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十六天（第3 / 3页）

然后，我真的转过身，走了出去，把他抛在身后。

我的直觉是留在他身边，看着他一路走好。这个直觉如此强烈，连理所当然的愤怒，甚至仇恨，都无法将它抹去。我的心在为他而流血，这感觉很奇特，就像他的身体在流血一样。我知道，他的整个下半身已经完全垮掉，我知道他在承受着异常的痛苦，他的肠道和上半身之间的隔离带也被摧毁了，他时不时就会来一阵粪便性呕吐，躯体根本不受意志的支配，这是多么可怕而怪异的情形——粪便从嘴里喷涌而出。我知道他在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我知道他归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不过我现在知道得更多了，我无法继续留在他身边。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此向上帝说声抱歉。我寄希望于上帝能够理解我的决定。是的，我心里抱着这样的希望。

他的护士开着一辆破旧的小轿车迎面而来，这个牙买加女人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是我早先在市场认识的。她长得圆滚滚，容光焕发，把西印度群岛所有的色彩都包裹在身上。我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她给了我一个无比欢快的问候。这份工作让她乐在其中。把一个个灵魂引入另一个世界。

他所说的一切我真的听懂了吗？日子一天天过去，时日已久，即使现在我也仍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明白他所说的话。他也曾经年轻过，当年我们都很年轻——我和塔格。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塔格作为一个警察都做过些什么。他很可能迫不得已犯下过可怕的罪恶。这当然有可能。在他生活的时代，在他自己的国家，他也许是一个职业杀手，一个年轻的职业杀手。身上背着累累罪行，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罪过。也许那些关于“黑棕团”的说法都是千真万确的，恐怕真有这种可能。一伙心狠手辣的年轻人。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读到一个故事，让我登时屏住了呼吸，脑海里浮现出早已离开人世的塔格：一辆克罗斯利军用车行驶在高特附近，恰好有一个女人抱着婴儿站在门口，卡车经过的时候，惨不忍睹的一幕发生了，有人开枪射击，子弹从孩子身体里穿过，进入母亲的胸膛，当她的家人从农舍里跑出来时，发现母亲和孩子双双倒毙在门槛上——一个新国家的门槛上。我如此陌生的祖国。诺兰先生受一封信的差遣和指示，开始在美国，在分割得整齐划一的各个州里，寻找我的丈夫，意在结束他的生命，结束他可以握在手里的一小把岁月，还有他未来的所有日子。诺兰先生刚刚把这段往事告诉我，他并不需要向我讲述整个故事，因为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当时我就在现场，我几乎可以说是看着他穿过艺术学院的大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因为那个人就是他。恐惧一步步逼近，一半是我眼中所见，一半是心中所感，我拽拽塔格的衣袖，他正久久地凝视着另一个男人的脸——生活在许多年前的凡·高那张褶痕累累，冷峻而充满苦难的面孔，用塔格的话来说，那是“他自己”的画像，我曾经做过努力，试图让他意识到危险临头。“别走，别走，再等一会儿，莉莉，再等一会儿。”黑衣人一步步靠近我们，全然陌生，毫无印象，身穿黑色大衣，头戴黑色帽子，他从黑色的大衣内衬里掏出一样东西，漆黑漆黑，没有光泽，一件钝器赫然在目，当然是一把手枪，我已无法让这个故事逆转——“塔格，塔格，快跑，快跑啊，我们遇上危险了，有一件东西，一件可怕的东西在逼近我们，那是什么？快跑啊。”黑衣人离我们如此之近，触手可及，看样子那么紧密无间，就像是要给塔格一个拥抱，啊，现在和他只有一寸之隔，他的胳膊伸进大衣内侧，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枪口喷出的巨大声响，在无比空阔的大理石修筑而成的展厅里回荡，啊，我的上帝，塔格应声倒下，就像屠宰场里的一头母牛，头上被钉进了一枚螺钉，子弹射进他的胸肋，总而言之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也许还在他身体里旋转了几下，从骨头里滑了出来，因为那颗子弹确实从我眼前闪过，我看见它撞到墙上，险些击中那幅画，这一幕怪异而可怖，那个冷酷的黑衣人，尚且年轻，身上揣着指示他去寻找并杀死塔格·布里的信件，信笺抬头印着三叶草、旗帜和竖琴的图案，折叠起来塞在他口袋里的某个地方，眼下，那张旧照片正散落在诺兰先生的床上，他就是当年那个年轻人……在过去这么多年里，他一直是我深深眷恋的朋友。此刻诺兰先生正躺在床上，他的胰脏搞了个恶作剧，把他摧垮了。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

我是个愚蠢的老妇人。我曾经深爱着诺兰先生，正如我对塔格·布里的挚爱，平心而论，甚至还要算上可怜的乔·金德曼。到处都是谋杀，还有鲜血；他自己的身体产生的粪便从嘴里涌出。

“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儿？”我问。

他的脸看上去似乎正在跟钟表一样嘀嗒嘀嗒地走着。这钟表失去指针已经多日，但古老的钟面上似乎有什么部位还在嘀嗒嘀嗒走个不停，或者说在呼呼地飞转，一圈又一圈，为鸣钟报时而奔忙。也许我太敏感，也太警醒，我真真切切可以听到血液在他脖子里一阵阵地涌动。他那颗年老的心脏还在用最后的疲乏劳累自己，做最后一搏。真相就是一切。我们不了解真相，我们不知道怎样得到真相，真相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天堂或者地狱的门口时，上帝会给我们当头一棒，让我们如梦方醒，就像警察向我们出示令状。真相，血淋淋的真相，我们完全被蒙在鼓里，但真相就是一切。

他确实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临死前的喉音充满了魔力，还有恐怖。

“我就是罗伯特·多尔蒂。”他说。

“杀死我丈夫的人？”

我站在人行道上。桑福德太太的田地全都在我的右侧，她种的马铃薯，茎叶在阳光下光彩闪耀，郁郁葱葱，形成一片与众不同的森林，如同排列着一千株树木盆景。

如果说方才我一直在诅咒他，此时我是在诅咒自己。愚蠢，老朽，干瘪皱缩的老太婆，一个爱尔兰厨子，甚至连发泄情理之中的愤怒都不能遂愿。

我得把仇恨放在一边，暂时抛开几个钟头，他也只有这么长时间的活头了。我心想，等他死后，等他的生命已经消亡，我再开始诅咒他，站在他屋外那条窄小的人行道上，滔滔不绝地咒骂他，我要狠命捶打他的棺材，号啕大哭，希望他下地狱，这是一个钟情的妻子在丈夫被死亡夺走的时候应该尽的本分。

但我知道，我必须回到他的屋里，给那位光彩照人的漂亮护士打个下手，她多半并不需要有人帮忙；诺兰先生，他曾经是我的朋友，也是杀死我丈夫的人，在他咽气的时候，我必须守在他身边。

他死在那天傍晚。

“我就是那个人。莉莉，甚至在你们还没有乘船到这儿来之前他们就知道你们要来美国。我们的组织发了越洋电报，让我做好准备，在你们踏上这片国土之前就动手。然后就到了芝加哥，虽然我确实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你们的下落。你们的真实姓名在轮船的旅客名单上，但我查不出你们下船之后去了哪里，我以为你们从此逃脱了追踪。但我转念一想，你们可能会尝试联系这里的亲戚，于是我就从这方面入手。你的表亲卡伦，他是叫这个名字吧？他在木材交易行当是个众所周知的人物，我没费什么周折就在迈阿密找到了他。我假装是你们的一个朋友，由此得知他确实收到了你的父亲，那位退休的老警察写给他的信，那封信过了许久他才收到，因为是寄给他在纽约的旧地址。他还好心地告诉我，你们还有一个芝加哥的地址可以去试试，他为自己没能帮助你们感到非常不安，我说，噢，放心吧，这算不得什么麻烦，我会尽力给他们帮忙。后来，后来就是美术馆里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又赶往克利夫兰，去要你的命，莉莉，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查到你的下落，因为没人知道你到底在哪儿，直到后来你的父亲给芝加哥警察局写信，问他们是否知道他的女儿莉莉·邓恩——化名葛瑞尼·卡伦，在什么地方。塔格·布里死了，他自然非常牵挂你。我在芝加哥认识不少警探，有人和我联系，说你可能在克利夫兰，你的名字在那里出现过。然而，当我再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已无心执行这个任务。在芝加哥，我明明有机会朝你开枪，那是我接受的指令，但我没有下手。第二次，我更是无法下手。你系着围裙，跟贝蒂·戴维斯<a id="jz_16_1" href="#jzyy_1_16">^[16]</a>一样漂亮可爱。”

我的头脑在飞快地旋转，对他的同情在我胸中慢慢凝结，就像柠檬汁滴进了牛奶里，我想转身就走，离开这个卑劣的混蛋。虽然我头脑中一片混乱，但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清楚。

“你本来应该杀了我，”我说，“这么多年来，你没有权利做我的朋友。不管怎样，当你杀死他的时候，等于把我的生命也夺走了。现在我应该杀了你。如果我的双手有力气，我就会杀了你。”

“反正我也只有一天可活了。医生刚告诉我。他想让我住进医院，可我对他说，别费心了。我身上带了个很小的吗啡泵，你听见声音了吗？他想办法给我安在了胸部。哦，没错儿。护士一会儿就来照顾我。如果你想杀死我就动手吧。我非常对不起你，莉莉。真对不起。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吧。当年，我们认为自己是在为爱尔兰做好事。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不忍心伤害你。于是我更改了自己的姓名和过往的经历。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过你。我去了底特律，在那儿开始了新的生活，勉强算是从事汽车组装吧，还结了婚，后来我妻子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过下去，于是我来到这里，找到了你，我决定——决定什么呢？——在靠近你的地方安个窝。在漫长的旅途中停下来歇息。我一直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内疚。我试图想办法给你一些补偿。我知道这很荒唐，想想所发生的一切，这简直太荒唐，太可笑了，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年轻人什么都不懂，或者说比这更糟糕，比无知还要无知。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打算告诉你。后来，我一点一点地爱上了你。从此更是无法开口。求你原谅我吧。”

“不，”我说，“我无法原谅你。我诅咒你。”