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四天（第1 / 2页）

我和莫德沿着长长的绿色小路朝山坡上走，两人都穿着最体面的外出服装，布袋里还塞有几件更适合在乡下穿的衣服——灰色的旧裙子，白底带蓝点的罩衫。在随便哪个爱尔兰农场上，总有一百种污垢粘在你身上怎么也去除不掉。几个男人弯腰弓背，在一片约莫有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上一铁锨一铁锨地铲土，这块地太陡，也太贫瘠，不适合用犁头耕地。我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们站起身，直起腰，看样子一定是在窃喜用不着非得跟我们打招呼，因为我们说到底也算是本地人。从他们嘴里吐出的话带着乡土味，听上去那么亲切和善。

“就是，就是，是那两个大美妞儿过来喽。”他们这么议论着——虽然莫德并不认为自己生得漂亮，但其实她真称得上是个大美人，一头浓密的黑发用一根平平常常的丝带束在脑后，没有什么时髦可言，却显得美丽动人。“你们要上山去看老父亲？是不是啊？上帝保佑你们。”

我们确实上了山。我们家的房子是基汀山上最靠后面的一座，在那一带，大自然对人类的温文尔雅失去了耐性，开始在山间恣意撒野，无拘无束，到处都是石楠花、溪流和沼泽。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坐在自己的厨房里，身上穿着美国式样的衣服，灵魂包裹在自己这副美国人的躯体里，笔下的一切都已成了如烟往事，一切都早已画上句号，所有的人也都已被雨打风吹去，这是世间万物的普遍规律，那些弯腰劳作的男人，莫德，我父亲，那些享受天国之福的母鸡、小马和猪，还有那一整座神圣的小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我们还是年轻姑娘的那段日子，我们从来没有萌生过感恩的念头。现在我一个人坐着，一个老迈之人，一个历史遗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心存感激的历史遗迹，为上天曾经赋予自己的一切感激涕零，如果不是为自己被命运夺去的一切而耿耿于怀的话，我这颗枯萎的心，向逝去的一切发出遥遥的召唤。我又一次回想起那奇妙的情形，每年春天，维克罗郡的大巴总会把一束束石楠花运到城里来，这样父亲就能在自家的壁炉架上摆放一些，当时我们住在都柏林城堡里，石楠花带给我们一缕家乡的情味，它们是一个象征，一首诗，一曲歌谣，我们这些小孩子总会用鼻子嗅啊嗅啊，使劲儿闻着花香，一个个欢天喜地，可听我说起的人往往不以为意。我还想起一些别的事情：开放在沟渠上的吊钟花，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一捻就破，我印象中它还有个别名叫毛地黄，对心脏病人大有好处；黑刺李四月开花，灰白色；山楂花五月开放，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白色，白得更纯净；金雀花的花朵跟乌鸫的嘴一样金黄，也是在五月开花，香味很独特，极像是刚刚吸吮过母乳的婴儿嘴角留下的余香，我真是这么感觉。秃鼻乌鸦在凯尔沙伯格古老的大树上吵吵闹闹，这种坏脾气的鸟儿结成伴侣则是从一而终，如同虔诚的天主教教徒；鹪鹩在土堤上筑起一个个小小的王国；斑尾林鸽把一句话翻过来掉过去说个没完没了；每当维克罗郡附近的海面上起了风暴时，我们就会听见海鸥在风头浪尖上吵吵嚷嚷，喋喋不休；茂密的灌木丛里，獾趁着夜色在根茎中间拱来拱去，挑三拣四；狐狸让人又害怕又喜爱，这胆大包天的家伙一身火红，黑夜里从山上跑下来，检验我们的鸡舍够不够牢靠；还有夜莺，暴风雨频繁的春天，经常能看见毛脚燕和麻雀箭一般来回穿梭，恐怕就连上帝也难以把它们区分开吧。那时候，莫德和我的生活都还没有笼罩上一层阴郁和黯淡，她对自己在圣史蒂芬公园结识的那位艺术家非常满意，我对自己的退伍士兵也是一样感觉，我们俩走在路上丝毫也没有想到疲惫，疲惫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走到房子跟前，门口有一桶水可以猛灌上一气，灶台上炖着一锅肉，院子里的炉膛内正烤着香喷喷的面包，接下来可以喝杯茶解渴，茶是最棒的解渴饮料。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和太阳一道起床，开始干各种杂活儿，喂母鸡，挤牛奶，搅拌奶油，从倒挂金钟的花丛里收下大片大片的干花，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要是父亲到山上的田地里去了，赶上有补锅匠顺着小路走过来，我们还得插上门闩，不放他们进院子，那些补锅匠头发蓬乱，什么都不管不顾，走到哪儿都扯着嗓子乱唱一气，其实，就连阳光也有自己的声音，难道不是吗？还有秃鼻乌鸦和鹪鹩呢，知更鸟唱着绝望的歌，父亲唱着《从前有个老女人住在鞋子里》，到了夜晚，壁炉里的泥炭送出绵绵无尽的暖意，透射出一种彻心彻骨的慈爱，我们都把腿伸过去取暖——像木棍一样细骨伶仃的女孩子的腿，看上去有几分滑稽，这种时刻，就是明知道会生冻疮我们也毫不在乎。我一直写啊，写啊，纸页散落在我的腿上，我就像摊开了一沓钞票，一堆做发财梦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的珍宝。

这样的日子才刚过去一天，父亲回到家，突然像变了个人，一脸阴郁。春天的黄昏，一转眼就会溜走，不过天色还算明亮，晶莹的雨丝落在院子里的泥粒灰岩上。他从半截门走进来的时候，高大的身躯在房间里投下一片阴影。他让莫德和安妮先出去，吩咐我在壁炉边的石头上坐下，又给自己拖过那把暗沉沉的旧椅子。他的脸像是因为恐惧而变得惨白。

“出大事儿了，”他说，“出大事儿了。刚才，我到基汀山的山坳里找那只该死的母羊，这不知好歹的东西，老是到处乱跑。我正在东找西找，有两个我不是很熟悉的人朝我走了过来。我一时半会儿还以为他们存心要害我，因为我知道他们俩是巴尔廷格拉斯军团的人。所以，你不免会猜想他们有可能企图谋害一个老警察。我敢说一定有人想谋害我，巴不得开枪把我干掉。”

难眠之夜。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从大西洋袭来。我一直处在半梦半醒之间，暴风雨毫不费力地就跟随我到梦里。树林仿佛在风雨中一片片倒伏下来，大海像成群的野马，扬起前腿，在我纷乱的思绪里狂奔。我一次又一次从梦中醒来，心惊肉跳，一时不知道自己是年轻还是年老，是在美国还是在爱尔兰。这就是旧事重提的结果。把往事从时间深处挖掘出来。

不过，说实话，这里面也有一种愉悦。我坐在有塑料贴面的餐桌旁乱涂一气，用铅笔在账本上写满了一页又一页。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仿佛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甚至能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和父亲对话。我想对他说，爸爸，我不知道你埋在什么地方，我感到非常难过。

这也称得上是一种愉悦吧。大概从独立战争算起，我读到过的东西都深深地刻在脑海深处——叛乱分子被抓捕，关押在都柏林城堡的什么地方，恐怕还经受过严刑拷打，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参与其中。当时，他是二处的长官，主要负责巡逻。八处是警探，他们中间有的人名声不大好。我不知道，这样的历史对失败者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比如我父亲这样的人，他们曾经对国王和已逝的王后忠心耿耿，但我确信双方都有罪恶和残酷的行为。我还不至于傻到有别的想头。我无法描述塔格在那个故事里扮演的角色，即使我想说个一清二楚也做不到。父亲并不是历史上最残忍、最血腥、最阴险的人——哪怕真的是这样，我胸中跳动的那颗更单纯的心也会深切地思念他，梦想着再次见到他，那颗心从小时候起就塑造出了他的形象，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随着一天天长大把这个形象塑造得越来越富有传奇色彩。所以，在我的梦里，他是那么可亲可敬，从海上一路漂流而来，我怎能畏惧他，指责他？我不会为他辩解，但也不会把他拒于千里之外。

也许在当时，我们全都该让人拉出去枪毙，这倒是一种仁慈，一个干净利索的了结，那个年代的爱尔兰，恰如大海里的巨兽一样狂躁不安，动一动犹如天翻地覆。

此时，我在厨房里哈哈大笑，可有谁会听见我的笑声？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自由，这也是其中一种——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可以对自己所爱的人倚老卖老，不用再花心思寻找借口，抹杀什么，遮掩什么。我父亲是旧统治下的一个高级警官。他是新爱尔兰的敌人——不管现在的爱尔兰叫作什么，总而言之，他是这个国家的敌人，虽然我也说不清爱尔兰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不会被记录在生命册里，而是被投进火湖，他的名字不应被人提起，因为他是一段毫无价值的历史上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然而，我从他身上感受到的只有慈爱。我想起那个俄罗斯小伙子，斯大林手下的警察头子<a id="jz_8_1" href="#jzyy_1_8">^[8]</a>，也许他的孩子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他叫什么名字？我读过关于他的事情，在我眼里，他纯粹是个恶魔。我父亲也一样是个恶魔？我如何知晓？我能去问圣彼得吗？

“我希望这不是真的，爸爸。”我说。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不过他们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是和塔格有关，还有你。”

“怎么会呢？和塔格有关？”

我刚开始给沃洛翰夫人的母亲干活儿那阵子，真是提心吊胆，生怕她一旦发现我的身世会把我赶走。当然，她跟她的女儿一样，是个深爱自己的祖国，热切盼望爱尔兰获得自由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这在她看来是个无比崇高、无比振奋人心的理想。这的确令人鼓舞，我深信不疑，除非你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当时我确实也觉得有必要稍稍提及自己的出身，因为我不想让她把我错当成别的什么人。当我去给沃洛翰夫人做厨师的时候，我又稍微多透露了一点儿自己的身世。当然，一开头儿，她之所以对我产生好感，以及后来对诺兰先生产生好感，是因为我们同是爱尔兰人，虽然诺兰先生从未去过爱尔兰——其实，他跟沃洛翰夫人本人一样，都不过是第三代爱尔兰裔美国人罢了。沃洛翰夫人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表示出非难之意，而是颇感兴趣。我记得，当时她拉着我坐下来问这问那。听说我父亲是原来英国统治时期的一个警察，这一下子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她整个人因为兴趣盎然而焕发出光彩，这是她性格的显著标志。她是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思想者。一个仁慈宽厚的人。因为她了解了我的身世，渐渐地，我也更看清了自己。一个犯罪的人从监狱出来找工作，一定要把自己的刑期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不管是谁接受了他都会了解他的一切，如果够幸运的话，他会遇到这样一些人，在他为那些人工作的时候，他会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意想不到的快乐。这有点儿像是我对沃洛翰夫人的感觉。不是服缓刑，而是获得了新生，和一群充满生气的人、没有偏见的人朝夕相处，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在我看来，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全心全意的。

塔格·布里给我写了信。那是一封很短的信，出自一个士兵之手。不久他又来到都柏林，开始追求我。父亲还算喜欢他。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他们的眼睛里有一抹阴霾，那是战壕的暗影。所以，赶上辅助警队招人，塔格便抱着侥幸心理去应试，结果被录取了。辅助警队里的大部分人也都是战争的幸存者。组建这支警队是为了对付爱尔兰国内的叛乱风潮。一开始，塔格很高兴，他异常激动，甚至于感激涕零。当然，父亲在他求职的时候提供了帮助。他为自己在从事一个类似于军人的职业，一个可以为国效劳的职业感到骄傲。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他不相信什么新爱尔兰，而是虔诚地热爱旧有的那个国家。新警队薪水还不错，但另一方面由于拨款不足，组建得非常仓促。他们几乎没有警服，起初警员们七零八落穿着各种部队的军装，半像是军队，半像是警察，因此得了个绰号，叫“黑棕团”<a id="jz_9_1" href="#jzyy_1_9">^[9]</a>。

这等于是一句脏话。一个诅咒。一句咒骂。这个，我心里一清二楚。

当时，父亲回到维克罗郡，在从前的老房子里安顿了下来。一直以来，他的弟弟都在经营农场，那是在基尔特根北面的凯尔沙伯格，作为休姆伍德庄园的管家，他算是继承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曾经担任的旧职。那是一座小小的村舍，依山而建，嵌在山坳里正好可以遮风避雨。我不知道，那座房子归根到底给了父亲怎样的庇护。不管怎么说吧，他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刮掉潮腻腻的墙面，把房子里里外外粉刷了一遍，找人来翻修了屋顶，还请了个泥瓦匠把破破烂烂的牛棚和鸡舍修整得像模像样。他打算在自家的老宅子里安享退休生活——他们家族有七代人都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成人的，作为一个曾经地位显赫的警官，父亲希望保持自己的派头，出行有辆小马车，身边有一个女儿照料自己的饮食起居。我确信，这本身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任何一个可以把自由先于未来赋予自己儿女的国家里都是如此，爱尔兰除外。但父亲还是仔仔细细地用石灰水粉刷墙壁，在窗台上摆放了新栽种的天竺葵，买来几只罗德岛红母鸡和矮脚公鸡，还有猪、小马和奶牛。莫德就要结婚了，我也一样，所以安妮留在他身边，洗洗涮涮、烧烤、拨火、擦亮家具。可怜的安妮由于患小儿麻痹症成了驼背，不可能嫁人，所以父亲十拿九稳能有个帮手。他还买了两条杰克拉西尔梗犬来吓跑老鼠。我和莫德住在汤森街的堂姐家，他们在那儿开了一家小卖铺，我们俩每隔两个星期就乘坐维克罗郡的大巴到乡下去。

亲爱的老凯尔沙伯格。那里是我的家乡，虽然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都柏林度过的。春天，山坡上冒出一大片白色的石楠花，有时候还没等到积雪融化，它们就在一个个雪堆上绽开上百万朵小花，看上去就像是又下了一场雪。安妮对自己把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感到很得意：厨房里的石板光亮如新，和餐具柜上亮闪闪的盘子相映生辉，宽大的壁炉里燃烧着一堆通红的泥炭，壁炉的石缝里住着一只亲切友好的蟋蟀。早晨，盛接雨水的桶里溅起的水花扑打在你面露惊讶之色的脸上，狡猾的母鸡总是企图溜进屋里体验人类的生活，乐于帮忙的猪见什么吃什么，包括在“僻静处”获得的战利品——人可以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大便，完事儿之后用一片湿润润的阔叶草擦屁股，真是比任何纸张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