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第1 / 2页）
我感激王姨——她是母亲的干姊妹。在我家生活最艰难的时日，她以女人对女人的同情和善良，给予过母亲许多世间温情，也给予过我家许多帮助……我感激北影卫生所的张姐——在父亲患癌症的半年里，她次次亲自到我家为父亲打针，并细心嘱我怎样照料父亲……
我感激当年复旦大学创作专业的全体老师。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三年。我在这样的三年里读大学，自然会觉压抑，但于今回想，创作专业的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是爱护我的，翁世荣老师、秦耕老师、袁越老师又简直可以说对我关怀备至。教导员徐天德老师在具体一二件事上对我曾有误解，但误解一经澄清，他对我一如既往的友爱诚恳，这也是很令我感激的……
我也感激我另外的三名同班同学——王嵩山、王志刚、张云河。他们是“文革”中的“散兵游勇”，半点儿也不关心当年的“国家大事”。下乡前我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我力陈他们其实都是政治上多么“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唯恐一句半句不利于肯定他们“政治表现”的评语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为此我和原则性极强的年轻的军宣队班长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下乡时本可选择去离哈尔滨近些的师团，但他们专执一念，愿望只有一个——我和杨志松在哪儿，他们去哪儿。结果被卡车在深夜载到了兵团最偏远的山沟里，见了我和杨志松的面，还都欢天喜地。
我感激我的大学同学杜静安、刘金鸣、周进祥。因为思想上的压抑，因为在某些事上受了点儿冤屈，我竟产生过打起行李一走了之的念头。他们当年都曾那么善意又那么耐心地劝慰过我。所谓“良言令人三月暖”，他们对我的友爱，当年确实使我倍感温暖。我和小周，又同时是入党的培养对象，而且，据说二取一。这样的两个人，往往容易离心离德，终成对头。但幸亏他是那么明事明理的人，从未视我为妨碍他重要利益的人。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相约了在校园外散步。走了很久，谈了很多，从父母谈到兄弟姐妹谈到我们自己。最后，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实在是一种人生的缘分，我们都要珍惜这缘分。至于其他，我们才不在乎！从那以后到毕业，我们彼此真诚，友情倍深……
后来，我下乡了，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学杨志松。在班里他不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只不过是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我们是全班下乡的第一批，而且这第一批只我二人。我没带褥子，与他合铺一条褥子半年之久。亲密的关系是在北大荒建立的。有他和我在一个连队，使我有了最能过心最可信赖的知青伙伴。当人明白自己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绝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他便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财富。实际上他年龄比我小几个月，我那时是班长。我不习惯更不喜欢管理别人，小小的权力和职责反而使我变得似乎软弱可欺，因为我必须学会容忍制怒。故每当我受到挑衅，他便往往会挺身上前，厉喝一句——“干什么？想打架吗？！”
我感激北影。我在北影的十年，北影文学部对我任职于电影厂而埋头于文学创作，一向理解和支持，从未有过异议。
真的，我很感激他们——他们使我在思想上不陷于封闭的苦闷……
仅仅有友情是不够的，我是那类非常渴望思想交流的知青。思想交流在当年是很冒险的事。我要感激我们连队的某些高中知青，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使我明白，我头脑中对当年现实的某些质疑，并不证明我思想反动或疯了。如果他们中仅仅有一人出卖了我，我的人生将肯定是另外的样子，然而我不曾被出卖过。这是很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因为我与他们，并不像与我的四名同班同学一样，彼此有着极深的感情作为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我，近乎人性的分裂——感情给我的同班同学，思想却大胆地仅向高中知青们坦言。他们起初都有些吃惊，也很谨慎。但是渐渐的，都不对我设防了。“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和他们交流过许多对国家，当然也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看法。
一九七二年我调到了团部，我感激宣传股的股长王喜楼。他是现役军人，十年前病故。他使宣传股像一个家，使我们一些知青报道员和干事如兄弟姐妹。在宣传股的一年半，对我而言几乎每天都是愉快的。如果不是每每忧虑家事，简直可以说很幸福。宣传股的姑娘们个个都是品貌俱佳的好姑娘，对我也格外友好，友好中包含着几分真挚的友爱。不知为什么，股里的同志都拿我当大孩子。仿佛我年龄最小，仿佛我感情最脆弱，仿佛我最需要时时予以安慰。这可能由于我天性里的忧伤，还可能由于我在个人生活方面一向瞎凑合。实事求是地说，我受到几位姑娘更多的友爱。友爱不是爱，友爱是亲情之一种。当年，那亲情营养过我的心灵，教会我怎样善待他人……
此时我有三个可以过心的朋友——一个叫吴志忠，是二班长；一个叫李鸿元，是司务长；还有一个叫王振东，是木匠。都是哈尔滨知青。他们对我的友情，及时填补了由于同班同学先后离开而对我的情感世界造成的严重塌方……
我感激当年兵团宣传部的崔干事，他培养我成为兵团的文学创作员，对于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起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我的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感激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当我被惩处性地“精简”到那里，他们以友爱容纳了我，在劳动中尽可能地照顾我，仅半年内就推荐我上大学，一年后第二次推荐我，而且两次推荐选票居前。对于从团机关被“精简”到一个几乎陌生的知青群体的知青，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根本没指望的。若非他们对我如此关照，我后来上大学就没了前提。那时我已患了肝炎，自己不知道，只觉身体虚弱，但仍每天坚持在劳动最辛苦的出料流水线上。若非上大学及时解脱了我，我的身体某一天肯定会被超体能的强劳动压垮……
细细想来，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她使少年的我对于女性情感呵护和关爱的需要，获得的既温馨，又饱满、健康。
我感激北影十九号楼的众邻居。那是一幢走廊肮脏的筒子楼，我在那楼里只有十四平方米的一间背阴住房。但邻居们的关系和睦又热闹，给我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
由陈大娘于是自然而然地忆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儿，是我们那条街上顶漂亮的大姑娘，起码在我眼里是这样。我没姐姐，视她为姐姐，她关爱我，也像关爱一个弟弟。甚至，她谈恋爱，去公园幽会，最初几次也带上我，充当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于我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使我对女性从小培养起了自认为良好的心理。我一向怀疑“男人越坏，女人越爱”这种男人的逻辑真的有什么道理。淑琴姐每对少年的我说：“不许学那些专爱在大姑娘面前说下流话的坏小子啊！你要变那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男人对女人的终生的态度，据我想来，取决于他有没有幸运在少年时代就获得到种种非血缘甚至也非亲缘的女人那一种长姐般的、有益于感情质地形成的呵护和关爱，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怎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我这个希望自己有姐姐而并没有的少年，从陈大娘漂亮的二女儿那儿幸运地都获得过。似姐非姐的淑琴姐当年使我明白——男人对于女人，有时仅仅心怀爱意是不够的，而加入几分敬意是必要的。淑琴姐令我从小对女性的情感和心理是比较自然的，也几乎是完全自由的。这可谓幸运，又何尝不是幸福？
我也感激童影。童影分配给了我宽敞的住房，这使我总觉为它做的工作太少太少……
我下乡后再未见到过陈大娘，我落户北京后她已去世。我写过一篇小说《长相忆》——可我多愿我表达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说，不是曾为她和力不能抵的恶青年们打架，而是执手当面地告诉她——大娘……
再后来王嵩山和王志刚调到别的师去了，张云河调到别的连当卫生员去了。一年后杨志松上大学去了，我陷入了空前的孤独……
我感激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位生物系抑或物理系的老师的名字我至今不知。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在团招待所他住的房间，我们之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算是“面试”，第二次在复旦大学——我一入学就住进了复旦医务室的临时肝炎病房，我站在二楼平台上，他站在楼下，仰脸安慰我……任何一位招生老师，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知青入学的资格，陈老师没那么做。正因为他没那么做，我才有幸终于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人生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后来杨志松调到团部去了。分别那一天，他郑重嘱咐另外三名同学：“多提醒晓声，不许他写日记，开会你们坐一块儿，限制他发言的冲动。”
如果说，我的母亲用讲故事的古老方式无意中影响了我对故事的爱好，那么——崔长勇，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将我直接送到了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他们都是那么理解我爱文学的心，他们都是那么无私地成全我。如果说，在所谓人生的紧要处其实只有几步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推我跨过那几步路的恩人。
他们的到来，使我在知青的大群体中，拥有了感情的保险箱，而且，是绝对保险的。在我们之间，友情高于一切。时常，我脚上穿的是杨志松的鞋，头上戴的是王嵩山的帽子，棉袄可能是王志刚的。而裤子，真的，我曾将张云河的一条新棉裤和一条新单裤都穿成旧的了。当年我知道，在某些知青眼里，我也许是个喜欢占便宜的家伙，但我的好同学们明白，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们格外体恤我舍不得花钱买衣服的真正原因——为了治好哥哥的病，我每月尽量往家里多寄点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