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第1 / 2页）

巨大、冰冷的高墙暴露了出来。

相关部门和医院不承认错误，因为不承认，所以没有任何补偿和赔偿。那些无辜感染MERS而死亡的病人遗属和死里逃生的病人，证明了相关部门和医院的错误，用这种方式对待因传染病失去一切的人何其残忍。绝大多数受害者都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很多人一辈子没上过法庭，对法律知识也一无所知。

受害者的叙事也常在这里失去方向。倾吐委屈的痊愈者和遗属，记不清楚在隔离病房接受过怎样的治疗，病人的病情何时开始恶化以及恶化的程度如何。他们只记得好好的一个人在短短十天、半个月内，不断在死亡线上挣扎，这让他们陷入深深的绝望。

生与死不能交给运气。只因自己没有感染，只因自己没有搭乘那艘船，就觉得自己很“走运”的想法，未免太过浅薄且愚蠢。况且，不向陷入水深火热的人伸出援手，反倒排斥他们，这绝非社会共同体的意义。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和《火星救援》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社会共同体没有放弃个人，没有用经济损失和成功的可能性高低去衡量该坚守的价值。

我们没有去守护受害者的“人权”，即使是为了防止传染病扩散，也没有人去阻止对隔离者的批判，甚至试图把受害者变成加害者。“超级传播者”一词就是典型代表。受害者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光是战胜病魔就已经力不从心了，还要背负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被伤得千疮百孔。

小说结束了，但人生依旧在继续。

传染病结束了，但人生依旧在继续。

我想把MERS事件写成小说，是在二〇一六年的晚春。距离二〇一五年五月，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传染病席卷朝鲜半岛已经一年了。面对MERS事件一周年，很多媒体都想采访痊愈的病人或遗属。我从几位记者那里得知，很多MERS受害者都不愿受访，我好不容易联系上几个人，他们委屈地哭诉着MERS是如何毁掉自己的人生，却仍不愿跟记者见面。虽然记者答应他们会遮住脸、使用匿名，事前也都可以协调访纲，但这些受害者无法相信媒体提的条件。他们说，如果网友要人肉搜索，就没有能隐瞒的事。谁都不想再次被贴上MERS病人的标签。

我重新看了二〇一五年与MERS相关的新闻和电视节目，与官方和医护人员有关的内容多不胜数，报道MERS受害者的却少之又少。就算有，内容也多半是按照确诊顺序编码住进隔离病房后所发生的事。他们作为自由的个人、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却没有人报道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于是我开始着手写MERS受害者的故事。

我们没有尽全力去帮助那些因MERS失去亲人的遗属和勉强才痊愈的病人，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心爱的人会感染MERS、会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政策能帮助那些被迫丢掉工作的人，更没有积极为这些人治疗心理创伤。他们期盼痊愈后能回归正常生活，但“感染过MERS”毁了他们往后的漫漫人生。

日复一日地坠落、坠落再坠落！但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能够阻止坠落的网。

最初几个月，我也很担心无法提笔写出这部长篇小说，因为在取材过程中，脑中没有浮现出组成小说架构的场景，想写和能写是两回事。就在我决定放弃时，遇到了重新点燃火种的有缘人。我觉得这是那些离开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让我一定要完成这部小说。

在说出“不会遗忘”“会永远记住”这些话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应该记住什么，必须找回“人”，而非“数字”。

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与受害者见了面。其中也有很想见但最终未能见到的人；也有在我放弃见面后又偶遇的人，我很感谢那些跟我见面和未能见面的人。我很能理解他们那种复杂的心情和必须面对现实的无奈。正因如此，我觉得很难以现实的人物、事件和背景为基础去创作纪实文学。

人们被狭隘地划分成正常与非正常的，而被划分在非正常里的这些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贴上标签，被人厌恶，若不彻底改变这一点，MERS受害者的故事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小说虚构的框架里。虽然我将见过的这些人更改了设定，但仍希望原原本本地写出他们的痛苦，那些有时是叹息、有时是泪水、有时是悲鸣、有时是挣扎、有时是沉默的痛苦。

我长时间地凝视他们、聆听他们，和他们一起查阅数据、实地考察，这过程让人感到悲凉。他们的话语和叹息，深深刺痛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