“噢？！”田守诚愣了好久。

现在，肖宜毕恭毕敬地听着，认真地翻着手里的文稿，不断地点着头。等田守诚说完，立刻说：“是，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好。”其实，他心里正在琢磨如何剪剪贴贴、勾勾划划，把第一页变成第三页，第九页变成第七页，拖上几天，什么都不用改，等到作报告的头天晚上十点钟送到田守诚家里，再说句：“我们按您的意见改了。”也就行了。每每田守诚讲完之后，还会对他说：“这次改得不错，比以前的好多了。”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共产党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听得反胃的话。

田守诚总是这样，自己从不动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图、观点，清楚、明确地告诉经办的同志。刚开始给田守诚当秘书的时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头。一个讲话，总是左改右改。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改，以及应该改些什么。田守诚作一个报告，肖宜总要累掉几斤肉。渐渐地，他也摸出了一点规律，想出了一点办法。

“就这样吧。”是郑子云表示谈话或办事到此为止的意思。

他常常苦笑着想：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没有这个官僚呢？可能还要坏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处。反正我们已经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点吧，总比弄得稀巴烂强。

郑子云匆匆地翻了翻，然后，朝站在一旁的纪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东西往写字台里一塞：“好吧，就这样吧。”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虚功、会议、争论，耗去人们多少精力啊。

纪恒全把贺家彬那份人民来信送给郑子云：“田部长那里转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