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师傅一家（第1 / 3页）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品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朱霞也笑。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品卖会“发”。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品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

“朱霞，你收！”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绝对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绝对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品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人们都说“对”。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绝对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品卖。

她同样憨厚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