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平凡的好人与国家的性情（1）（第1 / 4页）

我考虑到我家的不成样子，犹豫。

再后来，逢年过节，林予和夫人赵润华，也每每去到我那个没个家样的家中看望我的母亲。他们夫妇称我母亲“嫂子”，我母亲和留城的弟弟妹妹都称他们“林老师”“赵老师”。

我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1976年5月，林予住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小白楼”，按要求将其长篇小说《咆哮的松花江》改编为电影剧本，此小说尚未出版。我听他谈过创作初衷，是要为邓小平“出山”后的“拨乱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故所以然，在黑龙江出版社逐级审稿时便引起对立结论，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认为极其反动。至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予奋力自辩。他若不辩，一概支持该书出版的人必定遭殃。揭发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么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电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响亮。

他说：“我亲自把你弟弟妹妹请来的，我们为你的小说获奖在我家庆祝一番。”

两家的关系可用休戚与共形容之。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他那端却说：“不多聊了，旁边有人等着打电话。”

关于文学，我们也就谈了那么几句。在当年，文学又有什么好谈的呢？

他说“请”他亲自改，他不来准是个事。说那也不能照“他们”的要求改呀，说他只不过是在敷衍着改，吃得不错，住得挺习惯，全当度假了。哪天让他走，当天就走。还命他改的话，就继续敷衍。

正是“四人帮”所谓“政治谣言满天飞”的时期，从各种渠道汇集至“小白楼”的资讯极其丰富，预示着中国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两个多小时内，林予基本上是在谈“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国之命运将会如何令他分外焦虑。我不断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么的激动，无济于事。

我问他：剧本改得怎样了？

那日证明了这样一点——他这个人自我保护意识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确实很低一样，实在是别人爱莫能助的。他似乎自有一套简单的判断人的逻辑，即倘陆宁的母亲是他所信任的人，那么她的儿子当然也是；那么陆宁的朋友梁晓声同样是；梁晓声带去见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而他们夫妇必会双双而至。

原来他也是用他家那幢楼的公用电话与我通话的。

林予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于是连同他的夫人成了我们全家的亲人。我家在哈市没亲戚，他们夫妇也是。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却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难事，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去将你们林予老师请来，我要与他商议！

1984年，我的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获奖，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了他。他与我约定，三天后的下午要带人到我家见我。

再再后来，连我另一个同样是兵团知青的弟弟探家期间，也必会去看望林予夫妇了。而我，若回哈尔滨了却没与他见上一面，即使仅在哈尔滨待了几天，他也会挑礼的。

在他的单人房间里，我们与他都无拘无束，愉快地度过了两个多小时。

不久大学里开始追查“谣言”，我殊觉不安，一一告诫三名好同学，万勿出卖林予——他们都说，咱们根本不曾一块儿去见过什么林予呀！

他见了我们格外高兴，对我之亲热令我的同学们暗觉惊讶。我在电话中说定了要在他那儿吃午饭的，他从食堂打回了几样菜，我们在路上买了一斤猪头肉、一斤肠和几瓶啤酒。

1982年，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后，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楼里，有人大声唤我接电话。我通过公用电话听到了林予的声音，他说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在他家吃饭，“赵老师”做了一桌子菜。

当时我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工农兵学员”，与我信任的三名同学杜静安、刘金铭、周进祥前去见他。因为我每每“北大荒”长“北大荒”短的，他们也都读过《雁飞塞北》了，很高兴有机会认识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林予那一年五十余岁，头发花白了，看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在我们眼中，确乎是老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