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三天（第2 / 3页）

塔格·布里。他看上去就像是从英吉利海峡游泳过来的，被海水冲刷得一尘不染，他的面孔是那么干净清爽，这真是很难得，毕竟他曾经在战壕里待过好几年。我总觉得战壕里的泥污一定不是轻易能洗掉的。他坐在我父亲身旁，以威利的朋友和同一个排战友的身份，讲述自己对威利的回忆。我心里暗想，他算是个干净漂亮的男孩。他对我父亲说，威利死后，他继续留在部队里，一连几个月和南爱尔兰骑兵队驻守在科隆负责交通勤务，因为他自己原先所在的团在战争中被摧毁了。他说，他一直渴望能到都柏林和威利的家人说说话，因为他感觉威利会很乐意他这么做。听他如此一说，我才真正认识到威利在军队里很受人敬重，我想，大家一定都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他。对于面前这个小伙子，我们只知道他的家乡在科克，和我们谈过话就直接回家去，只知道他曾经是威利世界的一部分，那个陌生、黑暗、令人恐惧的世界，但也是个萌生友情的世界。我不知道这为什么特别让我为之心动，在我脑子里上上下下地翻腾。

在塔格·布里说话的时候，父亲静静地坐着，只是偶尔点点头，有时候也摇摇头。至此，我断定那是在1919年的某个时候，当时父亲就要退休回到维克罗去了。都柏林到处都在发生新的谋杀事件，几十名爱尔兰皇家警队的成员丢了性命，有的遭到伏击，有的被杀死在酒馆里，有的死在自己的床上。父亲正当六十五岁，他所熟知的整个世界开始燃烧，熊熊烈焰，滚滚黑烟，交织成一片火海。

“威利是这样一个人，”塔格·布里说，“你不仅仅可以依靠他，而且你心里明白，他在时时刻刻替你留意着危险，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所以我总是在想，这种美德大概跟他的家庭有关，是他的家里人培养了他的思想品质。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自从我们把他埋葬那天起，我就一直想对你们说这些话，可怜的老兄，我们把他的来复枪插在他的坟墓上，上面顶着他的头盔，当时有我和中士，还有威利最好的朋友乔·基尔蒂——他后来也死了。自打那天起，我就待在圣考特村附近，在那些地方，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该死的混蛋德国佬已经被赶走了，请原谅我说话粗鲁，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就是……”说到这儿，塔格深吸了口气，不知何故，他的目光投向空荡荡的地板，扫过地板中央那块小小的土耳其地毯，然后落到我身上，他微微一笑，我敢对上帝起誓，我在他的笑容里读出了某种属于未来的东西，就像是一篇宣言。“我想说的是，他爱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听他说起过安妮和莫德，听他说起过您，还有坐在那边的小莉莉，邓恩小姐，他总对我们说你有多么好，长得多么漂亮，说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心想，有朝一日，我最好能来一趟，只为了告诉你们这些话。”

“我们非常感激，”父亲终于开口说道，他浑厚的声音从暗沉沉的胸腔里传出来，充满了整个房间，“非常感谢。你在回家的路上还停下来看我们，真是个好心人，你家里的人一定正盼着见你呢，你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他们该有多么庆幸啊。你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塔格·布里站起身来，觉得自己该走了，他此行的目的也已经达到。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那是整个世界上最后一声叹息。

安妮站着一动不动。我一看她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她经常发脾气，很少有笑容，可我还从没见过她这样的表情。仿佛是受了她的感染，再加上父亲的话也窝在我胸口，我禁不住放声痛哭，同时也为自己已经十六岁了还号啕大哭感到难为情。我当然从来没有读过悲痛情绪排解指南一类的书，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心里。那种悲伤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的。

“可怜的孩子，上帝保佑他，”父亲喃喃地说，语调很平静，“他最后一次回家，我在浴盆里给他洗澡，把你们三个赶到厨房里。他身上的泥垢真吓人，满是虱子和跳蚤，还长了皮癣，你们还记得吗？天啊！你们还记得吗？安妮，你那会儿站在门口跟我们开玩笑，说你要进来了，莉莉止不住哈哈大笑。可怜的孩子，上帝保佑他。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肉，我用大毛巾裹住他的时候，感觉他简直会出溜到褶缝里让我找不见，他真是太瘦了。但他很壮实，虽然瘦得可怜，可也壮实得很。威利就是那样。他是个好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待在家里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味沉浸在悲痛之中。悲痛和忧伤先是坐在我们中间，然后慢慢钻进椅子里，最后又渗进四周的墙壁，和灰泥融为一体。我感觉，我们的悲伤一定还留在那里，只要有人悉心去感受，只要还有人记得威利·邓恩这个在世界历史上被遗忘的名字。

第二封信，或者说第二份通知送到我们手上，是在这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之后的几个月。跟爱尔兰、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还有全世界许许多多不幸的家庭一样，我们铆足了劲儿拼命摩擦两根生命的木柴，燃起一小堆火，好让日子能过下去。父亲毕竟是让威利来到世界上的那个人，我想，他的哀伤一定最深重，最痛苦。他所拿到的威利的全部遗物只有一本士兵手册，一本稀奇古怪的俄罗斯小说，磨损得破破烂烂，还有他不知从哪儿捡来的一尊小马雕塑。威利在士兵手册里写下了父亲的名字作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还写了我们在都柏林城堡的住处，作为自己的家庭地址。这些东西是威利所在的部队寄还给父亲的。父亲把那尊小马雕塑给了安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给了我，他自己保留威利的士兵手册，那本小册子历经过战火的洗礼，如此想来真算是一件圣物，我想象着威利可能一直把它包裹在一块防雨布里，用他胸膛的体温烘得暖暖的。这回轮到父亲把它放在制服内侧贴近胸膛的一个口袋里，用自己身体燃烧的炉火温暖着那些纸页——要说起来，他的警察制服真是有不少口袋。我确信我们三个已然是大姑娘了，我们自己尤其是这么觉得，威利死后我们的的确确长大了不少。突如其来的悲伤让安妮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她居然变得愉快开朗起来，对我的态度比以前友好得多，也温和得多。如此一来，在那段时间，家里沉重的悲痛氛围里交织着一丝温柔美好的情感，若是换到从前，她的舌头足可以充当剃须刀。

“没有一个人能像威利那样，”他说，“这是真的。”

“嗳，莉莉，”父亲也站起身，拉住塔格的手握了握，“你把这个小伙子送到门口。塔格，你穿过镇子到火车站去的路上，得留神四周。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人不喜欢看见你的军装。我们这里最近刚刚举行了一次大游行，你知道，是庆祝胜利的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走到街上纪念战争胜利，感谢你们这些小伙子，但是现在也有另外一些人偷偷地混在人群里，他们不喜欢看到卡其布军装。真的是不喜欢。”

“好的，先生，我一定会注意安全。谢谢您，先生。”

我走在他身边穿过鹅卵石铺成的广场，突然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因为自己穿着一件夏天的旧连衣裙，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希望自己出门前带上一件开襟羊毛衫就好了，因为现在是秋天，有一丝寒意，黑沉沉的灰云像一个巨大的盖子罩在城市上空。像塔格这样的小伙子，十八岁就参了军，大概跟威利一样，很快就满二十二岁了，我猜想，除了那种在战火摧毁的城镇里给士兵提供性服务的野女人以外，他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和女性接触过。这并不是说在蒙哥马利和马尔伯勒大街上没有成群结队的妓女，由于驻扎了军营，就是在都柏林城区里也不乏这类女人。不过，我感觉他不知道怎么和我这样的普通女孩聊天，一路上他几乎没对我说几句话。当我们来到通往女爵士街的出口，从卫兵身边经过的时候，那几个爱开玩笑的小伙子硬要逗引我们说几句俏皮话，否则就不让我过去，这时候，塔格让我吃了一惊。他在古老的花岗岩大门的背风处停下脚步，仿佛和我相识了一辈子，说话的语调是那么平静、温和。

“威利经常提起你，”他说，“他非常替你担心。几年前，你们这儿发生了暴动，他更是担心得要命。我经常看见他坐在战壕里，像开水里的龙虾一样，烦躁不安，无缘无故地发火，看样子苦恼极了。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你，对你说一句：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的。请允许我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现在我见到了你，我知道他所说的关于你的一切都是真的，能见到你我简直太高兴了，真的是这样。”

父亲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和威利并肩战斗过的一名中士寄来的，父亲把它看得和威利的士兵手册一样珍贵，还小心翼翼地夹进了那本小册子里。有多少家庭连同它们微不足道的故事渐渐变得湮没无闻，如今那封信也许被丢弃在废物堆上，已经化为乌有。在我看来，那是一封奇怪的信，我至今还记得里面的措辞，大概是因为那位名叫克里斯多夫·莫兰的中士知道我父亲是个警官，他在写信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结果写成了一篇古里古怪的官样文章。他在信中说，自己写这封信是带着“郑重而荣幸”的心情。然而，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之所以大为惊讶，只是因为他坦率地说出了威利在皮卡第死于非命的经过。事情非常简单，当时他听到一个德军士兵在唱歌，于是就隔着无人区用歌声回应对方，不料竟然中了一个狙击手的枪弹。

“威利就是这个样子，”父亲也只说了简单的一句话，“老是爱唱歌。”

虽然我只有十六岁，但我非常清楚，经过三年的战争，威利整个人已经被恐惧和死亡掏空了，父亲大概也知道，所以那位中士的来信把威利在最后时刻描述得如此豁达，如此轻松，对他来说是个莫大的安慰。

可怜的威利。除了我和比尔，活着的人几乎没有谁还记得他。安妮和莫德不在了，父亲很久以前就已经去世，当然，比尔也死了，除了我，我敢肯定不会有人还记得他。比尔站在美国的一幢房子里，凝视着伯祖父的照片，穿越几十年光阴，朝照片上那个他几乎一无所知的人露出微笑，现在想来，他参军入伍也许算是继承了威利身上的某种东西。

后来，塔格·布里来看望父亲。总共有三个人向我们讲述威利的故事，第三个便是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