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线（第1 / 10页）

要回家吗？我想了一下。虽然穿的是比我的身体大两号的长款羽绒服，但衣服还算干净。口袋里的钱包装有可以提取现金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在向出租车停靠站所在的地铁站方向走了一半左右时，一辆空出租车驶向我，我招了招手。

***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沾着灰尘、印有“全国第一”黑字的横幅广告。我付了出租车费后，朝着医院入口走去。我心想，说是国内最好的缝合手术专科医院，但为什么对我来说医院的名字如此陌生？通过旋转门，进入装修陈旧、昏暗的大厅后，我看到墙壁上贴着手指和脚趾各被切断一根的手、脚照片。强忍着想避开的视线凝视了一会儿，因为记忆可能比实际更可怕，所以想正确地记住，但是我的想法错了，那些照片让我越看越痛苦。我慢慢把视线投向照片的右侧，那里并排贴有手指和脚趾缝合在一起的照片，以清晰的手术疤痕为界，皮肤的颜色和质感都不一样。

仁善发来的短信里，只出现我简短的名字。

大学毕业那年，我第一次见到仁善。当时我工作的杂志社没有专门的摄影记者，编辑、记者大多自己直接拍摄照片，但在进行重要采访或旅行报道时，他们会和各自找到的摄影师结伴同行。由于最长要一起旅行四天三夜，前辈们建议同性会比较方便，于是我拜访了摄影企划公司，他们介绍了与我同龄的仁善。此后三年期间，我们每个月都会一起出差。辞职后，我也把她当作结交了二十年的朋友，因此对她的习惯非常清楚。像这样先叫我的名字，绝对不是问候，而是发生了具体而急迫的事情。

“嗯，什么事？”

我摘掉毛线手套回复短信后，等待了一会儿。因为没有立刻收到答复，在我正重新戴上手套的时候收到她的回音。

“现在能来吗？”

可是依然无法深深入眠。

依然无法好好进食。

依然呼吸短促。

依然以离开我的人无法承受的方式活着，依然。

整个世界以压倒性的音量不断搭话的夏天似乎过去了。我再也不需要在每个瞬间流汗，再也不需要全身放松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再也不需要为了不中暑而无数次用凉水冲澡。

仁善不住在首尔，她没有兄弟姐妹，母亲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生下她，因此她很早就经历了母亲年老患病的磨难。八年前，她回到济州山中的村落照顾母亲，四年后母亲便去世了，此后她独自一人住在那个房子里。在那之前，仁善和我随时在彼此的家里见面，一起做饭、聊天，但随着生活的地方越来越远，在经历各自曲折的过程中，见面的间隔也逐渐变长。后来，甚至有一两年没见到她。我最后一次去济州是在去年秋天，在那个仅把厕所简易改造成可在室内使用的木屋里，我足足待了四天，其间，她向我介绍了一对两年前从市场买来饲养的白鹦鹉——其中一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话——她也带我去院子对面，她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的木工房。她让我看了用整棵木桩削成的无缝椅子——一定要坐下来看看有多舒服——她真挚地跟我说，她还说其实自己也无法理解为何这种椅子卖得不错，但对她的生计有所助益。她把桑葚和覆盆子放在水壶里，用烧木头的火炉煮茶，那是去年夏天她在屋子上方的树林里摘下，并冰冻保存下来的。茶水酸而无味，在我一边喝着茶一边抱怨其味道的时候，她穿着牛仔裤和工作鞋，束紧头发，像纪录片中的木匠一样，耳朵上夹着铅笔，用三角尺量着木板画出切割线。

应该不是让我现在去那个济州的家。我发出“你在哪儿？”的短信时，仁善的留言刚好也传来。上面写着以前没听过的医院名字，然后又问我和刚才一样的问题。

“现在能来吗？”

接着又发来短信。

“你得带身份证。”

世界和我之间产生了萧瑟的界限。我找出长袖衬衫和牛仔裤穿上，顺着不再吹来蒸汽般热风的道路走向餐厅。我仍然不能做饭，一天也只能吃一顿饭，因为我无法承受为谁做饭、一起用餐的记忆。但是规则再次回返，我虽然依旧不与人见面、不接电话，但再次定期检查邮件并确认信息。每天清晨都坐在书桌前写信，那封每次重新写起、写给所有人的告别信。

夜晚逐渐变长，气温持续下降。搬家后第一次走进公寓后方步道的十一月上旬，高大的枫树被染成火红，在阳光下闪耀不已。虽然美丽，但我内心能够感受到那美感的电极可能已经死亡或是几乎中断。某天清晨，半冻的地面上结了初霜，运动鞋鞋底踩在上面发出碎裂的声音。和孩子面孔一样大的落叶在狂风中翻飞，突然变得光秃秃的梧桐树干就像树名一样，斑白的树皮看来好像被恣意剥开。

***

接到仁善短信的十二月下旬那天清晨，我正走出那条步道。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任何阔叶树种的树木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叶子。

“庆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